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对杜甫影响至巨。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四月，“陷贼”于长安的杜甫趁“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从长安城的西门金光门逃出，间道投奔唐肃宗凤翔行在，其《述怀》叙述了这次艰险的脱逃经历：
“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
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
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
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
唐肃宗李亨算是杜甫的“老领导”——安史之乱爆发前，杜甫被授予太子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杜甫将家小安顿于鄜州，只身前往投奔已自立为帝的唐肃宗，结果为叛军捕获，押解至长安，如今杜甫冒死投奔凤翔，杜甫的忠心、赤诚肯定打动了唐肃宗，很快杜甫官拜从八品上的朝官门下省左拾遗。杜甫被授左拾遗诰文原件据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自称还亲见藏于“湖广岳州平江县裔孙杜富家”：
“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为宣义郎行在左拾遗。授职之后，宜勤是职，毋怠！命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镐赍符告谕。故敕。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行。”（《钱注杜诗》卷二《述怀一首》注引）
（按，邓小军《唐授杜甫左拾遗告身考——兼论唐代的皇帝直接授官》认为此诰为真品，文载《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1期）
然而，好景不长，几天之后，杜甫疏救房琯，犯颜直谏，因提出“罪细，不宜免大臣”而触怒唐肃宗，肃宗“诏三司推问”，幸得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搭救，才获免罪。
杜甫于六月一日奉表谢恩，其《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保存至今，此文虽曰“谢”，实乃再次自辩：一是为自己辩护，“臣以陷身贼庭，愤惋成疾，实从间道，获谒龙颜。猾逆未除，愁痛难过，猥厕衮职，愿少裨补”，二是继续为房琯辩护，“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两个月后，杜甫被唐肃宗打发回家，去鄜州探亲，杜甫一路感慨万千，回家后完成了长篇名作《北征》。这次意外的事件导致杜甫从此失去唐肃宗对他的信任，并改变了杜甫的思想立场、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影响深刻（曾广开、郭新和《杜甫疏救房琯辨》有详论，文载《周口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复京后不久就遭贬任华州司功参军，很快就主动辞官，携家带口西去秦州，在秦州受到冷遇未能立足，不得不在天寒地冻、冰天雪地之际翻越“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的蜀道，进入蜀中，从此“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其一），开始了远离政治中心的流寓生活，直至终老于湖湘，未能在生前叶落归根回归中原故里。

颜真卿年长杜甫只有三岁，其为官资历却远比杜甫深厚。颜真卿早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二月就中进士；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经吏部诠选任校书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颜真卿因殷夫人病逝赴洛阳丁忧三年。天宝元年（742年），颜真卿回到长安，中博学文词秀逸科；十月，被任命为醴泉县尉。天宝五载（746年）三月，迁长安县尉（媒体报道今年夏天西安出土了《罗婉顺墓志》，此文全称“大唐故朝议郎行绛州龙门县令上护军元府君夫人罗氏墓志铭”，由其“外侄孙特进上柱国汝阳郡王”李琎撰写，书丹者为“长安县尉”颜真卿，其书法实已现后代推崇的颜体神韵。有人质疑其伪，在没有更进一步的论证之前，此处姑从众说）。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因其大胆批判为非作歹的杨国忠，遭贬为平原太守。安、史在范阳发动叛乱，整个黄河以北地区望风披靡，唐玄宗感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旧唐书·颜真卿传》）独有颜真卿死守平原郡，其从兄颜杲卿及杲卿子颜季明英勇反击叛军最后惨遭叛军杀害（今存乾元元年颜真卿激情之中撰成的《祭侄文》，抒发了对颜季明被杀的无限伤痛，此文稿之书法与王羲之《兰亭序》、苏轼《黄州寒食诗稿》被后代书家尊为“天下三大行书”。原件《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9年曾被借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示人），而平原郡深陷安史叛军包围，终因寡不敌众，颜真卿于至德元载（756年）十月放弃平原郡，投奔唐肃宗行在，其刚正、忠勇、严守礼法制度已名播朝野，肃宗任命他为刑部尚书。审理杜甫案后不久，肃宗免去韦陟的官职，任命颜真卿为御史大夫。代宗时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颜真卿被派遣晓谕叛将李希烈，凛然拒贼，终被缢杀于蔡州龙兴寺（河南驻马店汝南县附近），成就了贞干之臣“忠烈”的悲壮与精彩。

