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发表)
半年前,我有幸应邀前往合肥观摩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赴台节目预演,再次欣赏了曾轰动京沪、饮誉香港并一举夺得 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的《红楼梦》。这部由沪、皖两地艺术家们合作创作的戏剧在经历了由版权官司引起的停演之后再度在舞台上重放光辉.实在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应该说,这部根据《红楼梦》原著改编的同名戏曲在表演、舞美、灯光,音乐等方面上的创新还是有许多地方值得肯定的。但是,就其文学剧本本身而言,由于创作者片面追求“新颖”,盲目地把寻找与当代观众的心灵交融点,体现“现代意识”,塑造有一定思想深度的人物形象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在创作过程中,把今人对历史(包括作品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的理解、阐述、引申强加给古人,使剧中人物成为作者的传声筒,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现代意识”的误区。
黄梅戏《红楼梦》是以贾宝玉为主人公组织情节的。我们知道,曹雪芹、高鹗笔下的那个出身在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宝二爷,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细胞里慢慢孕育形成并呼吸着时代空气而成长大的”。他是没落阶级的破落户子弟的典型,而绝不是代表新兴阶级的“英雄”。虽然,大观园的残酷现实使他用自己娇嫩的手,握住了反封建的大旗,“并把它举到了一个贵公子所能举到的高度”(俞平伯语)。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阶级的关系,使他的叛逆性只能达到一定限度,而不可能对旧的现实进行理论批判和行之有效的斗争。
别林斯基说过:“艺术是真实的表现,唯一现实才是至高的真实。”而《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作家无比真实地刻画了这一封建贵族阶级“多余人”的典型。而在同名黄梅戏中,这位经过“现代意识”改造的贾宝玉却成为了一个敢于砸烂旧社会的自觉斗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识的思想先知先觉者。这是明显有悖原著的。为支撑这个创作意图,作者虚构了二个场景。一是让蒋玉函出逃,宝玉对此表示极大的理解,而蒋的“作一个飘飘洒洒的自由人”的追求更坚定宝玉照本来样子生活的信心,最后促成了宝玉的出走。二是让宝、黛二人对着怡红院大门又踢又砸又烧,借以展现二人对封建势力的强烈反抗和必除之,而后快的斗争精神。翻开原著百二十回,我们却连一个影子也找不到。试问,曹老先生笔下那个奴隶性十足的戏子何时成为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争作“自由人”的个性解放者了呢?那一对贵族公子、小姐何时变成了文ge时期的“hong卫兵”,用打砸烧的火爆行为去摧毁那个世界了呢?
笔者始终认为,这种严重违背历史和生活的真实而创造出来的作品,即使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一些赞赏,其艺术生命力也是不会太久远的。单纯的图解思想,让剧中人物成为作者的代言人是黄梅戏《红楼梦》的另一大失误。由于戏的主创人员错误地认为,90年代的观众已没有时间和耐心在观看了舞台上展示的宝黛爱情悲剧之后再细细体味其中深刻的主题内涵和社会意义,他们需要的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因而,要想在短时间内引起观众的共鸣,就必须把作家所要表现的全部意念,在赋予一定的时代意义之后由剧中人物直接加以说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剧中人物与现代观众的心灵交融。比如作者想要表现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间的裙带关系,他不是通过具体事件加以展现,也不由局外人描述,而是干脆让贾母坐在华堂之上发出了“我们贾史王薛四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感慨,借以一言蔽之。这样明白是明白,但观众在莫名其妙获得这个定论之后,不由会纳闷堂堂荣国府的老太太是什么时候在红学研究者的位置上,对四大家族的整体形式作出如此精辟、全面的分析的呢?在黄梅戏《红楼梦》中这样的情况可谓比比皆是,笔者认为作者这种盲目地把今人的话加到古人头上,把红学研究得来的定论通过古人之口直接阐述的作法,不仅有悖于原著的精神,而且艺术上也流于浅薄了!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难道我们对《红楼梦》这样的文学名著进行改编时只能停留在当时的思想水平而不能体现时代特征,只能囿于原著而不能作应有的再创造吗?答案是否定的。要想把一部汪洋浩瀚的《红楼梦》提炼成三小时的篇幅,在时空限制极大的戏剧舞台上加以展现,编者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原著的深刻理解是很难完成的。改编也是一种再创作,其中必然会溶入作者对作品的独特审美取向和时代的要求,那么,在对文学名著进行改编上演时,应该怎样辩证地看待“现代意识”与古典小说所展现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呢?#黄梅戏##红楼梦#
