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杜甫是与其他人同时，在代宗即位时被召补京兆功曹参军呢？从史实看，完全不可能。当时杜甫与严武一起在成都，严武被召回时，杜甫从成都相送三百里到绵州，做《奉送严公入朝十韵》“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表达了强烈的回京愿望。如果是同时被召回，杜甫没有理由拒绝这个职务，而且他们完全可以一起回长安。
再者，按当时的官员铨选程序，杜甫也不可能在这时候被召回。其他几人被召回后的官职，都是五品以上，是中书门下制授，不经过吏部，不受时间限制。而杜甫这个京兆功曹参军是正七品下。唐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六品以下官员任命要通过吏部旨授。而要参加吏部铨选，就需要在每年十月底之前到长安参加冬集，要本人到达后，他的名字才会出现在吏部的待选名单上。杜甫自乾元元年（758）八月离开长安后就没回去过，代宗即位的时候，他在成都，他的名字根本不可能在吏部的名单上。
在这种情况下，他被任命，只可能通过一种途径，就是有人奏荐。如果有五品以上官员奏荐，旨授就改为敕授，即使本人不到，仍然可以授官。六品以下的朝参官，如果有举荐职能，也可以奏荐。比如杜甫当年举荐岑参时，是左拾遗，从八品上，按品级没有资格举荐，但按职守则有权举荐，因为举荐人才是左拾遗职责之一（《唐六典》卷八《门下省》“左补阙、拾遗……若贤良遗滞于下……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而且，京兆参军虽然名义上仍属于地方官员，但任职地点是在长安，需要京官做举荐人或保人。所以，有资格和意愿举荐杜甫的人，只能是那些重新得到起用回京的房琯集团的人。因此，杜甫不可能跟他们一起被召回，只可能是等他们被召回后，被他们举荐。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杜甫召补京兆功曹参军的时间范围，缩小到代宗即位，严武等人回京的宝应元年（762）四月，到严武再次入川的广德二年（764）初之间。那么，到底他是被谁举荐的呢？可能性最大的是严武。理由有三：
一、他与杜甫一直关系密切，而且一直待杜甫极厚，后来杜甫的检校工部员外郎，也是他奏请的。杜甫集中写给他的诗近三十首，数量最多，辞句也亲密，可以看出他们非同寻常的关系。而岑参和贾至，从杜甫离开长安后关系就逐渐转淡了。举荐是极大的人情，因为举荐人要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被举荐人犯法，举荐人要连坐。张九龄被贬，就是因为他举荐的御史周子谅犯罪。如果岑参或贾至或其他什么人举荐过杜甫，他们的关系应该很密切，但从现存史料看不到这种证据。
二、杜甫作《奉送严公入朝十韵》“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对严武有明显的请托之情，而严武的答诗《酬别杜二》“但令心事在，未肯鬓毛衰”，也有肯定的应承之意，就是说 “这件事情我记得，不会让你等太久。”
三、严武回京后担任京兆尹，京兆功曹参军是他的属官，他有权举荐。唐代的奏荐制度，除了宰相和有举荐职能的官员（主要是门下省官员）以外，其他官员的举荐范围一般仅限于本部门，比如尚书丞郎可以荐人担任尚书省的官员，但无权荐人出任御史台，反之亦然。考察杜甫当时的人际关系，只有严武有权举荐他担任京兆尹的属官。
所以，杜甫被召补京兆功曹参军的时间，极大的可能是在严武担任京兆尹期间，即宝应元年（762）四月到广德元年（763）十月之间。

但杜甫为什么没有赴任呢？《旧唐书 代宗本纪》的一段话值得注意： “改元曰广德（763年）……冬十月……京兆尹、兼吏部侍郎严武为黄门侍郎，朗州刺史第五琦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接任严武担任京兆尹的，是房琯一直反感且反对的第五琦。
《唐会要》卷零八四 “租庸使” 记载：“ 至德元年十月，第五琦除监察御史，充江淮租庸使。中书侍郎房琯谏曰：「往者，杨国忠厚敛，取怨天下。陛下即位以來。人未见德。琦，聚敛臣也。今复宠之。是国家斩一国忠，而用一国忠矣。将何以示远方，归人心乎？」上曰「天下方急，六军之命若倒悬。无轻货则人散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琯不能对。自此恩减于旧矣。”
房琯说第五琦是 “聚敛臣”， 把他比作杨国忠，这是极严厉的指控。而结果，则是自己被肃宗疏远。可见房琯与第五琦的矛盾比较尖锐。杜甫作为房琯的死忠，恐怕不愿也不敢去做第五琦的下属。
综上所述，杜甫被召补京兆参军，很可能是在广德元年十月之前不久，任命下达，杜甫却得知严武离任，继任者是第五琦，于是便不赴召。三个月后严武再次镇蜀，杜甫便入了严武的幕府。当然，这只是根据现存史料的推断，直接证据仍付阙如。
这里顺带说一下，京兆功曹参军虽然只是正七品下，却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京兆府每年的乡贡进士和官员考课，都是由他负责。
京兆府作为京城所在地，其解送的进士，在进士科考试中有异常的优势，《唐摭言》卷二《京兆解送》记载“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則往往牒贡院请落由”。也就是说，京兆府解送的进士前十名，登科率即使不是百分百，也是十有七八，否则，京兆府可以直接诘问负责考试的礼部，要求其说明原因，可见其气势派头。而唐代进士科，平均一年才取二十多人，京兆府就占了三分之一到一半。所以，全国有权势的人，都会想办法让子弟到京兆府应举，而京城的官员子弟，更是全部在京兆取解。可以说，当时最为有权有势的家庭的未来，都在京兆功曹参军的手里。唐代科举不糊名，重举荐，这个官员被四处逢迎，八方请托，也是可以想见的。
京兆官员考课，也是极大的实权。唐代各级官员每年考核一次，考核结果报送吏部，据此升迁转贬。能在京兆府做官的人，不是有实力，就是有背景，京畿县令更是通向台阁高官的捷径和前奏，而他们是否能顺利升迁，京兆功曹参军的一枝笔，也是举足轻重。
而这个职务的工资，也颇为可观。白居易在左拾遗任满之后，就为了涨工资，自请京兆户曹参军（与功曹参军品秩、俸禄相同），被批准之后兴高采烈，写了首《初除户曹喜而言志》，说“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癝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亲戚朋友也来道喜，以至于“贺客满门”，而远在贬谪之地的元稹，听到好友的这个消息，高兴到“泪沾巾”（《和乐天初授户曹喜而言志》）。虽然白居易时代的货币价值和薪俸水平与杜甫时代不同，但至少也可以看出京兆参军这个职务是受人羡慕的，工资也比杜甫原来的左拾遗工资高。
这样一个有权有钱的重要职务，自然垂涎者众。严武帮杜甫谋到这个位置，确实是人情极重。之前严武第一次镇成都，请杜甫入幕，杜甫没有同意，可能是面子上下不来。本来两人同殿为臣，虽然职务有高低，但毕竟是同事关系，而一旦入幕，就成了私人依附关系，有点主仆的意思，杜甫性情高傲，未必肯低这个头。但严武再次回成都，杜甫便很爽快地做了他的幕僚，也许是回报他举荐京兆参军这个人情吧。


编辑于 2021-07-01 2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