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蜀吴两国的情形就不同了。四川在汉末割据的时候，大概使用刘璋的五铢，可能还有大泉五十或太平百钱。所以诸葛亮说：“益州民殷国富，而不知恤”。赤壁战后，刘备取得荆州，后来又向巴蜀发展，一定感到财政上的困难。有人说，刘备在荆州时，粟与金同价。他在攻打刘璋的时候，恐怕连军饷也发不出，所以才向士兵约定： 城破时，府库的钱财由士兵们分享。建安十九年（公元 214 年）攻入成都，果然士兵们抛弃武器而取钱财，这对于刘备的政治野心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此刘巴才建议铸直百钱，大概就是直百五铢。这直百五铢的重量不过等于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百倍，【这就意味着： 刘备以同样多的铜去换取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所以连帐钩也被搜括来铸钱。难怪史书说：“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了。】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那时蜀汉的经济基础已坏。曹奂说得好，“蜀蕞尔小国，土狭民寡”。又说，“虚用其众，刻剥众羌，劳役无已，民不堪命”。可见生产已遭到破坏，而租税也不能再加，只有进一步实行贬值。两公分重的直百钱大概没有维持很久，又开始减重。】不过这些年间，没有重要的战争。到延熙十二年以后，姜维屡次出攻，战费开支一定很大。直百钱由两公分减成一公分四，再减成一公分，再减为五六公厘，最后减成四公厘。若从直百五铢算起，减成二十分之一；若从蜀五铢算起，则减成五百分之一。大概蜀汉的币制和政权同时崩溃。

彭信威：孙吴在货币减重最严重的时候，在程度上并不亚于蜀汉，只是继续的时期比较短。史书说，物价翔踊，到底涨到什么程度，则不得而知。在废用大钱之前的一二十年间，物价总不会是很低的，以吕岱那样出身万里的大将，妻子都要挨饿，其他人民的生活就可以想象了。【所以单从币制上看来，三国统一于魏晋，不是偶然的。】

高敏《中国经济通史》：综观魏、蜀、吴三国的屯田制,在规模和数量上,魏国最大最多,吴国次之,蜀国又次之。 ……【故西蜀之速亡于魏,与其小农经济不如曹魏未尝无关。】 总之,三国时期钱币不统一,而且币制混乱。【曹魏政权在货币政策上曾一度摇摆不定,但态度总的还是倾向于稳健的。】东吴和蜀汉所铸行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直百”、“直百五铢”等皆系虚价大钱,而且钱币重量也不断减轻,东吴后来甚至铸出了“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的大钱,【以货币减重作为财政搜刮的手段。因而吴、蜀两国的货币流通状况皆比不上曹魏,币 值不稳,“物价翔涌”的现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朱安祥《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关于蜀汉政权兵户的数量，范文澜曾指出：“汉国人口只有 94 万，士兵却多至 102000 人，官吏多至 4 万人。普通户大抵每 8 人就得有 1 人当兵，实际是老弱妇女以外，几乎所有男子都被迫当兵。”高凯进一步认为：蜀汉统治者制定的这种连年征战的政策，使绝大多数青壮年男子丧失了人口再生产的机会，导致了国家人口与性比例的严重失调，最终加速蜀汉政权的灭亡。】 直百五铢钱体型最大者重 10 克左右，最轻者约 2.5 克，这种实际重量仅为东汉五铢钱的四五倍，但却要规定作价百枚使用的钱币属于虚值货币无疑，【这就意味着统治者以数量极少的铜，换取了民众手中四十多倍的物资，难怪铸造这种钱币数月之间就能达到“府库充实”的效果。为了铸造更多的钱币，刘备甚至“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

王怡辰《魏晋南北朝货币交易和发行》蜀汉钱中减重的小型“太不百钱”以及“直百”、“定平一 百”，都是直径不到2公分的小钱，反应出东汉以来“钱贱”的后遗症，一百的面额大约只有两铢重，当百的“百”这个数字已经是毫无意义的虚价，著这种一天一百枚的“百钱”过日子，那不但谈不上奢华，可能还要饿死在陋巷里，但从这个指标可以反映出，蜀汉的物价应该比华北的曹魏还贵

陈彦良《魏晋南北朝的通货膨胀与紧缩》：出土实物可以看到,后主刘禅建兴(223-237 年)之后的直百五铢,形体逐渐变小,减重趋势明显。这个时期的“直百五铢”钱,最小的直径只有 24 毫米,重 3 克左右,也有仅 2 克的。1978 年 1 月四川威远黄荆公社发现的另一批窖藏直百五铢,“第 I 型大而薄,第Ⅱ型大而厚,第Ⅲ型小而薄”。【从这三种直百五铢类型的变化,也可以看出贬值的趋势与劣化的严重。】 综合上述数据,直百五铢初铸时比较厚重,每枚在 8 克以上，后来逐渐轻薄。从考古实物透露的讯息,可知“直百五铢”在初铸之时的实际重量只为原来蜀地流通五铢的 3--5 倍,其后则轻劣到不足1倍,但币面上的名目价值始终都一样是100倍。【这个现象,反映出“直百五铢”发行伊始,即以价值灌水的姿态出现,其后则呈现名义价格不断膨胀的趋势。凡此证明,蜀汉政权铸行“直百五铢”的主要目的,是不断地利用权力高估其铸行的“灌水”铜钱,借由真实价格的扭曲来取得军民物资。】

