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郁闷皇帝
开元十八年（730年），杜甫远游郇瑕这年，契丹入贡，吐蕃乞和，护蜜来拜，东西突厥纷纷遣使前往长安俯首称臣，大唐边境迎来难得的和平，唐玄宗李隆基真正迎来他开创的开元盛世。这年新春，大唐大显国富民安气象，李隆基感觉再无什么棘手事急着去办，便将一切公务从简，他依照祖父唐高宗李治制定的“旬假”旧制，也给百官放了一次长假，准许官员们在春月旬休期间自选胜地，自行宴乐，并且御赐不少钱物，诏令近臣对酒当歌，共享太平。这种君臣联欢好事，《资治通鉴》有记载：“（730年）二月（《唐会要》载为‘开元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敕’），癸酉，（唐玄宗）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唐会要》载为‘自宰臣及供奉官’），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其中，员外郎的官阶为从六品上，宰相的官阶没有定数，只要皇帝高兴给谁加同平章事，正二品的尚书令、从二品的尚书左右仆射、正三品的中书令甚至从四品的黄门侍郎都可以称为宰相，像时任宰相张说便是正三品的中书令，也就是说，李隆基这次施恩上至正三品下自从六品，几乎恩泽全国所有州郡主要官员。换算为今天某个超级企业高管和中干的待遇，便是：不仅让你安心休假，给予休假补贴，还有老板亲设的盛宴，上下畅欢。
这年春天，饱读诗书的杜甫刚满十八岁，尚无官职傍身，显得更闲，他决定开启人生第一次远游。目的地，是郇瑕。
杜甫这年虽无记述百官春游的诗歌传世，但在三十四年之后，他的《忆昔二首》却从民间视角吹奏了一曲开元盛世唐音。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无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宫中圣人奏云门”，是说天子享受的乐曲名为《云门》。
“天下朋友皆胶漆”，是说当时的社会风气很好，人人友善，如胶似漆一般亲密。
不过，杜甫在《忆昔二首》中也批评了唐肃宗李亨和唐代宗李豫，比如“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正是讽刺李亨极度宠幸张良娣致使纲纪坏国政乱，导致当今圣上李豫仍在劳心劳力去肃清朝纲。“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则是指责李豫听信宦官谗言夺去郭子仪兵权，时逢吐蕃入侵，苦果是两京沦陷，跟随他逃往陕州的官员甚至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接着，杜甫又感叹“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啥意思？他是说：何时才能出现勇猛斩杀楼兰王头的傅介子这样的人物一雪前耻，只要能灭寇，让国家中兴，我个人做不做尚书郎其实也无所谓。

不当官，也无所谓？杜甫的人生理想不是“致君尧舜上”么，怎么又会感慨“老儒不用尚书郎”？时过境迁，这时的他很矛盾，却并非很矫情。
杜甫写《忆昔二首》的一年前，也就是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随着史朝义首级传至长安，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李豫便把“宝应”年号改为“广德”，大赦天下，广施恩德。因为战争沦为流民的杜甫，其实因此获得一次难得的重返仕途且是升官的机会，可是他却放弃了。当时，李豫想到了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名动全国且任过华州司功参军的诗人杜甫，打算以正七品下的京兆府功曹参军一职将其召回长安，以施皇恩，以显圣明。缘由来自时任吏部侍郎杨绾的上疏。杨绾的请奏是：“朝廷择儒学之士，问经义二十条，对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罢归。又，道举亦非立国所资，望与明经、进士并停。”显然，杨绾这个奏折所言之事有些敏感，比如崇道尚武的唐玄宗开启的“道举”科举制，岂能说废就废止？李豫有些犹豫不决，便命诸司通议，结果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严武纷纷赞同杨绾的提议。与杜甫在唐肃宗主政初期一同共事过的贾至还提议广置学校，给因为战乱散落各地的流寓学子一个读书、入仕的机会，其中，当地学子由乡里推荐，流寓学子则由学校推荐，以让他们均可参加新置秀才科考试，等同于国子监举人科考。大概因为杜甫曾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主管官员考课、祭祀、礼乐、道佛、教育、选举、表疏等工作比较出色，加上其文《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适合这年的举人用人之需，昔日好友严武和贾至双双推荐了他，于是李豫便诏令杜甫前往长安出任京兆府功曹参军。在唐代，此职在府称功曹参军，在州称司功参军，职能差不多，级别却差很多，一般而言，上州中州下州的司功参军分别为从七品下、正八品下、从八品下，京兆府功曹参军则是正七品下，李豫这时起用在李亨时期退职的杜甫到长安任职，不仅明确为京官，而且升了几个官阶，堪称重用。正在阆州（今四川阆中）嘉陵江边寄居的杜甫，对于这道圣旨却没有任何惊喜，也没有选择赴任，心境恰似初到长安时所写的李白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以《奉寄别马巴州》一诗，自注“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解释：
