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几个朋友以及其他历史爱好者在讨论“刘询过继给刘弗陵”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本身没什么太大的讨论价值，但真正有趣的是这个问题后续的发展，让我们对刘询这位中兴之主有了更深的认识。
虽然刘询一生都没有在明面上取消与刘弗陵的这种所谓的“过继关系”，但他在处理霍氏集团的前后做了几件引人深思的事。这几件事不但加强了自己的个性与威信，还把所谓“过继关系”带来的桎梏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以至于后人几乎只会记得他本来应该有的家庭，并重视其祖父刘据的地位。

一、给刘彻上庙号“汉世宗”
这件事发生在本始二年五月（公元前72年），也就是刘询刚登基不久的时候。
刘彻这一生非常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他有很多罪恶，但从宏观角度来说，他依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奠基人，依旧有着光辉百代的不朽功绩。
从个人角度来说，刘询有一万个理由咒骂自己的曾祖父——如若没有“巫蛊之祸”，他或许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刘据的皇孙，日后亦有机会相对平安地登上皇位。可正因为“巫蛊之祸”，他的曾祖母、祖父母、父母被残害，自己人生的前五年也在阴暗血腥的监狱里度过。甚至恢复自由以后，仍然被一些人扣上“罪人之后”的帽子。
但如果把目光投向大汉帝国呢？刘彻留下的江山虽然内部千疮百孔，但外观宏伟壮阔、人才济济。华夏在刘彻的领导下也曾扬眉吐气、威震东亚。对一代雄主的整体评价若是过于意气用事，岂不是丢了天朝的格局和气度？
皇曾孙刘病已可以在个人层面永远痛恨曾祖父刘彻，但新皇帝刘询不适合在官方层面忽略先君孝武皇帝的不世之功。
西汉的评价体系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在此之前，只有高帝刘季和孝文帝刘恒有庙号，分别是“太祖”和“太宗”；孝惠帝刘盈、孝景帝刘启、孝昭帝刘弗陵都只有谥号，没有庙号；前少帝刘恭、后少帝刘弘、废帝刘贺（昌邑王/海昏侯）甚至连像样的谥号都没有。
当初刘启选择刘季为太祖、刘恒为太宗，不单单是因为这两位皇帝政绩突出，还因为父亲刘恒是用“特殊方式”上台的，自己需要用庙号去强化合法性。而刘启的儿子刘彻上台时，这一脉的地位已经相对稳固，再加上刘彻个人十分自信，所以就没有给父亲刘启上庙号。
所以说刘询为刘彻上庙号“世宗”，不但高度评价了刘彻的历史地位，还强化了自己作为“孝武帝曾孙”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而刘弗陵并没有获得庙号，虽然在后人看来有点可惜，但在当时刘询也算是用自己的方式削弱了与刘弗陵的“过继关系”。

二、在新地点营建陵墓“汉杜陵”
这件事发生在元康元年春季（公元前65年），此时霍氏集团已经覆灭。刘询在长安东南数十里处的杜东原上修建自己的陵墓“杜陵”，同时延续嬴政以来的“陵邑制度”（骊山陵有“丽邑”），配备兼具军事和经济职能的“杜陵邑”——巩固国防、打击豪强。
就刘弗陵、刘询二人原本的昭穆位而言，刘弗陵属昭位，刘询当属穆位。据此，刘询的皇陵是可以营建于咸阳原的。
但刘询最终是将自己的皇陵建在了杜东原上。
……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
——卫宏《汉旧仪》
……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
——房乔《晋书·索琳列传》
由上面的记载可知，汉代君主营建自己皇陵的时间甚早，然而刘询却在其正式即位的第九年左右方才初步营建皇陵。
其实这不难理解：如果刘询一即位便修建皇陵，由于当时政局由霍光集团主导，则霍光为强调他与刘弗陵的所谓承继关系，一定会按照昭穆制度，将他的皇陵置于咸阳原陵区的“穆位”上，而这很可能是刘询不愿接受的。并且刘询如果霍光在世时便修建自己的皇陵，由于霍光有大恩于刘询，则很有可能霍光死后，为示尊宠，刘询不得不将他葬在杜陵。（如据《汉书·张安世传》载：张安世薨后，刘询“赐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而以刘询对霍光集团的反感乃至于后来的痛恨，他肯定不愿意这样做的。
虽然刘询选择葬在杜东原的原因有很多，如致敬自己少年时在长安城东南游玩的记忆，如缅怀自己的挚爱发妻许平君，等等（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分析）。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不论是刘询个人，还是后来的不少大臣，都对由霍光主导将刘询确定为刘弗陵继子的决定并不认可。而新陵墓位置的确定，在舆论层面也瓦解了一波“过继关系带来的桎梏”。