颜真卿《祭侄文》局部

颜真卿在杜甫案中的态度殊可玩味。此案因房琯而起，杜甫在此案中光明磊落，始终不认为自己疏救房琯是什么错误，“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除了前述《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的坚持之外，在被肃宗打发回家后所写《北征》中仍然坚持认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数年后的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杜甫从成都漂泊到阆州，亲赴房琯墓前凭吊，撰文《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抒发了对房琯的深深怀念，依然明确赞美房琯临危救难的忠诚与功业，
“将帅干纪，烟尘犯阙；
王风寝顿，神器圮裂。
关辅萧条，乘舆播越。
太子即位，揖让仓卒；
小臣用权，尊贵倏忽。
公实匡救，忘餐奋发；
累控直词，空闻泣血”，
并且依然高声自辩：
“见时危急，敢爱身死？
君何不闻，刑欲加矣；
伏奏无成，终身愧耻”
——语气深重。广德二年（764年），杜甫作在阆州《别房太尉墓》，诗云
“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
表达了对房琯的深情哀悼；永泰元年（766年），杜甫在云安作《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彝东都有作二首》（其一），诗云“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将房琯比作两位文韬武略、忠诚与才能兼备的社稷名臣——帮助刘备创建西蜀政权的诸葛亮和指挥取得淝水之战胜利、相当于再造东晋的谢安。杜甫应该明白参与“三司推问”的数人对其处理并非出于私人恩怨，显然都是受命于唐肃宗。史传赞颜真卿“正色立朝，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新唐书·颜真卿传》），以颜真卿一贯刚直的个性，他如果有明确的感情倾向，他不会不表达出来。今人严杰以为，“颜真卿对此案的态度如何，没有文献记载，但可能没有像韦陟那样请求宽恕杜甫”（《颜真卿评传》第6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颜真卿审理杜甫案，“从文献可以看出，颜真卿既没有反对审判杜甫，也没有上书释放杜甫,更没有对杜甫添名加罪，似无所表示”（柳国良《杜甫与颜真卿为何擦肩而过》），但是，至少在张镐、韦陟帮助杜甫的过程中，颜真卿并没有提出反对。以颜真卿的贞干之质和长期担任言官的切身感受，他应该看得出杜甫在疏救房琯立场上的正误乃至是非。事实上，数年后，代宗继位，宰相“元载引用私党，惧朝臣论奏其短，乃请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颜真卿因此上疏，论其不合法度，极言直谏云：“属李辅国用权，宰相专政，递相姑息，莫肯直言。大开三司，不安反侧，逆贼散落，将士北走党项，合集士贼，至今为患。伪将更相惊恐，因思明危惧，扇动却反。又今相州败散，东都陷没，先帝由此忧勤，至于损寿，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疮磐未平，陛下岂得不日闻谠言以广视听，而欲顿隔忠谠之路乎？”（《旧唐书·颜真卿传》）。疏中明确提及“大开三司”以及“先帝”“忧勤，至于损寿”故事，可见他高度重视言官的讽谏作用，应该说当初参与“三司推问”杜甫案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杜甫之从政，动机单纯，态度认真。房琯“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庭兰，罢宰相”，遭人构陷攻击，遭到唐肃宗的问责，而杜甫挺身而出，完全出于公心和职责所在。《新唐书》著者认为杜甫疏救房琯是出于私谊，曰其“与房琯为布衣交”，未免贬低了杜甫。杜甫并非没有看到陈涛之战用兵之不当，其《悲陈陶》、《悲青坂》即表达了不同于房琯的见解，杜甫判断是非的基本原则不仅是才能和业绩，他更关注人品道德，《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说得坦坦荡荡：
“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至公辅，康济元元。陛下果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琯之深念主忧，义形于色，况画一保泰，素所蓄积者已。而琯性失于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工，游琯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琯之爱惜人情，一至于玷污”。
杜甫的理由就是，房琯身为宰相，虽指挥失当、抗敌失败确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质疑房琯的人品——显然杜甫认为不应将门客董庭兰受贿牵连到房琯本人。其实，杜甫为房琯开脱的理由同样可以移用于杜甫自己：杜甫遭“三司推问”，意味着他从政的失败，表明他缺少政治斗争的智慧（雷虹《论房琯事件与杜甫从政的失败》对杜甫的态度与思想论之甚详，文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5 年第1 期），但不能因此质疑杜甫理想主义的政治立场和正直、善良的人品。杜甫从政的目的与态度，除了诗意化、夸张性的表述如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外，早年所撰《雕赋》有更直接、清晰的隐喻性自陈，其《进雕赋表》明确向皇帝宣示云：
“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旌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臣窃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赋，实望以此达于圣聪矣”。
试想，如果社会政治活动没有像杜甫这样“缺少政治智慧”人的积极参与，人类社会将走向何方？