“勋业终归马伏波，功曹非复汉萧何。
扁舟系缆沙边久，南国浮云水上多。
独把鱼竿终远去，难随鸟翼一相过。
知君未爱春湖色，兴在骊驹白玉珂。”
显然，杜甫这时对朝政之事寒心了，在他看来，如今的时局，即便是去长安担任这个京兆府功曹参军，也很难再像汉代的萧何那样建立非凡的勋业，况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亨、李豫皆非时时事事听得进逆耳箴言的皇帝，不如做个闲人算了。

到了七六四年，李豫还想起了李白，他又发出一道圣旨，宣召李白入朝出任杜甫曾经担任过的左拾遗，可是李白已经去世一年多了。这两年的李豫应当非常郁闷，老实忠厚的杜甫不听话也就算了，仙气飘飘的李白怎么就死了呢？不能憎恨祖父李隆基和父皇李亨都怠慢过他们，李豫显然是想弥补什么，或者就是想借助重新任用杜甫、李白这样的落魄诗星以显自己的胸怀博大，然而事与愿违。插入这两个故事，我想说的是，李豫的眼光真的不错，他先后想量才而用的杜甫与李白，终究成了后人尊称的诗圣与诗仙。或许李豫当时还想不到这么远，可是从他想重用已经五十二岁的杜甫来看，杜甫之诗，子美之名，至少在唐代宗广德年间已经和李白诗名并驾齐驱。若从宣召先后次序看，在安史之乱战争时期表现出忧国忧民精神的杜甫，在李豫心中的分量似乎比李白还略高一点。
开元十八年十二月，最郁闷的皇帝是李豫的祖父唐玄宗，他甚至把次年元旦朝会也叫停了。年初元旦朝会散会不久，令百官于春月旬休，他是与群臣共欢。年底叫停次年元旦朝会，他是与群臣举哀。为谁举哀？近身辅佐李隆基长达十九年的宰相张说，说没就没了。在唐玄宗时代，因其在位时间长，出了很多宰相，但要讲合拍，最懂隆基心，无疑是左右丞相都干过的燕国公张说，而非他不怎么打理朝政时期的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人时有诗词往来，以示君臣关系亲密无间。就在一年前的八月初五，右丞相张说还联合左丞相源乾曜上奏，请示唐玄宗以其生日这天创设“千秋节”。正合朕心啊，想不到明年的“千秋节”再也无法给张爱卿送“千秋镜”了，呜呼哀哉。“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燕国公张说，道合忠孝，文成典礼，当朝师表，一代词宗……方弘风纬俗，返本于上古之初；而迈德振仁，不臻于中寿之福。”悲痛之余，李隆基为张说亲自撰写了神道碑文，追赠他为正一品太师，赐谥“文贞”。太师，是唐代最高官职，由此可见唐玄宗对张说的认同，可追他对唐太宗的崇拜，因为李世民称帝前的官职就是“太师”。1999年在洛阳出土的《张说墓志》，全名《唐故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署名撰者“族孙九龄”的张九龄也提到张说当年被唐玄宗追赠“太师”一事。
有人落幕，就有人开幕。其实，还在张说去世前的开元十八年四月，身居相位的吏部尚书裴光庭就已始奏“循资格”，推行他发起的吏制改革。顾名思义，循资格就是根据一个人的资历选拔官员，通俗地说便是论资排辈。只凭资格，不问才能，实则是盛唐选官制度的倒退。唐玄宗这时尚不昏庸，连老相宋璟的反对声也听不进去，竟然准许裴光庭大搞“循资格”。如果单讲资历，哪怕杜甫生父杜闲还在郾城担任郾城尉，裴光庭玩的这次“循资格”选官“新制”，对他来说也是有益无害，至少从这年起，杜闲应该升官为县令，或者召回上都长安担任更为显赫的官职。
有学者考据，说杜闲出任郾城尉之后的下一任官职就是武功尉，依据是《元和姓纂》卷六“姆韵”杜姓条记载：“杜审言生闲，武功尉、奉天令。”如果《元和姓纂》没有作假，而且杜闲在出任武功尉之前，其官职又的确停留在郾城尉任上，那么开元十八年这年，他极有可能受惠于“循资格”前往长安任职了。别以为武功尉和郾城尉同级，杜闲真若任过武功尉，那便是高升了。在唐代，级别最高的县令是正五品上，比如京兆府长安县、万年县两个京县的县令。京兆府其他县则称为畿县，或者次赤县，在畿县任职的县令在全国所有县令里官阶排名第二，为正六品上。所谓的宰相门前七品官，所谓的皇城根下官阶高，说的就是京畿之地的所有官员官阶都比地方官员高许多。我说杜闲高升，在于唐代的武功县属于京兆府的畿县，武功县令官阶为正六品上，和太学博士、中州长史、朝议郎同级，而郾城最高长官，最多是个正七品上的中县令，说不定还是从七品下的下县令。从郾城尉到武功尉，杜闲起码连升三个官阶。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中间还有郾城县令这个过渡。目前，没有更权威的史料证实杜闲当过郾城县令、武功尉，我们只能推算杜闲在杜甫十九岁这年可能有升迁。否则，杜甫从此拉开长达十年之久的漫游，花费从何而来？只能是父亲杜闲备上丰厚的旅行费用，杜甫才能无忧无虑地骑马上路，实现他游侠般的“裘马颇清狂”。

