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在一个炎热夏季的夜晚说起她想去云南做生意。
那时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在湖南省西南片区的一个小县城。母亲在县城中心的商场租下一个摊位,贩卖些日用品,父亲每天跟七八个同龄人坐一辆微型卡车,载着满满一车货物,到县城周边乡镇贩卖日用品,他们俗称“赶场”。每个乡镇“赶场”的时间都不一样,刚好一周一个轮回。
父母都是农民出身,家里穷,没机会读书,很早就出来谋生。因为爷爷很早就去世,父亲十多岁时就开始在村里的煤矿挖煤补贴家用,二十岁出头与母亲结了婚。勤劳朴实的两人,觉得在乡下待着没什么前途,于是有了外出做生意的想法。第一站去了广州,几个月便回来了,原因是大城市太难生存。第二站,便是上文提及的小县城。
县城很小,建成区面积约摸一平方公里,一条清澈的小河穿城而过,河流两边都是侗族特色的房屋。我们居住在县城边缘,靠近山脚,是一栋木质的侗族高脚楼。房屋有两层,一层住人,二层堆放杂物。以房屋中心的堂屋为界,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堂屋左侧一间四十余平米的房间里,房东居住在堂屋右侧,面积大约是我们的两倍,有三个房间。房屋后面是一个院子,供我们两家人一起使用。院子外面是一片竹林,一直延伸到山顶。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小县城的日子是非常幸福的。我们一家三口每天的生活很简单、很稳定。早上洗漱完,我会跟父母一块出门,在一个十字路口分开,分别去往不同的地方。中午放学,我会去母亲的摊位上,跟她一块吃午饭。午饭是早上从家里带来的,装在保温饭盒里。每天中午去学校之前,母亲都会给我五毛钱,让我在路上买一个苹果吃。晚上,我们一起出门散步,或是到县城唯一的录像厅看一场电影,回家路上有说有笑讨论剧情。但不曾想到,当母亲提出去云南做生意的时候,往后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个炎炎夏日,我和母亲晚饭后外出散步。我们走到一座侗族风雨桥上,在桥上找了一处椅子坐下。当地人管这座桥叫“花桥”,桥上一到晚上很很热闹,人来人往。有小商小贩在叫卖爆米花、棉花糖、糖画、冰糖葫芦,也有形形色色的居民往来散步,还有一两个老人悠然自得地拉着二胡,哼着小曲,引来众人围观。那时的桥上没有绚丽的霓虹灯带,往桥下的河面望去,只是如墨般的漆黑一片。
母亲似乎有心事,一直严肃着脸。我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母亲向来对我要求严格。就在我拼命思索的时候,母亲突然开口问我,想不想跟她一起去云南。那时六七岁的我没听说过云南,也不知道云南在哪。我不想与母亲分开,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想去。母亲听完我的回答后淡淡地笑了笑,让我回去后跟父亲说。
难道父亲不跟着一起去吗?我心生困惑,却并未询问母亲其中缘由,而是在回家后跟父亲说起这件事。父亲正在邻居家里看电视,和邻居开心地聊着电视里的内容。听到我问题,他的笑容顿时收敛起来,直接拉着我回家,也没跟邻居打声招呼。那时,我终于意识到,父母之间有了矛盾。
往后一段时间,父母两人有了明显的争吵。他们争执的焦点,是六千块钱。这六千块钱的来龙去脉我那时并不清楚,但他们吵得很激烈,导致邻居也赶过来劝解、调和。最终,母亲一气之下回了老家,我在二年级学期结束后也跟着父亲回了老家。在老家见到母亲时,她瘦了不少,一脸憔悴,见着我也没有表露出很开心的样子。奶奶见着我倒是很开心,拉着我到房间里,给我塞了不少糖果。吃着糖果,我忘记了父母两人之间的矛盾。
在老家那段时间,我光顾着和村里的同龄人玩耍。在田里抓蝌蚪、在河里抓鱼,在邻居家里看电视、捉迷藏,尽情享受快乐的时光。父母那段时间应该是在讨论去云南的问题。也不知过了多久,某天夜里吃饭时,沉闷的氛围压抑着父亲、母亲,还有我,唯独奶奶一直在活跃气氛,说去云南就去云南吧,能挣钱就行,过年了常回来看看。那时我才知道,父亲同意我和母亲去云南了。他则会将家中的事情先处理好,晚些时候再去云南。
为什么要去云南?我那时并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晚饭后,父母在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出发。奶奶独自一人在厨房洗碗。我经过厨房时,发现奶奶心不在焉,一个碗洗了又洗,筷子搓了一遍又一遍,似乎永远洗不干净。见我在一旁,奶奶马上露出慈祥的笑容,告诉我去了云南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好好用功读书。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离开了厨房。
第二天吃完早餐,父母提着大包小包行李,朝村口走去。奶奶拉着我的手,跟在父母后面,一路上都在叮嘱我注意这注意那。她抓得很紧,深怕我一不留神就跑了。我有些心不在焉,脑海中满是接下来未知的旅程。在村口等待班车的当口,奶奶给我塞了几十块钱,让我买点自己喜欢吃的零食。很快,班车来了,我和父母上车,奶奶则在一旁静静的看着,挥手与我们告别。我丝毫没有意识到,那是我和奶奶最后的告别。
在县城的汽车站,我和母亲上了一台卧铺车,父亲帮忙放好行李,叮嘱了几句,然后在站台上与我们挥手告别。我也朝他挥挥手,内心有些不舍。但想起不久之后父亲将再次与我们团聚,我的心情又瞬间变好了。随着车辆缓缓离开站台,我和母亲也即将迎来三天三夜的旅程。
-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