房琯（697年－763年）

此案大致过程比较清楚。房琯“高谈有余，而不切事”（《新唐书·房琯传》），上年十月，他组织唐军在咸阳东与叛军作战，食古不化，刻舟求剑，在山地河谷却简单照搬古兵书记载的只适合大平原作战的车战法，一战再战，先败于陈陶，再败于青坂，一败涂地。肃宗正在追究房琯责任，杜甫刚好就任作为言官的左拾遗，他却奋不顾身为房琯辩护，引发唐肃宗大怒，“诏三司推问”，颜真卿正是审理杜甫案件的核心人物之一，杜甫尴尬地成为颜真卿的审理对象。按唐代制度，凡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皇帝下诏敕，任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官员，临时组成特别法庭负责审理，称为“三司推事”。《通典·职官典·御史台》“侍御史”条载：“其事大者，则诏下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按之，亦此为三司推事。”中央直接处理的重大诏狱，依例由三司长官或副长官，即刑部尚书或侍郎、御史大夫或中丞、大理寺卿或少卿组成，亲自按问。主持此案审理的是御史大夫韦陟、礼部尚书崔光远和刑部尚书颜真卿。韦陟为名门之后，左仆射韦安石之子，才华过人，在天宝年间因先后得罪权奸李林甫、杨国忠而遭外放，安史乱起，韦陟自江南奔赴凤翔行在，肃宗视之为辅弼之才，唐肃宗让韦陟来处理此案足见肃宗对韦陟的信任。
颜真卿虽是刚刚从安史叛军占据的中原历经千难万险投奔肃宗行在，其孤胆忠勇事迹却早已远达行在。
审理过程中，幸得宰相张镐（虽然张镐由杨国忠提拔起来，但是，他在协助唐玄宗、肃宗抵抗安史叛军过程中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力值得肯定，另外，从他的人品表现看，他和杨国忠并非同党）的帮助，张镐向肃宗提出：“（杜）甫若抵罪，绝言者路”，与此同时，作为“三司使”的韦陟也奏曰：“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张镐、韦陟和杜甫之前也并没有私谊，二人所言理据充分——强调杜甫所作所为正是言官之尽职尽责本分。正因为二人的有力疏救，杜甫方得免罪。当然，肃宗对杜甫的嫌恶、忌恨并未因此结束，很快将杜甫打发离开凤翔，复京后很快将其贬出朝廷，任华州司功参军。连带替杜甫说话的韦陟也受到牵连，帝以陟不任职，用颜真卿代之，更拜吏部尚书。”韦陟因为在此案中为杜甫辩护遭到肃宗的不满，其御史大夫的职位不久被颜真卿所取代，而颜真卿处理杜甫疏救房琯问题的态度肯定与韦陟有所不同，得到唐肃宗认可。

以上是 ：《吴怀东：杜甫与颜真卿之关系》。
下面是：书艺咀华●咀嚼书法艺术之英华的《同处盛唐，又同逢乱世，颜真卿、杜甫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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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处盛唐，又同逢乱世，颜真卿、杜甫关系如何？
书艺咀华●咀嚼书法艺术之英华
2017-10-26 10:28

