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原文把原译文又校对、润色了一遍，明天再发

与一个认识了三十多年的人断绝关系，此前还与他一起参加过无数次会议，合写过几篇文章，即使这些事情只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与这个人有着共同的公共知识分子地位，而且我们的名字作为同一位老师默瑞-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杰出学生和罗斯巴德所创立的现代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知识分子而被频繁提及，那就更难了。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与你的名字密切相关的人误入歧途，犯下严重错误，你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并注意到他，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声誉和思想声誉（以及罗斯巴德和整个自由主义思想大厦的声誉），你可能不得不公开疏远这个人，并与他断绝关系。沃尔特-布洛克就是这种情况。
值得称赞的是，布洛克发表了无数符合自由主义标准的文章，而且可能还会有更多，他一次又一次地盛赞罗斯巴德，他喜欢称自己为 "可爱善良的沃尔特"。然而，他也发表过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显然使他失去了自由主义者和罗斯巴德主义者的资格，反而暴露了他是一个被种族灭绝冲动所迷惑的精神错乱的集体主义者，非常像兰德和最近被费尔南多-奇奥卡指责的兰德派，而不是一个可爱善良的人。
我将提供三个证据来证明这一说法。

证据一：布洛克（与艾伦-富特曼和拉菲-法贝尔一起）撰写的关于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支持以色列的案例，得到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认可（令人吃惊，令人吃惊！）。
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是私有财产的理念和制度。财产，无论是土地还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是通过对以前未曾拥有的资源的原始占有（拓殖，homesteading），或者通过自愿财产转让的方式，从先前的所有者手中合法（公正）地获得的。所有财产始终是某些特定的、可识别的个人的财产，所有财产的转让和交换都发生在特定的个人之间，涉及特定的、可识别的物品。反过来说：一个人既没有自留地或以前生产过这种财产，也没有通过自愿转让从以前的某个所有者那里获得这种财产，那么他对这种财产的所有要求都是非法的（不公正的）。
这意味着潜在的归还或赔偿问题：在每一个提交审判裁决的相互冲突的财产主张案件中，推定总是有利于所考虑的资源的当前占有者，而举证责任总是在当前事态和当前占有的反对者身上。对方必须证明，与表面事实（prima facie）相反，他拥有更好的权利主张，因为他对某些特定财产的所有权比其当前所有者更早，因此其所有权是非法的。如果且只有在对方能够成功证明这一点的情况下，才必须将有问题的占有物作为财产归还给他。反之，如果对方不能证明这一点，则一切照旧。
毋庸置疑，在相当多的案件中，存在着应给予合法补偿或归还的情况：即A人可以证明他是目前占有的某些特定财产的合法所有人，而另一个人B却错误地将其据为己有。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对大多数人和大多数现有财产而言，任何这种从现在到过去的追溯都会很快消失在历史中，而且，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追溯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模糊，即使有任何余地，也很难在今天对“古代”罪行提出任何赔偿要求。
两千年前的犯罪又该如何呢？今天我们还可能找到任何一个活人，通过证明从他今天一直到生活在圣经时代的、并在当时受到非法侵害的某个特定祖先的不间断财产所有权转让链，进而声称对几千年来一直由他人占有的某些特定财产（土地、珠宝）拥有合法所有权吗？当然，这并非不可想象，但我非常怀疑能否找到这样的案例。在我相信之前，我想先看一看。
然而，布洛克等人在试图为以色列分别提出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论据时，坚持认为他们可以根据当今犹太人，作为两千年前生活在当时被称为犹地亚（Judea）地区的犹太人的“继承人”这一地位，为他们要求在巴勒斯坦拥有一个家园提供正当理由。然而，毫不奇怪，除了科哈尼姆（Kohanim，作为祭司后裔的犹太人）这一本身就非常可疑的单一案例及其与圣殿山（Temple Mount）的具体联系之外，他们没有提供一丝一毫的证据来证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中，任何一个具体的当代犹太人如何能够与任何一个具体的古代犹太人建立联系，并被确定为两千年前被盗或以其他方式被夺走的某一具体财产的合法继承人。
因此，只有放弃作为所有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基础和特征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个人人格、私有财产、私人产品和成就、私人犯罪和私人罪责的概念，才能提出当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的主张。相反，你必须采取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允许集体或部落财产和财产权、集体责任和集体罪责等概念。
布洛克等人的总结性结论（第 537 页）清楚地表明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观点的转变：“罗斯巴德支持将自留地作为所有权的合法手段（第一个自留地所有者获得土地，而不是任何后来者）……自由主义者从这一事实中推断出，被盗财产必须归还给原主人或其继承人。这就是赔偿的理由。大约两千年前，罗马人从犹太人那里偷走了土地；犹太人从未将这片土地交给阿拉伯人或其他人。因此，根据自由主义理论，应该将其归还给犹太人。”

