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控制人口
经济思想史学家赵靖认为：“洪亮吉并不能算作中国的马尔萨斯，这个头衔应该归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汪士铎。晚清时期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尚未传入，汪士铎便已有了控制人口数量的打算。汪士铎的人口思想形成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其在《乙丙日记》中将太平天国起义的根源归结于人口问题（“世乱之由，人多”），认为是人口膨胀造成了国家的动荡（“生齿日亿兆，山泽力难养”、“度其果饱温，未忍去乡党”），而维护社会稳定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人口，使其与国家经济规模相适应（“夫民不可过少，亦万不容过多”[4]）。此处甚至能看到八十年代一胎化前夕，宋健等学者用社会工程学论证计划生育必要性的影子。在他看来，土地是有限的，不断增多的人口定会造成土地资源稀缺，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他还认为人口增多会与行政资源形成矛盾（“官不足以官之……不为乱不止”），乃至于引发聚众造反，甚至导致人才越来越少。
为了解决心目中的人口问题，他提出了晚婚晚育、弃农经商、歧视妇女、屠杀民众等办法。汪士铎是中国近代倡导晚婚晚育的第一人，认为应该“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同时，他对农民的厌恶之情也令人咋舌（“天下最愚、最不听教诲、不讲理者乡人。自守其所谓理而不改，教以‘正’则哗然动怒，导以为非为乱，则挺然称首”）。不同于以往重农抑商观点的出发点，汪士铎认为农民的生育数量一直很高，而城市商人的生育率更低，因此才提倡农民经商。
汪士铎还认为，防止人多的关键在于控制妇女数量（“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并由此派生出杀伤妇女的主张（“长治久安之策，弛溺女之禁，推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他为了保证自己的主张得到执行，设计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立溺女之赏”、“严立妇女之刑”、“妇人严禁文绣之技”、“家有两女倍其赋，……严再嫁之律，犯者斩决”【5】。除此之外，他还要求“非富人不可取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既生子，而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即皆佳矣，亦可留一子，多不可过二子，三子即溺之，吃冷药使勿孕”、“立清节贞女之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也就是说，他要求淹死刚出生的女婴，给妇女服用打胎药物，对生育多的妇女施行金钱处罚。他把这种控制人口的办法当作救世的良方，“行之三十年而民可渐减，行之六十年，而天下皆富矣”。
汪士铎为了实现消灭七八成人口的目标，热烈期望着各种屠杀（“草芟而兽猕之”、“天不以刀兵消息之，何法处此”、“天不行疫使人死，女子格外多寿”、“水旱疾疫”）。汪士铎就是这样在《乙丙日记》中竭力赞美和追捧令常人闻之色变的天灾、人祸和瘟疫的。
二.反儒颂法
汪士铎并不是一个陈腐的老儒，他激烈地批判“传统儒家”。他在日记中用“过仁酿乱，过文无用”、“迁腐”、“浮夸”、“空谈”这种词语来责难孔子，认为现实世界要讲霸道而不是王道。对于孟子，他评为“无理取闹”、“大言不惭”、“惑世诬民”的“害人精”。在他看来，仁义道德是不能治国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能控制社会（“立太公、周公、孔子于上，而以韩、申、商，又辅以白起、王翦、韩信，配以管仲、诸葛，则庶乎长治久安之道矣”）。他提倡的十四徳（“城府阻于洞壑”、“机械捷于般倕”、“明睿炳于水鉴”、“灵警敏于鬼神”、“断制决于齐斧”、“勇敢鸷于雕隼”、“谋谲诡于良平”、“武略百于起翦”、“矫捷奇于猿猱”、“言辩敏于苏张”、“巧诈给于汤宏”、“残忍过于闯献”、“深刻倍于商韩”、“威力迈于贲育”）也没有一样不是反对儒家的。
汪士铎认为儒家的王道、仁爱是没有用处的，应该要严、要杀，主张“爱克”与“威克”，认为民之“畏威”甚于“归仁”，人民既然只畏威而不慕仁，则“威克之功大哉”，则此时治理天下，不但不应行仁爱，反而“要至不仁”【6】。他在日记中经常把满清的失败归咎于仁义，他认为满人错在过于仁义，杀得不狠，杀得不多——对于熟知历史的人来说，仅这一条就足够反常识了。他曾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向满清献策，召募江淮一带“诸剧盗”，以加强清军的战斗力；杀光狱中的囚犯以防暴动；将城外附近的房星、船只、木料、粮食，一律烧光抢光，以断绝太平军的凭借【7】。他就是这样不断赞扬、呼唤凭借暴力、动辄屠杀的治理方式的。
在汪士铎看来，应该以“能杀敢杀”作为各级官员的选拔标准，“各级官员均以威断多杀为贵，有言仁慈不嗜杀者立斩” 。并提出把“光棍游荡少年”编入满清军伍，来提高杀伤力，以对抗太平天国。他还提出定额杀人：“各州县以岁杀光棍三十个、盗五人为称职，割取左耳送刑部验收，如果杀的是“贼”不是“盗”，则两个“贼”抵一个“盗”。乃至于叫嚣“各总督以岁杀万人为定额。”
三.拥护满清
汪士铎在日记中对于妇女和儒家大加批判，却真心实意地颂扬满情。他说“今日岂少廉吏？”、“今国家可谓至仁，行王政，行仁政矣”。在他眼中，满情不仅大仁大义，而且比得上三代之治（“今日之法度规画，虽使尧殚周孔为之未必有过于今日之治平，虽唐虞三代之盛，未必愈此”）。
他极度反感汉族自古以来的华夷之辩，声称华夷之分是荒谬的、无聊的——“夷狄者，古人之私心而有激之言也”，绩溪人士说清朝的冠服不如明代，汪氏反驳说明代人的冠服也不是三代之法服；绩溪人士说满人名字译音甚怪，汪氏说经书中也有这一类怪名字。他说“夷”之一名不能成立，所谓“中国”，也是一个逐渐形成的概念——“所谓中国者，渐拓渐广，遂取古人所谓夷者中国之，然则后人安见不六合一家无所谓夷也”。究竟谁是“中国”，谁是“夷狄”，根本没有定界，他认为如照着现代人的议论推下去，“伏羲神农舜禹文王为夷”。他甚至反对历史上以汉族为主的正统论【8】。在当前的舆论生态里，大多数知识分子也赞同这一点。他们经常引述元儒许衡对韩愈原文的篡改版本——“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来论证中国只是供各民族胜者随意摘取的一顶帽子，而不是汉族的民族国家。不消说，汪士铎的华夷观，又跟当今的主流民族观和对“中国”这一词的解释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