大书法家颜真卿与大诗人杜甫
- 1 -
历史有很多巧合，每个巧合总给人留下很多话题。盛唐之诗，李白与杜甫堪称代表，他们二人交谊甚笃，相互以诗奉赠，留下了千古佳话。说到盛唐气象，杜甫与颜真卿也是同样绕不过的两个人物，一个以诗惊人，一个则以书法传世。
颜真卿出生于公元709年，比杜甫大三岁，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正逢开元盛世。颜真卿三岁丧父，靠母亲和舅父抚养；杜甫幼而丧母，父亲在外任小官，从小寄居洛阳，靠姑母抚养。二人幼时失去亲人，缺少关爱，心灵受到创伤。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肯定比幸福的孩子早熟，而且自立自强，考取功名的心态更为急切。况且二人家庭缺少支柱，可能为了保护自己或赢得别人的重视，所以多次在诗词或碑文中提及他们曾经显赫的家世，更重要的是二人也同时铸就了孤傲的性格，这为后来的擦肩而过埋下了伏笔。

盛唐影像
当时的大唐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国力强盛，百姓安定。颜真卿长在首都长安，杜甫则寄居东都洛阳，两个城市都是大都市（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和上海）。在大都市尤其是文化大都市成长，眼光自然与众不同，气概自然不同凡响，因此他们二人后来创作的书法和诗词分别代表了那个时代，这与幼时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

- 2 -
颜真卿十三岁（721）因舅父去世，去苏州投靠外祖父，开始南下游历，五十年之后重游故地，仍然作诗不忘旧境：
“中岭分双树，回峦绝四邻。
窥临江海接，崇饰四时新。”
杜甫在二十岁（731）因探访姑父叔父，也开始漫游吴越，第一站便是颜真卿到达过的苏州，晚年也作诗回忆吴越之行：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南北差别不是短时间旅游能够感受到的，只有长时间切身经历了才深有体会。北的厚重，南的清柔；北的粗犷，南的温雅；北的淳朴，南的世俗……感受到南北差别对人来说肯定是一次洗礼，因为那是文化的新世界，这为后来二人的诗风和书风奠定了基础，在雄壮厚重之余补充了十足的细腻轻柔。他们在科举之前的经历竟如此相似，令人惊讶。
正在杜甫忘情吴越的时候，二十五岁（733）的颜真卿返回长安并通过了国子监考试，第二年（734）参加尚书省考试，登甲科及进士第，赏识他的人是孙逖，后来颜真卿以门生自称。下一年，二十四岁的杜甫也返回洛阳参加进士科考，不第，主考人正是赏识颜真卿的座主孙逖，可能这件命运攸关的大事在杜甫的心中产生了阴影和不满，杜甫与颜真卿因为同一个主考的赏识与不赏识从而成为不同线路上的两人，他们的政治归属或许有了不同，朝廷内外的身份亦有差别，这也成为了二人遇而不识的客观原因之一。