二、少年游侠
在开元十八年夏天，杜甫本想沿着横穿洛阳城的洛河，走水路去江南开启远游模式，不巧的是，这年洛河泛滥成灾，洪水不仅冲毁了洛阳的天津桥、永济桥，从扬州开过来的船只也沉溺了，甚至包括洛阳的上千户民房都纷纷倒塌。洛阳这次洪灾，《旧唐书》“玄宗本纪”有记载：“东都浐、洛泛涨，坏天津、永济二桥及提象门外仗舍，损居人庐舍千余家。”然而，这场大洪水却并未淹没杜甫外出的念想。他选择了一个叫郇瑕的地方，开启人生的第一次远游。
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杜甫后来把自己的几次远游称为“壮游”。也许他的“第一次远游”更早，因为生活在长安、洛阳两京的唐代少年常常受到英雄情怀的感召，很早便外出闯荡江湖。这种源自万国来朝持续涌现大国自信的英雄情怀，在多位盛唐诗人笔下皆有诗歌留影。比如王维、李白、高适的同名诗《少年行》里，都有耳闻目睹的唐代少年游侠形象，剑指江湖，诗咏豪迈。少年行，属于汉代乐府旧题，唐代诗人一般都爱以此题吟咏少年壮志，抒发慷慨激昂之情。
王维笔下的《少年行》，有四首，其中一首是：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李白写的《少年行》，有两首。其一，是：
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
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
因击鲁句践，争博勿相欺。
其二是：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李白和王维同一年出生，吟咏的唐代少年皆是意气风发的游侠形象，都有马、酒、酒肆等意象，烟火味极浓。写游侠，佛系的王维是点到为止，给人遐想空间较大；道家的李白则是放荡不羁，颇有把人直接拉入酒肆尽欢的气概，更为生动。其实，李白自己就是这样的游侠。
高适大约于开元二十一年结束燕赵游，在返乡途经邯郸时写的《邯郸少年行》，则是一群聚众赌博的游侠形象。
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
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
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
未知肝胆向谁是，今人却忆平原君。
君不见即今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
以兹感叹辞旧游，更于时事无所求。
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

杜甫的骑射功夫跟谁学来？无书也无诗记载。据我推测，或是其二姑夫、济王府录事参军裴荣期近身传授。这，可能是他在开元十八年的发洪季节冒险北渡黄河，前往郇瑕增长阅历的远游前提。
还有一个前提，是十九岁左右的杜甫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其时，杜甫家境渐渐殷实，在洛阳，身旁有当官的二姑父裴荣期照应，远方也有做官的父亲杜闲关心，可谓衣食无忧，实打实的公子哥角色。祖父杜审言的流放史带给杜氏家族的阴影，幼年丧母带来的可怜身世和另一层阴影，也都逐渐散去。此时的杜甫，已是一个拥有浑身本领的有志青年。运气好一点，就考个进士，光耀一下祖宗牌位。运气差一点也无妨，反正有父亲、姑父、伯父、舅父等一大堆在朝为官的亲人，在他身后提点。可以说，杜甫诗歌可以证实他的第一次远游，就是去郇瑕，长长见识，顺便结交一些情投意合的朋友。
李白就不一样了，他的人生起跑线从一出生便被划定，在千里之外。李白是商人家庭出身，据其散文《上安州裴长史书》自述，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从小苦读百家经典。李白十四岁也就是岑参出生这年便开始闯荡江湖，一边接受道家思想洗涤，一边拜访各界名人求知，求知不是长知识而是求知音。李白另一篇散文《与韩荆州书》还说，“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可能是“遍干诸侯”没啥效果，也可能是诗赋才华有待提升，他又回到匡山读书，继续操练剑术，这段时期的他像是回炉重造自己，去完成后人传颂的典故“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那个时代的人看不起商人，李白从小就想当官的志向实施起来很难，比官员家庭出身的王维、杜甫要难百倍千倍。杜甫出生于洛州巩县，很早就生活在东京，游走并成名于王侯将相宅邸。