没错。同样，对本（Ben）或内特（Nate）所犯罪行的赔偿也应由作为其继承人的特定大卫或摩西来承担，而不是“犹太人”，而且赔偿涉及的是特定的财产，而不是整个“以色列”。然而，由于找不到任何一个现在的大卫或摩西可以被认定为古代本或内特的某个特定财产的继承人，所有针对任何现任所有者的赔偿要求都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需要另一种财产理论来为犹太家园辩护。布洛克和他的合著者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财产权和赔偿要求据称也可以通过遗传和文化相似性来证明。古代犹太人和今天的犹太人在基因和文化上是相关的，因此今天的犹太人有权获得从古代犹太人那里窃取的财产；那么，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国之前和之后驱逐数十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行为就不是犯罪，而仅仅是重新占有合法属于犹太人并且两千年来一直属于犹太人的财产。
然而，这一理论不仅与自由主义明显不符。它还非常荒谬。
试想一下：犹太人在埃及生活了数百年，当他们最终到达他们的“应许之地”时，这绝不是一片空地。根据《申命记》和《约书亚记》，在占领这块土地之前，必须进行大量的杀戮、掠夺和强奸。远在罗马人到达并占领之前，古代犹太人就已经与其他部落的其他民族、埃及人、希腊人以及地中海周边的其他各种民族进行了大量的种族混血，这种基因混血一直持续到今天，后来还与阿拉伯人进行了混血。因此，将当代犹太人与古代犹太人的基因联系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些当代犹太人与古代犹太人没有任何遗传痕迹，也有很多外邦人有这种遗传痕迹；无论如何，古代犹太人与当代犹太人之间的遗传相似性会有无数的变化和程度。那么，如何决定同时代的人中谁有权拥有圣地的哪一部分或哪几部分呢？（有趣的是，似乎与古代犹太人基因最相近的正是巴勒斯坦土著基督徒）
此外，如果这种通过基因相似性获得和继承财产的虚幻新理论被推广到所有部落和种族呢？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群体或部落被另一个群体或部落征用和驱逐的案例数不胜数，既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既有非犹太人，也有后世犹太人。历史上的某个受害群体的每一个后裔群体都要求归还另一个群体或部落的成员目前持有的资产，理由是这些资产是历史上某个时期从自己的民族祖先那里窃取的（无论是由目前的所有者群体还是任何其他群体窃取的），这样做如何？结果将是法律混乱、无休止的纷争、冲突和战争。
如果说这种集体主义的胡言乱语还不足以让布洛克失去自由主义者的资格，那么下面这些展现其畸形成果的作品，应该能消除人们对他不是自由主义者、罗斯巴德主义者或可爱善良的人的哪怕一丁点怀疑。

证据二：这是布洛克最近发表的一篇社论（还是与富特曼共同撰写的），最初由最有建树的报纸之一《华尔街日报》在最显眼的位置发表（尽管是在付费专区后面）（真没想到！），随后于2023年10月12日在布洛克自己的时事通讯上转载。文章的标题是“摧毁哈马斯的道义责任”（The Moral Duty to Destroy Hamas）。以色列有权不惜一切代价铲除居住在它身边的这种邪恶、堕落的文化。正如标题已经表明的那样，正是他的这篇杂文暴露了布洛克是一个精神错乱、嗜血成性的怪物，而不是一个致力于将不侵略原则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第二根补充性基柱的自由主义者。
这里的主题是2023年10月7日发生的事件及其后果。这一天，统治加沙地带的所谓哈马斯成员袭击、残害、杀害和绑架了大量以色列士兵和平民。（在任何类型的战争中，交战双方对实际事件和人数的说法都大相径庭。目前已经清楚的是，伤亡人数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其中相当一部分伤亡实际上是以色列国防军直升机“友军误伤”的结果）。