孙逖（696～761），史学家，河北涉县人。自幼能文，才思敏捷，少年状元，被玄宗和宰相张说器重。曾主持科举考试，史称其"精核进士，虽权要不能逼"，所取多俊杰之士，如杜鸿渐、颜真卿、王昌龄、萧颖士等，官至刑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少詹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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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他们俩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走向了同一个开始的不同结局。及第后的颜真卿在身份等同的进士中广泛交游，参加宴会，拜见宰相，显然春风得意；而落第后的杜甫北游齐赵，结交的却是苏预、李白、高适等一些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
此后的颜真卿任校书郎，又经座主孙逖做媒，与大家族韦家结亲，从此也为其步入仕途奠定了基础，后来任县尉，迁监察御史，性格刚直，恪尽职守，不畏权贵，敢于斗争，但也不善变通，眼里容不了有悖皇权礼仪的半点沙子，成了朝纲的忠实维护者，也因为这种个性受到了排挤，被贬平原太守。
而杜甫则在齐赵期间登泰山上东蒙，呼鹰逐兔，驰骋游猎。
安史之乱前，二人拥有共同的朋友：高适和岑参。杜甫与高适在齐赵相识，后在梁宋相知，在成都时曾经互访，又成至交；天宝十年（751）杜甫与岑参兄弟同游渼陂，第二年与高适和岑参等人同游慈恩寺，安史乱前想看望岑参却因天气未成行而寄诗表思念，之后又举荐岑参，二人亦乃深交。
而此前颜真卿与高适早年即有交往，常以诗词奉答，后来为高自编诗集作序，出守平原第二年收到高祝贺政绩的诗；颜真卿与岑参也结有深厚友谊，出使陇西时，岑作诗相送，出守平原时，岑亦作诗相赠，称颜为兄并给予厚望。
可以想见，他们隔着共同的朋友，而且在颜真卿出守平原前与杜甫同在长安，那么肯定互有所闻，可唯独没有交往，一则颜真卿官位并不高，难以给杜甫实现理想的空间，杜甫当然无意主动巴结颜；二则颜真卿并没有引人注目的文才，未免被自负才华满腹的杜甫瞧不起；三则颜真卿身居庙堂，有更多的优越感，自然无意与无功无业的杜甫扯上关系，早期的颜真卿并非性情中人，是盛唐气象和颜家儒风培养出来的儒家子弟。这些便成了他们二人交往的心理障碍。
还有一个问题，杜甫可能因为朋友高适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职，他于天宝十一年（752）献诗干谒哥舒翰，显然寄希望于得到哥舒翰的引荐；而颜真卿在天宝八年（749）任殿中侍御史时曾弹劾哥舒翰上朝时倨功自傲、喧哗无度造成隔阂，二人对同一地方大员的不同态度，也为二人的交往造成了屏障，成为了二人遇而不识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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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些平静的岁月中，他们都艰苦地在各自的路上奔波着，不知不觉便熬到了安史之乱（755），此时的颜真卿四十七岁，杜甫四十四岁。
乱世出英雄，也许正是安史之乱成就了杜颜二人，成全了杜的诗史，成全了颜的忠烈。和平年代成全顺士，战争年代成全斗士。和平年代冤枉斗士，战争年代埋没顺士。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可能依然是蜷居长安，奉谄献媚，诗酒讼苦的失意文人；而颜可能沦落为横招排挤，渐离行政，本分无为的庸官。在动乱中，他们二人分别成了斗士，仅仅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一个是对外兵马相接，一个是心灵孤苦挣扎，二人成了两极，而最终却殊途同“归”。
安史之乱中的颜真卿失去了多数至亲，也与儿子颜顾分散；而杜甫则被叛军所俘，离妻别子，小儿子又饿死家中。两人历经了人世间的悲苦，经历着乱世的磨难，应该说他们二人更有共同的语言，有更多交往的理由，而事实却与我们期待的不同。
在动乱中，颜真卿据守平原敌后抗争，艰难折回长安后被封为宪部（即刑部）尚书，为紧接着的杜颜相遇创造了条件。杜甫则东奔西逃，只身“麻鞋见天子”，终于被封了从八品的左拾遗。
而此刻在凤翔，二人同时卷入了房琯事件。杜甫布衣之交房琯因宫廷之争被人诬陷而罢相，杜甫则不顾措辞近于迂诞上书肃宗搭救房琯，为二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铺就了道路，而会面却令人尴尬和痛心不已。
颜真卿作为三司之一的宪部代表，与韦陟等三人作为主审法官审问杜甫，差点让杜甫掉了性命。在审问过程中，杜颜二人一个是囚徒命在旦夕，一个则是法官大权在握，审判过程不得而知。从文献可以看出，颜真卿既没有反对审判杜甫，也没有上书释放杜甫，更没有对杜甫添名加罪，似无所表示。
可以想见，颜真卿面对自己朋友的朋友，面对小官杜甫敢于直书上谏解救贤相时的忠诚，面对杜甫不顾一切解救朋友时的真诚，内心不可能没有挣扎，也许通过再三权衡杜甫与个人利益，再三权衡杜甫事件的涉及面与自身利益的关系，加之颜真卿一生对皇帝唯谨唯慎，而杜甫措辞严厉与皇帝抗争的态度也许并不为颜真卿所赞同，所以颜真卿做出的决定乃利益与个性使然，理所当然。
与颜态度不同的是，御史大夫韦陟却冒死上书解救杜甫，加之曾被颜真卿保荐入朝位至宰相的张镐奋不顾身疏救，杜甫才幸免一死。此刻韦御史和张宰相的义勇之举给杜甫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从杜甫后期对恩人的怀念诗词中可见一斑），而颜真卿的无为表现与杜甫的艰难赦免，可能给杜甫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两人即使见面也会万分尴尬，自然不会有所交往，更不会赠诗互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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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杜甫与颜真卿均屡遭贬谪，生活拮据，困苦万分。杜甫被贬华州、行洛阳、旅秦州、出剑门、归成都，在此间完成了一系列著名代表作，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艺观。而颜真卿贬凤翔、同州、蒲州、饶州，迁昇州，回京城，又因为宫廷矛盾于上元元年（760）被贬为蓬州（今四川仪陇）长史。颜在此任上为杜甫曾经干谒过的被后人诟骂的鲜于仲通立碑，两人在同一个历史人物上又扯上了关系，杜颜二人也因此同时被后人评说。而此时的颜真卿、杜甫、高适同在四川，高杜二人既有互访亦有酬唱，而颜与高却无甚交往，更不用说与杜甫了。
此后二人辗转各地，更没有见面的机会。
当颜真卿东出都门，转贬南方的时候，也是他历经万难之后才有较少的挂碍和较多的空闲，他的艺术观开始走向独立，书法开始走向成熟，大量的代表作才因此问世，而此时创作于江浙的作品，远在巴渝的杜甫自然无法见到，杜甫对后期颜真卿书法当然是无从了解，没有题诗自有道理。
而杜甫也是饱经磨难淡出政治之后，在入蜀之前直接或间接接触到了李邕、贺知章、张旭、郑虔等著名艺人及其书迹，之后又接触蜀中书画名家，促使其逐步走向了审美的独立。杜甫显然受到了初唐太宗提倡的王羲之书风的影响，虽然在文学上多次强调 “转益多师”，但对于书法他则提出了“书贵瘦硬能通神”的旧的美学原则。