半年前,我有幸应邀前往合肥观摩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赴台节目预演,再次欣赏了曾轰动京沪、饮誉香港并一举夺得 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的《红楼梦》。这部由沪、皖两地艺术家们合作创作的戏剧在经历了由版权官司引起的停演之后再度在舞台上重放光辉.实在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应该说,这部根据《红楼梦》原著改编的同名戏曲在表演、舞美、灯光,音乐等方面上的创新还是有许多地方值得肯定的。但是,就其文学剧本本身而言,由于创作者片面追求“新颖”,盲目地把寻找与当代观众的心灵交融点,体现“现代意识”,塑造有一定思想深度的人物形象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在创作过程中,把今人对历史(包括作品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的理解、阐述、引申强加给古人,使剧中人物成为作者的传声筒,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现代意识”的误区。
黄梅戏《红楼梦》是以贾宝玉为主人公组织情节的。我们知道,曹雪芹、高鹗笔下的那个出身在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宝二爷,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细胞里慢慢孕育形成并呼吸着时代空气而成长大的”。他是没落阶级的破落户子弟的典型,而绝不是代表新兴阶级的“英雄”。虽然,大观园的残酷现实使他用自己娇嫩的手,握住了反封建的大旗,“并把它举到了一个贵公子所能举到的高度”(俞平伯语)。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阶级的关系,使他的叛逆性只能达到一定限度,而不可能对旧的现实进行理论批判和行之有效的斗争。
别林斯基说过:“艺术是真实的表现,唯一现实才是至高的真实。”而《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作家无比真实地刻画了这一封建贵族阶级“多余人”的典型。而在同名黄梅戏中,这位经过“现代意识”改造的贾宝玉却成为了一个敢于砸烂旧社会的自觉斗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识的思想先知先觉者。这是明显有悖原著的。为支撑这个创作意图,作者虚构了二个场景。一是让蒋玉函出逃,宝玉对此表示极大的理解,而蒋的“作一个飘飘洒洒的自由人”的追求更坚定宝玉照本来样子生活的信心,最后促成了宝玉的出走。二是让宝、黛二人对着怡红院大门又踢又砸又烧,借以展现二人对封建势力的强烈反抗和必除之,而后快的斗争精神。翻开原著百二十回,我们却连一个影子也找不到。试问,曹老先生笔下那个奴隶性十足的戏子何时成为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争作“自由人”的个性解放者了呢?那一对贵族公子、小姐何时变成了文ge时期的“hong卫兵”,用打砸烧的火爆行为去摧毁那个世界了呢?
笔者始终认为,这种严重违背历史和生活的真实而创造出来的作品,即使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一些赞赏,其艺术生命力也是不会太久远的。单纯的图解思想,让剧中人物成为作者的代言人是黄梅戏《红楼梦》的另一大失误。由于戏的主创人员错误地认为,90年代的观众已没有时间和耐心在观看了舞台上展示的宝黛爱情悲剧之后再细细体味其中深刻的主题内涵和社会意义,他们需要的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因而,要想在短时间内引起观众的共鸣,就必须把作家所要表现的全部意念,在赋予一定的时代意义之后由剧中人物直接加以说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剧中人物与现代观众的心灵交融。比如作者想要表现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间的裙带关系,他不是通过具体事件加以展现,也不由局外人描述,而是干脆让贾母坐在华堂之上发出了“我们贾史王薛四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感慨,借以一言蔽之。这样明白是明白,但观众在莫名其妙获得这个定论之后,不由会纳闷堂堂荣国府的老太太是什么时候在红学研究者的位置上,对四大家族的整体形式作出如此精辟、全面的分析的呢?在黄梅戏《红楼梦》中这样的情况可谓比比皆是,笔者认为作者这种盲目地把今人的话加到古人头上,把红学研究得来的定论通过古人之口直接阐述的作法,不仅有悖于原著的精神,而且艺术上也流于浅薄了!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难道我们对《红楼梦》这样的文学名著进行改编时只能停留在当时的思想水平而不能体现时代特征,只能囿于原著而不能作应有的再创造吗?答案是否定的。要想把一部汪洋浩瀚的《红楼梦》提炼成三小时的篇幅,在时空限制极大的戏剧舞台上加以展现,编者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原著的深刻理解是很难完成的。改编也是一种再创作,其中必然会溶入作者对作品的独特审美取向和时代的要求,那么,在对文学名著进行改编上演时,应该怎样辩证地看待“现代意识”与古典小说所展现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呢?#黄梅戏##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