自由主义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首先，他必须认识到，哈马斯和以色列国都是“帮派”（gangs），其资金和经费不是靠成员自愿捐款，而是靠勒索、征税、没收和征用。哈马斯在加沙这样做，对象是生活在加沙的人民；以色列国这样做，对象是生活在以色列的人民以及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加沙是一块狭小、贫穷、人口稠密的领土，哈马斯也只是一个低预算的小帮派，只有一些破烂的军队和很少且大多是低级的武器装备。以色列国由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帮派——美国——长期提供巨额补贴，是一个庞大、高预算的帮派，拥有一些规模庞大、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装备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最尖端、最具毁灭性的武器。
这两个战斗集团中较早的一个是以色列国，它本身只是在最近，即1948年，才由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欧洲犹太人，针对当时和许多世纪以前、主要是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居民，通过恐吓、恐怖主义、战争和征服的手段建立的。也正是通过恐吓、恐怖主义、战争和征服，明确的犹太国家以色列才一步步扩大到现在的规模。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被连根拔起，被驱逐出家园，沦为难民；这些受害者或其直接继承人中的许多人仍然拥有以色列国（以色列土地管理局）及其犹太公民现在拥有的土地或其他财产的有效所有权。（目前以色列领土上，充其量只有7%的土地是犹太人在1948年前定期获得或购买的，因此可以被宣称为合法的犹太人财产）。
另一方面，哈马斯则是针对以色列-犹太人接管和占领巴勒斯坦而成立的几个阿拉伯抵抗运动、党派和帮派之一。哈马斯最初成立于1987年，自2006年以来一直控制着加沙地带，该地区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以色列严格的海陆空封锁，因此经常被有识之士称为露天集中营，哈马斯致力于重新征服失去的领土，包括通过暴力和恐怖行动，如10月7日的行动。哈马斯的明确目标不是针对犹太人，而是专门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实际上，哈马斯在成立之初也得到了以色列的资助，目的是将其发展壮大，以抗衡规模更大、更温和、资金更充足的世俗地下抵抗组织法塔赫及其流亡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层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作为1993年开始的和平进程的一部分，法塔赫和巴解组织掌管着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部分地区，而更加激进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哈马斯相对不妥协的态度成为影响力日益增长的以色列极端主义派别的有用工具，这些派别试图破坏和平进程，并通过增加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成功地破坏了和平进程。(有人猜测以色列支持哈马斯这一看似奇怪的决定的动机。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诸如10.7这样的事件可以而且目前确实正在被以色列用来作为其长期坚持的论点的戏剧性证明和公开展示——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永远不可能有任何两国解决方案，为了地区和平，以色列必须进一步扩张，恢复到所谓的圣经中的原始规模，成为一个单一国家）。

In any case, then, before this background, how is a libertarian to react and evaluate the 10/7 events? First off, he would want to wish the pox on the leadership of both gangs and on all gang-leaders of foreign states that have lent and continue to lend support to either one of the two warring gangs with funds stolen from their own subject population. As well, he would acknowledge that the Hamas attack on Israel was no more “totally unprovoked” than the Russian attack a little while ago on the Ukraine. The attack on Israel was definitely provoked by the conduct of its own political leadership, much like the Russian attack on the Ukraine had been provoked by the leadership of the Ukraine. And he would not fail to note also that in both cases, that of Israel as well as that of the Ukraine, their provocations had been encouraged, backed up and supported big time by the predominantly Jewish neo-con gang-leadership in charge of the US government.

