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家族到家庭：杜甫研究的视角转变
从杜审言开始，杜家对外自称始终是京兆府人氏，这在出土墓志和杜甫诗文中已有多处例证。《旧唐书》“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的说法，在杜家的实际交往中似乎都失效了。何以如此？这就涉及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即中古士族郡望背后的现实经济诉求。从汉末到唐亡的七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中古”时期，这一阶段最为显著的特征，则是士族。按照陈寅恪的观点，中古士族有四个特点：家学、礼法、婚姻、仕宦。在他看来，“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若古代之士大夫阶级，关于社会政治者言之，则中岁以前，情感之部为婚姻。中岁以后，事功之部为仕宦”。陈寅恪所谓的士族家学，是针对先秦“学在王官”的局面而言，体现了士族在知识话语中的绝对优势。家学传承集中外化为严格的礼法，对整个中古社会的伦理与秩序产生着持续的规训和影响。高门大族间的世代通婚，使得士族门阀得以世代传承，而其终极诉求，则仍无外政治上的积极进取。
杜甫出自京兆杜氏，他的身上具有中古士族的普遍特征。杜甫与李乂、狄博济诸人叙旧，在盛赞“神尧十八子”（《别李乂》）及“狄公执政在末年”（《寄狄明府》）的同时，每每不忘以“子建文笔壮”或“在汝更用文章为”诸语称道其学术，充分体现出家学礼法在士族中的崇高地位。他用“代北有豪鹰，生子毛尽赤”（《送李校书二十六韵》）夸奖李氏一门，以“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梳理与王砅一家的亲缘关系，足见中古士族对于谱系传承与郡望姻亲的矜耀重视。至于他早年“立登要路津”的自我期许，“致君尧舜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献赋获得出身后“家声庶已存”（《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的如释重负，以及困居夔州仍然看重的“画省香炉违伏枕”（《秋兴八首·其二》），则是其仕宦追求的真实写照。凡此种种，反映了杜甫身上的士族属性，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细致。
不过，无论是整体探讨还是个案分析，对中古士族的研究大体不出家族范畴。但社会终归是由一个个细致而微的家庭构成。
诚然，士族推崇郡望，重视姻亲，但这些伦理与亲缘因素，其实是建立在家庭经济之上的。历史学者们借鉴了韦伯（Max Weber）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从中古士族社会中析出了身份、财富、权力三种要素，在陈寅恪归纳的士族属性中引入了经济维度，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入。杜家在6—8世纪的迁徙路线，可梳理为“襄阳—怀州—洛阳巩县—洛阳偃师—长安杜陵”。伴随着这一过程，杜家的居住地实际上在不断优化，由汉水流域迁往黄河两岸，一步步接近洛阳，最终向西在长安扎根。这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断趋利的家族迁徙过程。“京兆杜氏”的自我介绍，流露出杜家对京师居民身份的矜耀与重视，只不过这种心态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郡望外衣。
不止郡望，士族的诸多属性都随着经济维度的引入而呈现出更为深刻的意义，反映在学术旨趣上，是士族研究由家族视角转向了家庭视角。中古时期士族门阀之强势，很容易使研究者忽略具体的家庭在生计、生产、伦理、交游等诸多方面的表现，而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而言，家庭才是他社会活动的根本立足点。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中古家庭史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对唐代家庭结构、婚姻制度、夫妻关系、女性角色、家庭财产构成、市井生活与民间信仰等问题的研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深入。以往掩盖在郡望大族之下的士族家庭，逐渐显露出真容。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可以说，士家大族的情况总体类似，具体的家庭却各自不同。
当然，如果要从这些风貌各异的万千家庭中找出共性，那么最为典型的，恐怕就是唐人家庭表现出的二元式复合型特征，可分为“同财共活”和“同籍别居”两类。出于赋税、道德等现实考虑，唐朝国家并不鼓励过度的分家析户。然而，随着核心家庭的代际演进，分家析产势所难免。官方的倡导与民间的实情存在巨大偏差。无论士族高门还是平民百姓，唐朝的每个家庭其实都面临这样一种矛盾。