王维出生于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市），地处长安、洛阳两京之间，从小受到的教育比杜甫、李白都要优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十六岁便因写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而轰动盛唐诗坛，二十岁又进士及第且高中状元，让所有欲凭诗赋才华入仕的盛唐少年诗人望尘莫及。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述说的李白形象，蔑视权贵，追求自由，千年以来安慰了不少怀才不遇的读书人。杜甫诗歌里给我们介绍的李白又是另一个李白形象，“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放荡不羁，非常任性，甚至有些飞扬跋扈，“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李白真是这样的李白吗？如果一个人可以拆分成无数个人，这样的李白只是李白的千万分之一。
其实，李白也很乐于给权贵做事，甚至一生都在孜孜不倦追求当官。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大约三十三岁的李白有点着急了，他给荆州长吏、襄州刺史韩朝宗写了一封自荐书《与韩荆州书》，希望对方重视自己，并且推荐自己做官。为了当官，他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不惜笔墨大夸韩朝宗：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
然而，这位韩荆州并未出手帮扶身在襄阳一筹莫展的李白。这种热脸贴在冷屁股马屁拍在马腿上的磕磕碰碰，李白经历了很多次。包括他写给唐玄宗的《明堂赋》和《大猎赋》，溢美之词几乎可填满脸沟壑，目的皆是谋求官位。尤其是《明堂赋》，李白“以大道匡君”，他阐述的政治主张是：“建翠华兮萋萋，鸣玉銮之鉠鉠。游乎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于鹑首之野，讲武于骊山之旁。封岱宗兮祀后土，掩栗陆而苞陶唐。遂邀崆峒之礼，汾水之阳，吸沆瀣之精，黜滋味而贵理国，其若梦华胥之故乡。于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群云从龙，众水奔海，此真所谓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
因是商人家庭出身，李白无法应制举而入仕，只能走献赋之路求官。其《明堂赋》和《大猎赋》是否送达唐玄宗行幸东都洛阳的明堂，很难说清。仅从一次次石沉大海的结果推断，李白的献赋或许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李白名作《蜀道难》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商人家的孩子李白想当官，实则也是难于上青天。
后人认定一生鄙视权贵、追求自由、风度翩翩的李白，实际上不得不很早就外出远游，持续不断献诗献赋攀附权贵，寻找出路。那个时代的民间英雄大多皆是如此，自家无权无势，只能自寻出路。他认清一个现实：窝在匡山无出路。他抱定一个信念：天生我材必有用。
大约从十八岁起，李白就带上诗稿和长剑在剑南道开始第二次漫游了，行迹主要在梓州（后来的东川节度使治所）、成都（后来的西川节度使治所）、渝州（今重庆市）三地晃晃悠悠，其间又断断续续回到绵州（今四川绵阳市）匡山读书练剑。在杜甫十二岁这年，也就是公元724年，二十三岁（古人爱称二十四岁，实为虚岁）的李白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踏上永不返乡的征途，史称“辞亲远游”。李白对此的解释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告别家乡时写的诗《别匡山》“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一次是多年以后写的散文《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李白离开蜀地的行迹，先是从江油的匡山读书地到达时称蜀郡也称益州的成都，然后去峨眉山走水路，下嘉州、戎州、渝州、夔州、荆州，直到又从扬州北游汝州辗转来到湖北安陆，成为已故宰相许圉师孙女的上门女婿，才算勉强安定下来。
杜甫离开蜀地的踪迹跟李白几乎一致，只是他路过荆州以后一直在湘江一带打转，命运终结于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平江。

对比李白的经历来看杜甫的人生，是因为他们的很多路径几乎雷同，包括早年的远游初衷和晚年的狼狈流浪，以及借助道佛思想慰藉，历经安史之乱的内心创伤，皆是惊人相似。
李白最初离开蜀地，仗剑走天涯，以诗名江湖，既是问道，也问前程。