陈彦良《魏晋南北朝的通货膨胀与紧缩》曾咏霞认为,由于诸葛亮主导的对外战争,蜀汉财政吃紧,“直百五铢”减重至 3 克以下,以后更不得不进行变更铸币,发行 2 克重的 “直百”钱。此后 14 年没有战事,故“直百”钱的重量得以维持。直到后主延熙十二年(249 年)以后,姜维屡次出战,军费支出增加,“直百”钱开始减重,从 2 克相继减为 1.4 克、1 克、0.6 克,直至 0.4 克。
蜀汉政权以一州之力,联孙氏以抗曹魏,不免力不从心。在诸葛亮时代,尽管他有出色的政治长才,依然造成“空劳师旅,无岁不征……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的情况。到姜维主政时期,更成“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虐用其众……刻剥众羌,劳役无已，民不堪命”的结果。蜀汉因多年征战内部经济生产已遭摧残,难以再通过提高租税来支持财政,因此诸葛亮与姜维不得不先后将货币 贬值,以弥补国库需求。 蜀汉钱币还有“直一”……【如果“直一”与其他铜钱同时使用,那么实物证据表明的是,蜀汉 的货币制度除了膨胀发行之外,也没有遵守金属铸币的合理比价原则。从这一点亦可以看出蜀汉实行的基本上是一种不健全的币制，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经济不可能长足发展,是可以断言的。】

陈彦良《魏晋南北朝的通货膨胀与紧缩》：【如张俨所评,诸葛亮治蜀十多年间,“空劳师 旅,无岁不征……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与东吴自“不相伯仲”。循其本源,三国对立的政治及军事结构,决定了东吴与蜀汉两政权为求抗衡,必须整合境内包括人力物力等所有资源,提高 控管的程度,这正是蜀吴两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 较之于两汉,蜀吴政权的钱币铸造数量还是太少,从这个角度看,蜀吴境内由于通货不足而衍生的经济紧缩是两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而大泉、直百等减重、灌水钱币的发行,成为吴蜀物价扰乱、市场阻滞的最重要变量。总之,通货供给不足,价格又将因虚值钱币的频繁发行而发生“膨胀性扰动”之现实,构成蜀汉、孙吴两国 社会经济结构的货币基础。】

石俊志《刘备与虚币大钱》：铸行虚币大钱掠夺民间财富用来支持战争，是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货币制度变化的一个特点。刘备铸行"直百"钱，为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铸行虚币大钱起到了示范的作用。然而，综观历史长河，铸行虚币大钱的方式并非刘备所首创，西汉末年的王莽就曾大规模铸行虚币大钱，从而将国家推入战争的深渊。铸行虚币大钱可以扰乱经济秩序，将国家推入战争，也可以将社会财富集中起来，用来消灭军事强敌。【但是，朝廷铸行虚币大钱掠夺人民财富，使人民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终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并为后世人民所唾弃。】

周一良《论诸葛亮》：诸葛亮的统治，除去信赏必罚之外，却看不出与民休息的意图。在某种程度上，诸葛亮的统治下的益州人民似乎负担更加重，生活更困苦一些。诸葛亮治蜀后，蜀国经济情况未见更好，反而呈现后退现象。吴人张俨已指出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调役”。再看诸葛亮自己的话，《出师表》开头就说天下三分，而“益州疲敝”，诸葛亮这样说足见益州已经不是国富民强的局面。在有一条政令中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公然承认蜀国民贫，【假如国家财政完全依靠蜀锦的贸易，可以想见一般生产是多么的不振。】蜀国虽然政治清明，但却是建立在严刑峻法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因而繁荣富足的基础上的。而反观魏国，经过休养生息，其经济实力已经从落后于吴蜀，发展到超过吴蜀。论统一全国的条件，蜀不如吴，吴不如魏，但尽管如此，魏国也没有轻易就大动干戈，直到最后条件成熟时，才一举发兵，统一中国。仅此观之，魏晋的统治者也要比诸葛亮高明不少。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尽管益州是沃野千里、有“盐铁之利”（《三国志·蜀志·吕乂传》）的天府之国，如前所述，蜀地的织锦业，又非常发达，可是要动员十万以上兵众来长期和魏进行战争，军费浩大，仅仅倚靠这些收入来作为“决敌之资”，还是有困难的。诸葛亮对南中地区用兵的结果，保证了西南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另一方面，“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因此也给西南少数民族的劳动者们带来了蜀汉政权对他们的沉重的剥削和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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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三国史》：袁子论诸葛亮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曰》但以蜀汉小国，连年征战，虽然是“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黎庶追思”，而社会经济总会受到破坏，人民会因而生活困苦。【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其《述佐篇》论诸葛亮是有见识的。他说:“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 残，西土苦其役调。”(《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 国内受其灾荒，西土苦其役调，也是实情。历史，对事对人都不能只看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