除此之外，自由主义者除了大声疾呼支持和平、会谈、谈判和外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哈马斯领导层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他们的恐怖行动造成了一个在军事上远胜于他们、更加强大的敌对团伙——以色列国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危险。而以色列领导层也应受到指责，因为其监控机构显然严重不足，在保护本国民众方面公然失败。应该鼓励——实际上是通过舆论施加压力——这两个帮派的leadership同意立即停战，并应立即就哈马斯所扣人质的归还问题开始谈判。至于查明、抓获和惩罚各个肇事者及其上级指挥官（顺便也包括那些对以色列“友军误伤” 受害者负有责任的人）的问题，则应交由常规的警务工作、侦探、headhunter以及可能的assassins来处理。

然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是，以色列军队对哈马斯在加沙的住所和藏身之处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从而使武装冲突升级。这更是因为以色列拥有约1000万居民，其中包括约200万阿拉伯少数民族，而它的周围只有一些不太友好甚至公开敌对的邻国，这些邻国的总人口高达数亿，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冲突的任何升级都很可能扩大并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席卷整个近东和中东地区。
但这正是布洛克等人的要求。基于他们在作品中提出的集体主义继承理论，以及从这一理论衍生出来的所谓“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拥有家园的“历史权利”。布洛克针对10月7日发生的事件，主张以色列对藏匿在加沙的哈马斯发动全面攻击（虽然我们不知道内塔尼亚胡是否读过布洛克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但以色列在他的领导下，已经完全做到了布洛克所要求的）。
撇开布洛克对现代以色列和该地区历史的粗略、典型的片面评论不谈，这些评论可能直接来自以色列宣传部，表明他完全无视强大的以色列军队和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员公开表达的种族灭绝冲动、同时对（相对而言）几乎无能为力的哈马斯领导层的对等情绪大肆渲染，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布洛克的要求（以下括号中内容为霍普评论）：“西方需要明白，要捍卫人类的生命和尊严，仅仅声称站在以色列一边是不够的。它需要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全面、无限制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否也包括西方国家的各种当权者从本国人民那里强行征收的税款？）这不亚于允许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进行全面自卫。承认哈马斯需要被消灭，理由和方法与纳粹相同。(“纳粹”是否指当时生活在德国的所有德国人，包括所有非纳粹分子、纳粹反对者以及所有德国婴儿和儿童；他们的毁灭方法是否也包括对德累斯顿等整个城市的地毯式轰炸，而这些城市里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平民？）以色列有权不惜一切代价铲除居住在它身边的这一邪恶势力。(反对战争的以色列犹太人呢？让他们也闭嘴，不惜一切代价？）更重要的是，一旦它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它就不会因为捍卫西方文明的核心——它的敌人最为仇恨的东西：对人的生命权、尊严和福祉的热爱——而被妖魔化。（这个核心是否也包括以色列实行的那种种族隔离？）”
“换言之，它需要支持以色列取得全面、彻底和决定性的胜利。如果这意味着使用压倒性的、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那就这样吧。哈马斯现在和将来都要对任何平民伤亡负责。有因必有果。他们制造了自己的毁灭及其后果。”(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区分哈马斯成员和一般加沙居民？他们所有人，包括所有的婴儿和儿童，都是有罪的，都是堕落文化的一部分，都是必须彻底根除的集体罪恶？那么，就像八十年前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平民所做的那样，对加沙投下一颗原子弹，作为对日本政府帮派所犯罪行的集体惩罚，如何？）
“仅仅胜利是不够的。以色列打赢了每一场战争。这一次，胜利必须是彻底的、决定性的，以至于这个国家再也不会有任何其他战争。(我们以前不是听过这样的话吗：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以色列在道义上有权利完成任务，西方在道义上有责任支持它。让以色列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并尽量减少平民和军人的伤亡。(多么考虑周到啊，而且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是可耻的，因为在此之前说过的所有与平民伤亡无关的话都是与此相反的！）。这一切的后果都落在了引发这一系列因果关系的组织身上——那个必须被彻底摧毁的组织，哈马斯。”