杜甫最初离开洛阳，纵马黄河边，远行至郇瑕，不问前程，只是问道。问道，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且年仅十九岁的杜甫来说，看似朦胧，实则贯穿其一生。如果说杜甫一生的主题曲是奉儒守官，那么道家、佛家就是令他多次徘徊的两支插曲。其中，问道，在杜甫人生中的多个时期均有尝试，而且还不是浅尝辄止，一旦在青少年时期尝过自由自在的道法自然滋味，他便终生放不下，临终吟诗也在惦念。比如远游鲁郡东石门时，杜甫写给李白的《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感慨的是：学道，无所成就，没去求仙，真是愧对晋代炼丹大师葛洪。比如定居成都时，杜甫写给自己的《为农》“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又一次感叹：我自惭形秽不能像晋代葛洪那样炼成丹砂，弃世成仙。比如旅居夔州时，杜甫写《昔游》（自注昔谒华盖君）“妻子亦何人，丹砂负前诺”，再一次感怀：身边有妻子儿女不能辜负，尝丹修道成仙这个诺言至今没有兑现，真是有负前诺。比如漂泊湘江时，现存最后一首杜甫诗歌《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他无力呐喊，只能是老泪纵横地低吟：
“葛洪尸定解，许靖力还任。
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
杜甫这是在说，我已没有体力远行，自知定如葛洪的尸解，死于途中，若论家事，想到空有丹砂诀这种成仙之方却炼不成金丹，不觉泪如雨下。
相比杜甫这种问道修道的徘徊，李白更胜一筹。尤其是道家宗师司马承祯和贺知章相继赞许其为谪仙人之后，特别是唐玄宗用重金将其遣出长安城以后，李白更加坚信，只要专心修道，采集真气来强身，便能羽化升天为仙。
“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李白在《大鹏赋》中就说，我呼尔游，尔同我翔，“于是乎大鹏许之，欣然相随”。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几乎彻底放下功名利禄的李白甚至说：
“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
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
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
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可以说李白的大半生都在努力践行他说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只是这种践行，李白并不十分坚定，他终其一生都是徘徊于修道与从政之间，忽左忽右，很想两不放弃，如同脚踩两船，总是顾此失彼。即便是在山东入了道箓成了真正的道士，李白五十六岁那年依旧经受不住权力的诱惑，还想在永王军营建功立业，又因兵败入狱浔阳。只恨站错了队，他因此被唐肃宗李亨扣了一顶谋反的帽子，成了流刑犯，直至流浪到安徽当涂，黯然归天。

三、走向郇瑕
杜甫第一次远游，为何是郇瑕？郇瑕，又在哪里？
定位郇瑕。历代以来，注解甚多，仿佛难有定论。其实，可用杜甫远祖杜预的儒学名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注解的“郇”先来定位：“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杜预对“郇”的注解为“解县西北有郇城”，解县，是西汉时置县，属河东郡，故址在今山西临猗县临晋镇。明末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又进一步解释，“郇城在（解）县东北十五里，（周）文王庶子所封郇国”，“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故瑕城”。顾祖禹认定的周文王庶子，就是《诗经·下泉》“四国有王，郇伯劳之”所指的郇伯。郇，是西周的诸侯国，因在春秋时被晋国所灭，后来又称晋国故地。初唐时，唐高祖李渊在郇瑕之地置蒲州，领河东、猗氏、桑泉、虞乡四县。蒲州，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改为河中府，升级为“中都”，又于天宝年间更其治所“桑泉”为临晋，临晋县名从此诞生。如今的山西临猗县，正是一九五四年从临晋、猗氏两县合并而成，因地处古郇国又称“郇阳”。厘清这些历史沿革，可知杜甫远游的“郇瑕”，需锁定今天的临猗县，并辐射山西运城市。为何还要辐射运城市？已故语言学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对“郇瑕”有注“郇在解池西北，瑕在解池南”，在他看来“郇瑕之地”面积甚大，不可能全部划为晋国都城，他说的“解池”是指山西运城的盐池，也即运城盐湖。
