我死死掐着手心以保持清醒，让注意力落在我的指尖上，而不是她。
我恳求有马加奈不要出声：我需要伪装成正常的人，我会在量表上作假，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术，将痛苦削薄，免于吃药和住院的可能。心理医师对待来访者，像对待说谎的惯犯，他们将逐条缕析对方的认知误区。
但我要做彻底的骗子，我不想被治好。如果我正在做的事是错误，那就让我抱着错误活，至少这样，我还能依凭错误的我。

“最近有什么需要分享的事吗，阿库亚？”熟悉的开场白。
我熟门熟路地开始表演，感到她正在用理论的尺度衡量我，分析我，她抛出动人的话术，试图打捞我。但我同样是一位表演者和医生，两世以来，我几乎阅读过各流派心理学的主流著作。从理智上，我完全理解自己的困局，可这恰恰不是症结所在：我知道所有人类独自站立和救赎的方法，可是知道又有什么用，要紧的是情感的软弱。
这位女士是尽职的心理治疗者，但我对她抱有敬重的遗憾：她在白费功夫。她越做努力，我越知道自己想要的不是那些。我心中真正的答案只有一个字，正在砰砰直跳，呼之欲出。人类就是不讲道理的动物，依赖比思想更晦涩的养料生活。最专业的诊断，最鞭辟入里的分析，抵不过一个谈话间，偶尔停顿的感同身受的失语。那种了解你的苦难和罪恶后，努力摆出的轻松和怜悯，那样貌似宽容实则沉重的慈悲—抵不过有人从一开始就递出的无垢明亮的眼神，真心认为和你在一起是轻快和幸福的。在她的眼里，你从头到尾都好、都自由。
“我只是觉得你太聪明了，”咨询师找不出我的破绽，叹息着，“你会用各种方式，规避本不属于你的痛苦。”
我演出被她打动的表情，融化一点释然的神色。她说得对，但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太多。我耐心尽失，装成经过咨询后感觉好多了的来访者，以去洗手间为名义起身，暗示她结束本次访谈。

咨询师却消失了。原本戴着3D 眼睛，抱着爆米花桶，像看电影似的有马加奈，突然出现在医师的座位上。自大褂不太合身，她从长了一大截的袖口伸出食指，勾住我站起身时晃过来的指尖。我不动了。
“感觉好些了吗？唔，不舒服也没关系的。”
我的答案，我的痛苦，不把我当病人的医生，不在这场局内的小女孩，我被捉住的手指—我再睁眼，房间里还是两把椅子，咨询师和我坐在原位，有马加奈不见了。没有人曾经那样说话，没有人刚才触碰我、拉住我，可是明明我和她都活过。

我的身体从指尖开始颤抖，蔓延到胸腔，我痛苦地微微晃动，脊柱一节节坍塌，最终将脸深深地埋进手心。我开始哭，深深地、崩溃地大哭。在我不知道失去了什么的时候，那事物就离开我，而我还看不清—除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以为自己干涸的心，居然有这么多、这么深的眼泪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