对于杜甫来说，他的家庭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先后婚配薛氏和卢氏，杜甫的父亲杜闲则先后婚配崔氏和卢氏。杜审言初婚薛氏共生六个子女，续娶卢氏只生了三个子女；而杜闲初婚崔氏仅生有杜甫一人，续娶卢氏则生下了五个子女。在杜甫中年以前，杜家维持着杜审言以下的大家庭，薛氏所生子女人数多、年龄大，在家族事务中占有优势。杜闲去世后，杜甫承担起大家长的角色，在首阳山下筑室卜居、二姑母议谥、继祖母庭院营造假山、薛卢二氏与杜审言合葬格局等重大事件中，表现出决定性的话语权。继祖母卢氏死后，杜审言一代的大家庭事实上趋于分离，杜甫后半生更多经营的，其实是杜闲一代的家庭。
因此，当我们摆脱郡望等士族研究的束缚，将杜家的百年变迁析分为一个接一个的核心家庭时，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浮现出进一步解决的可能性。杜家的代际传递、家产析分、内部张力、女性形象，都在这种视角转换中变得清晰而立体。这些问题不能说迎刃而解，但至少不再遮遮掩掩。

三、杜家与文学派
历经武周前期的酷吏政治，高宗朝旧臣以及李唐宗室被清洗殆尽。以圣历年间下诏纂修《三教珠英》为标志，武则天开始了大规模的修书工作，与此相伴随的，是科举选人的进一步普及。修书与科举，成为武周后期巩固统治的两个重要手段，孕育出了一批后来在玄宗朝政治舞台上大有作为的文学之士。武周政治与文学的这条历史脉络，早在唐后期便为当时人所清晰感知。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在系统梳理唐代政治史时，明确指出了武则天对文学的推动作用，认为“自武则天专政破格用人后，外廷之显贵多为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而玄宗御宇，开元为极盛之世，其名臣大抵为武后所奖用者”。基于陈寅恪的论断，汪篯随后提出了唐玄宗朝的文学与吏治之争假说。在汪篯看来，姚崇与张说分别沿袭了武周时代的吏治与文学两种政治理念，两者的分歧逐渐演变为集团间的斗争。这一分析模式看似简单，实则具有很强的适用性，至今对于唐中期政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8世纪初文学派的一员。
当然，“文学—吏治”只是一个历史分析模型，文学派内部其实暗流涌动，各有不同。最为显著的分歧，在于武周末年文学派人士对于“二张”集团的不同态度。晚年的武则天刻意培植了以张易之、张昌宗为代表的内宠力量，而其㩴取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笼络文学之士编修类书。杜审言的故交李峤、崔融、宋之问等人，都在纂修《三教珠英》的过程中卷入“二张”集团，杜审言本人更是在吉州之案平息后，受到张昌宗和崔融的特殊关照，进入麟台（秘书省）供职。相较而言，张说、徐坚等人虽然身为修书主力，但在政治上与“二张”保持了距离，甚至一度受到张氏兄弟的打压排挤。神龙政变后，“二张”集团受到打击，张说等人则得到重用。这一历史渊源深刻塑造了杜家后来在政治和人事上的立场和态度。
晚年的杜审言先后在麟台、尚书省、国子监任职，又在人生最后一年跻身于恢复建置后的首批修文馆学士之列。在这五六年时光中，杜审言除了保持与崔融等老友的交往，还结识了李邕、崔尚、王翰等文学后进，并对他们多有提携。在修文馆膺任学士的半年间，他与宋之问、武平一等人的交谊进一步深化。在杜审言死后，这些交情成为杜闲一辈宝贵的人脉资源。杜甫有关幼年“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壮游》）等颇自矜耀的记忆，都是对这段家族往事的文学化转述，背后的真正主角其实是他的父亲杜闲。
需要指出的是，杜家的人际往来范畴并不止于当初杜审言的同事，复杂交错的姻亲关系也是一个关键的人事来源。举例而言，广义上的杜氏家族中，有姑侄两代女性先后嫁给了河东裴氏，即裴自强之妻老裴杜氏与裴荣期之妻小裴杜氏。裴荣期与杜闲年纪相仿而略长，最后两人都做到了五品以上的高层文官。杜甫出生后曾被送往裴家养育，小裴杜氏死后，他受裴荣期嘱托撰写墓志，可以看出两家关系之密切。又如，杜闲原配崔氏，其姊嫁与荥阳郑氏。这层姨亲关系，对杜闲和杜甫的人际往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郑宏之、郑遵意等人是关系直接的亲戚，而郑虔、郑审等则是借助这层关系发展出的交情。此外，杜甫一生中屡屡提及的诸位崔姓舅氏，以及王砅、狄博济等疏属亲戚，这些或近或远的姻亲，在杜家几代人的交往中均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无论同僚抑或姻亲，杜家的交往对象都与8世纪前期的文学派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如果仔细观察，甚至会发现这些人大部分的仕宦经历都与秘书省、国子监等文学机构存在交集。仕宦中的同僚、诗文层面的友朋，再加上盘根错节的师生姻亲关系，决定了这个圈层必然庞大而臃肿，而目前被揭示和证实的，恐怕只能算是杜家与文学派交往中的冰山一角。
举例而言，李邕与杜家之所以称为世交，看上去主要是因为李邕早年在麟台读书，从而与杜审言有了最初的交集。然而实际上，李邕的父亲李善是高宗朝的《文选》大家，后来的文学派领袖马怀素早年便曾随其受业。杜审言年少成名，早入仕途，两家是否还有更早的渊源，杜家与马怀素等人是否存在交游，都是值得深思的。