颜真卿早年楷书

然而，颜真卿继承颜氏家学，广泛吸收碑版、写经以及篆籀笔法，正如他自己所说：“真卿自南朝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在颜氏“慎勿以书自命”的家法传统中，颜真卿当然不会过分注重书法对于自身的价值，尤其加之当时的玄宗偏爱隶书，社会出现复兴八分思潮对颜的影响肯定甚有关系，颜真卿书法在大历之前字字匀稳，恰如书判写牍之书，十分大众化，毫无创新意识，被认为毫无生气、俗不可耐，显然与杜甫“瘦硬”的书法美学观格格不入。虽然杜甫多次忧虑“八分盖憔悴”，受时俗影响亦提倡篆籀复兴，但也是“渔舟唱晚”，无力回天，更无法接受盛唐书风“尚肥”的现实，自然对颜真卿书法也同样无法接受。

初唐书家褚遂良楷书
二人在艺术审美上的分道扬镳成了主观原因之一，因此擦肩而过自在情理之中。值得留意的是，杜甫当时对诸多书法名家的题诗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自然也在与颜真卿擦肩而过的原因之列。
杜颜二人生在同时，都历经劫难，加之文才横溢，共朋同友，二人成为友人的机会亦多，可能仅仅因为政治、身份、个性、审美观的差别而使两位后人心中的巨人擦肩而过，着实令人遗憾，遗憾之事只好假设：如果杜甫健在，继续沿江东下再次登陆吴越，他是否参加颜真卿在长江下游组织的多次著名诗会，二人是否会惺惺相惜，是否会相逢笑言风烟往事，是否会举樽对饮联句赋诗……这仅仅是后人的多情罢了。
本文作者：柳国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