定位初衷。我推测杜甫此次郇瑕之行，应是从小受二姑夫裴荣期教育影响所致，他不仅去了当时的蒲州猗氏县（今山西临猗县），或许还到过王维成长之地蒲州古城，甚或亲临过王之涣赋诗之地鹳雀楼，因为这一带属于河东。裴荣期，来自河东裴氏家族，这个家族在唐代出了十七位宰相，光耀了整个河东。河东，顾名思义，即是黄河以东，成为县，始置于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六年，后与蒲坂县合并仍然叫河东县，故址在今天的山西永济市蒲州镇附近，与陕西潼关县隔河相望。这里，曾是杜甫崇拜的舜帝的都城，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文人荟萃之地，更是河东裴氏发迹之地，江淮粮食从蒲州南面黄河运送至长安的中枢之地，民谚“三十年河东三十里河西”诞生之地。司马迁《史记》称之为“天下之中”，唐玄宗将河东所在的蒲州升为“中都”，并在蒲州东西门建蒲津桥铸铁牛造铁人，正是看重它的军政战略地位。安史之乱期间，郭子仪收复两京的关键点，实际上也是智取了河东，这个处于长安与洛阳之间的要冲。如今，在蒲州古城以东，大约九里之外，有两个靠近黄河的景点不得不去，一个是根据唐玄宗铸铁牛史事重建的黄河大铁牛，一个是王之涣《登鹳雀楼》吟诗之地鹳雀楼，楼上塑有王之涣铜像供人怀古。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在黄河边的鹳雀楼，王之涣大约于公元703年（一说开元十五年之后）登上此楼打望黄河，留下这首五言绝句，后被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一度引发无数盛唐诗人蜂拥而至，比如后来的河东诗人畅当、耿潍均有《登鹳雀楼》等同题诗唱和，让鹳雀楼成了炙手可热的赛诗楼。欲从读书生活更上层楼的杜甫，有诗可证的第一次远游，他去郇瑕，也就是唐时的蒲州猗氏县，我以为不应当错过这里。若是王之涣创作《登鹳雀楼》的年代在开元十五年之后，说不定杜甫还能跟处于辞官隐居时期的这位诗坛前辈见上一面。其实，在开元年间，但凡有王之涣的吟诗行迹，就有诗人前去寻踪，比如高适《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行矣勿重陈，怀君但愁绝”，便因见不着这位边塞诗领军人物而顿感落寞。
冯至《杜甫传》在提到杜甫郇瑕之游时用词极少，只说“杜甫曾经北渡黄河，到了郇瑕（山西猗氏）；这里他停留的时间很短，不能算是漫游的开始”，然后补了一句“杜甫一度到郇瑕，可能是躲避水灾”，再无笔墨触及郇瑕之地。事实呢？杜甫在郇瑕游历的时间并不短。郇瑕，不仅是杜甫漫游或者壮游的开端，一生也无法忘怀的第一个远游胜地，更是切实地寻仙访道接受道教思想的初探之地，以及结交诗友提升名气的初游之地。

十四五岁的杜甫不是已在洛阳闯出声名了吗？为何十九岁了还要借助外出游历提升名气？说来，除了受游侠之风影响，还跟唐代科举选人制度有关，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即由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官办学堂推荐）者曰生徒，由州县（举荐）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新唐书》提到的道举，由唐玄宗首创，杜甫好友高适就是通过道举入仕。至于杜甫的科考之路，学界普遍认为有两次，一次是二十四岁左右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落第，一次是三十五岁左右在长安参加唐玄宗一时兴起的临时诏试，又因李林甫一句“野无遗贤”再次落第。其中，第一次在洛阳这次科考，学者说法不一，一说是从巩县“乡贡”荐至洛阳考进士，一说是由学馆生徒荐至洛阳考进士，若是“乡贡”则推翻其可能在太学、四门学读书的经历。有一点倒是可以确认，科举并非每年都有而且很难考中，很多唐代学子便想方设法抬高才名，以求考官阅卷时能多得一些印象分。另一条路，则是拿上自己满意的诗文去结交权贵，重点对象是皇帝近臣，寻求推荐入仕。这种“结交”，说好听点叫寻找知音，说难听点则是攀附权贵，还有一种说法是“干谒”，唐代很多诗人的应酬诗题就常出现“谒”字。科举大门，对于饱读经书又有官员家庭出身背景的杜甫而言本来不难，结果却是很难，于是他后来也选择了李白那样的献诗献赋之路以求入仕。
十九岁开启的郇瑕之旅，杜甫自我感觉良好，还不着急去科举入仕。这次远游，他结交了哪些朋友？
从洛阳到郇瑕，行程有四百六十多里路，如今开车三个多小时就可到达，对于古人来说却是远游，且很折腾，得先找个渡口借助船只北渡黄河，再换骡马等交通工具辗转前行，总之耗时很长。幸好杜甫家乡巩县北面黄河就有渡口，他可就近北渡，也可从洛阳孟津的古渡口北渡。只是这年洪水滔天，想必从这两个渡口找船过河都不容易。即使费尽周折过了黄河，杜甫到达郇瑕也非一天半日就行，因为唐代的驿站设置很多，大约每三十公里便有一个驿站，专供外出远行的人歇脚，也给跑累了的骡马歇气。出来玩，又不是去急送“八百里加急”代表的边疆军情或者战报，就算是使用这样的快马也得在驿站换马，杜甫此行显然不急。说不定来到一个驿站就会停留两三天，看看附近的风景，品品当地的好酒，碰见说话对胃口的人，再结伴前往下一个驿站行侠仗义，如此算来，杜甫到达郇瑕至少也要二三十天。从其有友可追有迹可循的郇瑕之行看，杜甫在古郇国一带漫游，或有三个月之久。
此行，杜甫晚年诗歌提到了两位诗友，一个是韦之晋，另一个是寇锡。临终之前，杜甫有两年时间漂泊于湘江，辗转于衡州、潭州、岳州之间，分别给韦之晋、寇锡写诗追忆过他们当年远游郇瑕的往事。