又如，严武小杜甫十四岁，但二人堪称至交，在杜甫“结交皆老成”的交际圈中，绝对属于异类。一个世所熟知的传说，是杜甫曾在酒后直呼严挺之的名字，而严武则回敬以直呼杜审言之名。这则逸闻存在很大的演绎成分，却透露出杜、严两家非比寻常的世交。尽管目前的史料尚无法就两家的密切关系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但我们至少知道，严挺之于武周末年进士及第，或曾受过杜审言奖掖，而严武生母裴氏与杜甫的二姑父同姓，这些线索提示我们，严、杜两家其实有着基于共同仕宦和宗族的深厚关系。
再如，杜甫对于玄宗朝文学派领袖张九龄推崇备至，然而张九龄长期供职于中书省，与杜家直接交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如果将视野稍作扩展，会发现杜甫的好友高适，其父高从文位终韶州长史，而张九龄正是韶州曲江人，自曾祖以来为当地土著。曲江县是韶州的郭下县（州治所在），高从文于韶州履职时，很可能与张氏家族产生过交集。高适年过四十仍困顿于宋州，而张九龄之弟张九皋任睢阳（宋州）太守后便着意推荐了高适，其间因由不言自明。杜甫对于张九龄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其实受到高适的影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都表明杜家与文学派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安史之乱以后，玄宗朝的文学派产生了一种对个体生命史与国家发展史的普遍内省趋势。这种反思，体现在对个体与时代关系的思考上，是感叹今昔变迁诗作的涌现，比如“寂寞天宝后”（《无家别》）、“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秋兴八首·其一》），以及“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体现在学术上，则是尝试对有唐以来文学发展作初步总结。杜甫回忆天宝四载历下之会时，以李邕之口道出了从杨炯到张说的文学发展史，但这更像是杜甫自己的看法，至少是他对李邕此论的肯定与发展。一面是个体与时代的剧变，一面是文学风潮的变迁，两种因素杂糅，形成了肃、代两朝文士特有的政治情结，即对于“中兴”孜孜不倦的追求。可以说，自武周以来形成的文学派，并未随着安史之乱烟消云散，而是不断地自我调整。把杜家放回他本应属于的文学派，不仅有利于我们对杜甫做出更为客观的理解，也使杜家的代际演进，在长时段的唐代历史中得以找到准确定位。

四、普遍的历史与独特的生命史：“诗史”的双重意义
与汗牛充栋的笺校著作相比，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杜甫传记不算太多。1952年，洪业出版了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对杜甫一生做出系统的叙述与考证。书分两册，上册为传记正文，下册为注释附录。同一年，冯至也出版了《杜甫传》，篇幅小于洪氏作品，但在国内影响甚久。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专著《李白与杜甫》，虽为专论，实则涵盖了杜甫一生，从史学角度提出很多新见解。1982年和1988年，陈贻焮先后出版了《杜甫评传》上卷和中、下卷，篇幅上远超洪、冯二人著作，在史实考证与诗篇分析上都很细致。1993年，莫砺锋出版了《杜甫评传》，史证较少，重文艺批评与评价。上述传记使我们对于杜甫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的理解，较传统的年谱更为深入和立体
不过，已有的杜甫传记在关注重点和谋篇布局上，仍然带有很强的年谱印记。与一般历史人物的传记相比，杜甫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尤其显得空白。着墨最多的部分，大致是在杜甫中年以后。此外，安史之乱在杜甫生命历程中被赋予了过多的历史意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杜甫遗留下来的诗作特点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目前存世的杜诗大约有一千五百首，这些诗作在年代分布上，呈现出典型的指数增长特征。如果再将诗作的字数考虑进来，则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杜诗，其实是中年以后杜甫的人生记录，以及集中于夔州等地的暮年回忆。在天宝后期进呈玄宗的奏表中，杜甫自述“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进雕赋表》），而现存杜甫此前的诗作不过百余首。换句话说，仅天宝以前杜甫散佚的诗作便有上千篇，对探求早年杜甫的生命历程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缺憾。
另外，千年以后，与当初的作者杜甫相比，我们作为历史解读者对杜诗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差异。徒步还是骑马、种竹抑或伐木，杜甫所关注的对我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相反，许多在诗中一闪而过的交游细节、人际关系、历史事件，却成为我们探寻相关历史的宝贵线索。但在实际的传记书写中，我们往往会被杜诗强烈的情绪同化，从而将杜甫个人的生命体验在历史层面进一步放大。一个最显著的例证是，杜甫这一代人对于安史之乱的盛衰感触，掺杂了大量个人际遇和今昔对比因素。如果我们对此不予甄别，则会想当然地将安史之乱在杜甫生命甚至唐代历史中的地位无限抬升，从而忽视了很多更为深层的历史变动。