无论布洛克的这些言论是什么，它们都与自由主义毫无关系。事实上，鼓吹滥杀无辜是对自由主义和互不侵犯原则的彻底否定。我所认识的穆瑞·罗斯巴德会立即斥责他们是神经错乱、畸形、丧尽天良和令人作呕的，并公开嘲笑、谴责、“解除好友关系”以及开除布洛克作为罗斯巴德主义者的身份。
实际上，布洛克通过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为10月7日事件之后仍在持续的恐怖事件做出了不可饶恕的“贡献”。随着他写下这些文字，加沙几乎被完全摧毁，变成一堆废墟和瓦砾，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在以色列军队的屠杀中失去了生命，武装冲突不断蔓延，涉及到黎巴嫩和也门。而以色列的领导层，则在美国新保守派同胞的怂恿下，迫不及待地将伊朗视为下一个摧毁的目标，将其视为以色列所谓的致命宿敌。
另外，布洛克对于“我们都必须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的明确立场提出的补充理由同样是错误的，这意味着他违背了互不侵犯原则。总体来说，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观点：犹太人在对其领土的利用上，比阿拉伯人在过去或现在的情况下都更加高效。然而，即使我们承认这个观点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也不能由此推导出后半部分。否则，每一个成功者都可以剥夺任何失败者的财产，这与自由主义的互不侵犯原则是不相容的。即使是“失败者”，也享有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果这些理由还不足以让布洛克永远失去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和声誉，那么他在最后几个简短作品中的表现更是将其推向了极端，揭示了他是一个缺失分寸感的人。

证据三：这涉及布洛克对凯文-达菲（Kevin Duffy）的一篇文章的回复，该文章将罗斯巴德的《为了新自由》中的一段话与刚刚引用的布洛克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谩骂文章中的一段话进行了对比，并得出结论：两者明显不相容，无法调和。具体来说，布洛克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的观点与罗斯巴德在《为了新自由》中的观点存在根本的分歧，两者无法和解。布洛克的回复可以在这里找到（原文为超链接，现附上网址：walterblock.substack.com）。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回复中，他甚至没有试图为他主张的全面、无限制战争提供更多理由。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实际上是在试图为无法辩护的事情进行辩护。相反，他回避了直接的质疑，然后迅速将话题转移到了一些完全不同和无关的领域。
自由主义者并非和平主义者，正如布洛克所强调的，罗斯巴德并不反对所有战争。然而，布洛克并未提及的是，罗斯巴德认为可能或潜在合理的战争与他所实际提出的战争毫无共同之处。罗斯巴德心目中的战争是指分离主义运动对试图用战争手段阻止他们离开的中央占领国采取的防御性暴力。换句话说，这与布洛克主张的全面战争存在天壤之别。
然而，布洛克在声称罗斯巴德“根本不反对战争”时，试图制造一种欺骗性的印象，使人们认为他与罗斯巴德的偏离只是轻微的，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接着，他提到其他作者也曾建议或提出过各种偏离罗斯巴德观点的文章，包括他自己、约瑟夫·萨莱诺、彼得·克莱因和我。然而，这些文章并没有导致将这些作者排除在奥地利自由主义者之外，罗斯巴德本人也没有因为这些文章而将他们排除在外。实际上，罗斯巴德接受了其中一些观点的偏差（例如我的观点），并且他很可能认真考虑了其他观点的偏差。布洛克认为这应该是对他在“战争问题”上的偏离立场的适当反应，他认为这也应该是罗斯巴德在阅读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后的个人反应。
这种观点令人匪夷所思。如果有的话，布洛克这种评价只能说明他已经失去了分寸感。他提到的其他“离经叛道”的著作，与他自己在战争问题上的离经叛道立场相比，没有一篇是，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解释为他放弃了奥地利自由主义思想大厦的基本原则。然而，他却呼吁发动全面且无限制的战争，肆意屠杀无辜平民，这实际上是对构成罗斯巴德体系基石之一的互不侵犯原则的完全拒绝和放弃。认为罗斯巴德会认真考虑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是荒谬之极，这只能说明布洛克对罗斯巴德的理解远不如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么深刻。我所认识的罗斯巴德会毫不含糊地谴责这篇文章的罪行，认为它是不可饶恕的异常和耻辱。

保持一个libertarian的初心是很难的

你好，吧主。如果想系统了解奥派或者自由至上主义的伦理学，有什么书籍可以推荐吗？奥派关于伦理学的研究，只有霍普的理论吗？

楼主怎么看待现在左人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