凄怆郇瑕邑，差池弱冠年。
丈人叨礼数，文律早周旋。
台阁黄图里，簪裾紫盖边。
尊荣真不忝，端雅独翛然。
贡喜音容间，冯招病疾缠。
南过骇仓卒，北思悄联绵。
鵩鸟长沙讳，犀牛蜀郡怜。
素车犹恸哭，宝剑谷高悬。
汉道中兴盛，韦经亚相传。
冲融标世业，磊落映时贤。
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霁天。
绮楼关树顶，飞旐泛堂前。
帟幕疑风燕，笳箫急暮蝉。
兴残虚白室，迹断孝廉船。
童孺交游尽，喧卑俗事牵。
老来多涕泪，情在强诗篇。
谁寄方隅理，朝难将帅权。
春秋褒贬例，名器重双全。
杜甫这首《哭韦大夫之晋》比较长，按《杜诗全集今注》作于大历四年（769年）盛夏，仅从前两句便知当年的郇瑕之行，有韦之晋与他并肩前行。诗题称韦之晋为大夫，是因此人于大历四年二月由衡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迁任潭州刺史，加封御史大夫。人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的杜甫听闻韦之晋病逝于潭州的噩耗，于是哭之悼之。为何哭他？此诗前两句，杜甫有交代，“凄怆郇瑕邑，差池弱冠年”，是说二人相交很早，在杜甫二十岁之前，他们同行的地点就在郇瑕。诗里提到的郇瑕邑，一作“郇瑕地”。

对于诗中起句“凄怆”二字，后人有两种解读，一种是指杜甫回忆当年在郇瑕干谒效果不好，另一种则是暗指杜甫此行是躲避水灾。在我看来，这两种解读都不准确。若是开元十八年这场洪水大到淹没或者冲毁了二姑父裴荣期居于洛阳仁风里的家，依照杜甫对二姑母的依恋，他该留下来救灾才对。在父亲杜闲去世之前，杜甫都可以说是衣食无忧，父亲杜家、母亲崔家留给他的政治遗产也足够他挥霍青春年华，不必去干谒外人。我更倾向于杜甫此行就是去开开眼界。此诗第三四句“丈人叨礼数，文律早周旋”，似乎在说二人早就认识，且有诗文往来。如果二人认识于远游郇瑕之前，还可推断杜甫此行早就约好与韦之晋结伴同行。行船不易，有人相伴，回忆的色彩仍是“凄怆”，说明杜甫此行天色糟糕，甚至心情也不好。杜甫十九岁这年，韦之晋应该尚未做官，和他一样，喜欢远行，追风捕景。文律，即是“诗文”之意。从《哭韦大夫之晋》一诗可知，在杜甫早期结交的朋友中，韦之晋跟他比较亲密，直到晚年还有交往。杜甫对他评价颇高，除了用“丈人叨礼数，文律早周旋”赞其待人有礼，“尊荣真不忝，端雅独翛然”又称其做官称职，为人儒雅。在汉代，有个教授《诗经》闻名的丞相韦贤，此人淡泊名利，一心专注读书，兼通《礼》《尚书》等经，其子玄成也以明经成为一代大儒，担任过汉元帝时期的丞相，父子二人因此被唐代学子视为偶像。杜甫在《哭韦大夫之晋》一诗中说“汉道中兴盛，韦经亚相传”，正是称颂韦之晋的文章学说有韦贤、韦玄成父子遗风。
大约年长杜甫三岁的诗人刘长卿写给韦之晋的散文《首夏于越亭奉饯韦卿使君公赴婺州序》，也用“文律”一词赞颂其诗文之才堪称词雄，原文记述为“公实秉文律，将为词雄。逶迤退公，知《八咏》之有继作矣”。刘长卿此文，说的韦之晋在唐肃宗时期由苏州刺史迁任婺州刺史，政绩突出，文采飞扬。其实，早在唐玄宗时期，韦之晋的仕途就很平顺，历任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司封吏部二曹郎中等职。此人，算是杜甫一生非常认同的挚友，不仅人品端正、举止文雅，而且当官十分称职，跟他心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那类为国为民的理想型官员很吻合。
因此，在旅居夔州时期，杜甫还给韦之晋写过一首《奉送韦中丞之晋赴湖南》，并用诗句“王室仍多故，苍生倚大臣”给予厚望，希望他在安史之乱虽然平息社会治安却仍未安定的湖南有所作为。大概这时从夔州路过，前往衡州担任刺史兼任湖南都团练观察使的韦之晋也邀请过杜甫去湖南做客，杜甫离开夔州本想在江陵与暂居于当阳县的弟弟杜观团聚，没承想江陵诸友并无实际上的热忱资助，于是后来辗转来到衡州投奔故友，结果韦之晋突然死于潭州成了真正的故友。终于赶到潭州后，杜甫当然再也无法得到这位故友的帮助了，他又写了一首《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直呼“感恩义不小，怀旧礼无违”，此诗作于769年冬，“韦大夫”身份变成“韦尚书”，应是唐代宗李豫追赠的抚恤式新官。从政，纵横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且多是要职，韦之晋的人生可谓圆满。在《哭韦大夫之晋》这首诗里，杜甫还有两句“童孺交游尽，喧卑俗事牵”追述二人的友谊，自感只剩“老来多涕泪，情在强诗篇”。