近年来常见的一种写法是将历史人物置于时代之下，往往称为“某某和他的时代”，这其实是对传统的人物传记和年鉴学派整体史两种历史方法做出的一种调和。在著名的《圣路易》中，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1924—2014）曾说：
历史学家作出的选择实际上是强迫自己首先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文献资料的收集，他对传主的了解希望达到什么程度和能够达到什么程度，都取决于文献资料。……由于圣路易既是国王又是圣徒，所以他与圣方济各一样，是我们掌握第一手资料最多的13世纪人物之一。……可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圣路易因资料丰富而具有的表面优越性，却因人们怀疑这些资料的可信性而被抵消了。……第一个原因在于以往圣路易传记作者们的素质和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几乎都是圣徒列传的作者，……他们不满足于把他写成一位圣徒，而是要依据他们各自所属集团的理想，把他写成既是国王又是圣徒。……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圣路易国王的资料大多是文字资料，这就为随意加工提供了方便。这些文字资料都是用拉丁文撰写的圣徒“生平”或“传记”。……通篇充斥格式化的记述。
如果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是一个被宗教化了的历史人物，那么杜甫就是被高度文学化了的历史人物，他是文学史中的圣路易。傅璇琮直言杜甫研究的困难在于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料太多”。只不过关于杜甫的大量史料，其实是对他文学地位的繁复注解。如果按照勒高夫的初衷，《圣路易》一书恰恰是要突出个体和个人。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尝试摆脱“大历史”的写作模式，以作为微观个体的杜甫为视角，还原他所看到的诸种历史图景。
杜甫的“诗史”之名由来已久。编成于9世纪下半叶的《本事诗》，对于杜甫有如下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不是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但他的作品却颇类似于这位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的名著《意大利史》（Historia d'Italia），包含了大量对正史的复述和对常识的转述。很多历史事件似乎在杜诗中记载甚详，但稍加溯源就会发现，类似记述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早已存在。正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在批判圭恰尔迪尼时所说，“我们必须广泛搜集和研究在他之前就已经出现的报道和论述”。在这个层面解读杜甫，高明者如钱谦益、仇兆鳌等尚能通过史料比对发微小之覆，不得要领者则只是充当继官方文献、杜甫诗歌之后的第三手事件转述者。
因此，“诗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杜甫作为历史参与者，给后世提供了他所独见的原始史料。“诗史”与“诗仙”“诗佛”等称呼一样，被界定的核心都是后一个字，这里的“史”不是历史，而是史官、史家，用今天的话讲，叫“历史记录者”。《公羊传》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抛开经学而论，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是对历史记载的一种分类方法，即历史学界所谓的原始史料和转述史料，其背后则是当前史料批判所谓的撰述意图。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加以把握和解释的过程，是在一个由各个阶段组成的漫长的系列之中发生的”，“归根结底，自传可以扩展成为对于历史的某种描绘”。这种描绘虽然是有限的，却足以通过个体与世界的经验关系而充满意义。杜甫以亲历者的身份，用存世的一千五百首诗歌记录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并成功地将其贯穿于自己的生命历程之中，最终构成了一部狄尔泰眼中标准的自传。借助丰富的个体经验，他的生命史与8世纪中叶的唐朝历史激荡交融，释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这恐怕才是“诗史”的真正可贵之处。

（本文节选自王炳文著，《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岳麓书社·浦睿文化，2024年3月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