韦之晋的为人为文，唐代宗时期的中书舍人、唐德宗时期的宰相（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官居宰相）崔佑甫也有文章记录。崔佑甫为人刚直，他所交往的朋友因此类聚，生前著有文集三十卷，死后收录于《全唐文》的文章有《广丧朋友议》《上宰相笺》《代宗睿文皇帝哀册文》等十四篇。苏轼曾评价崔祐甫为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亲旧，号称得人。故建中之政，几同贞观。”在此提及崔祐甫，是因为他和杜甫青年时期的挚友韦之晋关系密切。在崔佑甫的散文《广丧朋友议》里，韦之晋正直仁义，跟他属于可以交心的朋友，此文是追忆故友：“因览斯议，忽忆永泰中于穆鄂州宁会客席，与故湖南观察韦大夫之晋同宴，适值有发远书者，知郑郴州炅、知庞歙州浚，或以疾而殁，或遇戕于盗。韦氏出涕沱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晋之交友也。于是敛匕箸，离筵席，因归于所次而哭之三日。人来吊之者，韦则尽哀长号，不徒戚容而已……今者追想，韦湖南犹孔门之训，其他则吾不知，因纵言之，以报公理。示之义当矣，又何以规？议既成，客谓祐甫曰：韦湖南、魏江西二观察，颇尝知其风味，公直简谅，魏则先之，饰情强仁，韦之志也。今吾子之论，无乃剥魏而附韦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论议不隐，恐非《春秋》内鲁故宋之义，盍辨焉？祐甫应之曰：噫！宁以他规我，是论也，吾复之熟之有日矣。韦湖南之晋饰情强仁，诚如来议。”此文很长，为官正直的崔佑甫称韦之晋为“韦氏之丧朋友”，颇为看重韦氏的仁义之志。事实上，韦之晋为人确如崔佑甫所言，在杜甫历经安史之乱的后半生困苦生活里，他时不时会伸出援助之手。
杜甫在郇瑕结交的另一个诗友，叫寇十侍御锡，即寇锡。此人生卒不详，一生所任官职和行迹也难考据，只知杜甫是十九岁时认识的他。四十年后，在大历五年（770年）暮春，二人在潭州重逢，以船为家的杜甫是在船上与寇锡完成重逢。大约是这年孟春，寇锡奉旨巡按岭南，路过潭州听闻杜甫在此避难，于是有了此次相逢。等到寇锡到达岭南给杜甫寄来问候诗篇时，已是暮春，杜甫这时一身是病，起床都很艰难了，只能口述，由爱子杜宗武代笔，写了一首五言律诗《酬寇十侍御锡见寄四韵复寄寇》回复老友的牵挂。
往别郇瑕地，于今四十年。
来簪御史笔，故泊洞庭船。
诗忆伤心处，春深把臂前。
南瞻按百越，黄帽待君偏。
一晃四十年，对应二人初识之年，正好是开元十八年。“来簪御史笔，故泊洞庭船”，是说寇锡以殿中侍御史身份来到杜甫横卧于洞庭湖上的船中相访。一句“春深把臂前”则把二人相见时的亲热描绘得如同亲兄热弟。把臂，杜甫用典出自南梁学者、文学家刘峻的《广绝交论》：“自昔把臂之英，金兰之交。”

四十年间，杜甫与寇锡还有没有往来？现存杜甫诗歌已无更多痕迹显露。后来在洛阳出土的《寇锡墓志》也无明确表述。寇锡墓志碑文显示，寇京书并篆额（盖）。寇京，是寇锡的侄子，身份写为乡贡进士，实为进士科考并未及第的举人。从杜甫的诗到寇京的文，大致可知寇锡担任过殿中侍御史、朝议郎、工部郎中等官职，卒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中侍御史，属于实职，从七品上。朝议郎，属于文职散官，正六品上。工部郎中，从五品上。寇锡一步步晋升背后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和很多唐玄宗时代的官员一样经历了安史之乱，被动甚至被迫沦为安禄山的伪官。不过，寇锡归正，即被唐肃宗李亨接纳之后，那段不得已的伪官经历对其后来的官运影响不大，而且屡次获得提拔。杜甫在《酬寇十侍御锡见寄四韵复寄寇》提到寇锡的官职，则是唐代宗御封的殿中侍御史。
在郇瑕之旅中，杜甫是与韦之晋、寇锡相约同行，还是在不同的途中所交，如今再无更多资料去细描。不过，杜甫此行留下了一个可供后人怀古的遗迹：杜甫村。这个“杜甫村”，在山西运城市盐湖区龙居镇以东，走到村口便见一个木质结构的门楼，上面刻有“莫言村小诗圣盘桓地”等字样的门联。门楼石碑记载：
“子美遗风，百世流芳；文化根脉，源远流长。祠堂庙宇，塔台门楼；教化村民，荫庇后人。欣逢盛世，家山繁庶。善士贤达，冯门文俊，年少离乡，难泯游子意；事业有成，不忘眷恋情。捐资建村门，传承希文义。彰诗圣之美德，佑里邻之安康。历经数日，即时竣工。古色古韵，大气恢弘。愿子孙后代，见贤思齐，承其善举，兴宗旺族，笃亲齐家，惟礼惟善，共建桑梓。是以勒碑，千秋永誌。”
此碑，立于2017年5月，属于后人新增纪念诗圣的景点。
杜甫十九岁那年是否真的路过这个村庄？其实，现存杜甫诗文均无记述。不过，“杜甫村”属于晋国故地，也是古郇国旧地，我们仍可遥想，背弓持剑的少年杜甫或许就曾纵马驰骋过这里。那样子，该是英姿勃发，还无满目愁苦。

彭志强：四川南充人，现居成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锦江区作家协会主席，成都市文联全委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诗歌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代表，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李杜诗歌奖、北京文学奖、四川文学奖、海燕诗歌奖、全国十佳华语诗集获得者。创作出版长篇传记《游侠杜甫》、杜甫诗传《秋风破》、散文集《蜀地唐音》、诗集《二十四伎乐》《草堂物语》《金沙物语》等多部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