三、商议刘据等人的谥号
很多人感兴趣的，是刘据“戾太子”谥号的由来，以及刘询对此的态度。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戾太子”这个谥号最早是刘弗陵的老师蔡义提议的，代表霍光意志。霍光执政正当性来源于他是刘弗陵代理人，外孙女又是上官皇后，他需要维系刘弗陵正统性。刘询刚登基的时候只能被迫接受，因为他的前车之鉴——刘贺被废理由中有一条就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
……大司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义等议，谥孝宣皇帝亲曰悼园……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
——班氏家族《汉书·韦贤传》
……义为丞相时年八十余，短小无须眉，貌似老妪，行步俯偻，常两吏扶夹乃能行。时大将军光秉政，议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专制者……
——班氏家族《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
——班氏家族《汉书·郊祀志》
总的来说，“戾”“悼”“思”这些谥号其实是当时各方政治势力平衡后的最好结果。
刘询当时对刘据园邑、祭祀规格不太满意，至于谥号再有不甘也只能暂时无奈接受。这些谥号并不好，但相比于刘旦、刘胥所获的恶谥，或像刘贺一样无谥，很多大臣已照顾到刘询面子，且在刘询以前似乎并无多少改谥号的先例，所以前述谥号成了既定事实。
一般什么样的人谥号中会有“戾”字？
《谥法》：“不悔前过曰戾；不思顺受曰戾；知过不改曰戾。”
我个人目前认为，第二条“不思顺受”可能相对符合。刘据在蒙受冤屈后，没有“顺受”，而是发兵反抗，杀刘彻的宠臣江充，等于是造父皇的反。（刘彻好手段啊。）
“戾”有时候也有“蒙受冤屈”的意思。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提到：“戾。曲也，从犬出户下。戾者身曲戾也。”故而也有一些人认为“戾”字应取蒙冤受屈之意。（但我个人感觉前面“不思顺受”的说法相对更符合当时人们对刘据的看法。）
从刘据谥号中模糊的贬义也能折射其身份的尴尬，随着政治需求的变动，对其是否“罪人”的定性也会随之浮动。在拥护刘弗陵正统性时，他身份必须贬抑为罪人，但在霍光以“燕王刘旦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迎立刘询时，对刘据的评价又追溯至刘彻修思子宫所立基调。
和刘据略有相似的是北魏景穆太子（景穆皇帝）拓跋晃，“恭宗明德令闻，夙世殂夭，其戾园之悼欤”。但拓跋晃的幸运在于拓跋焘与拓跋浚之间没有一个类似“汉昭帝”的存在，只有废帝拓拔余（南安王），他甚至被魏收抬进了本纪，被刘知几讽为“以戾园虚谥，间厕武昭”。
再说了，“皇太子”一般是高于“王”的，有了官方承认的皇太子身份，刘据的子孙继承顺位会明显高于其他刘彻后裔。“皇考”更是隐隐说明刘询自己心目中即位的合法性来源是自己的亲生祖父、父亲。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算不在明面上废除与刘弗陵的“过继关系”，又有几个人会真的把这放在心上呢？

四、改善已故至亲的身后礼仪待遇
刘询早在霍氏集团垮台前，就已经在着手曾祖母、祖父母、父母的评价问题、安葬问题。正式亲政以后，他又改善了已故至亲的墓葬。
……太子有遗孙一人，史皇孙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有司奏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谨行视孝昭帝所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亲史皇孙位在广明郭北。谥法曰‘谥者，行之迹也’，愚以为亲谥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诸侯王国，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园置长丞，周卫奉守如法。”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广明成乡为悼园。皆改葬焉……后八岁，有司复言：“《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焉。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
——班氏家族《汉书·武五子传》
……夏五月，立皇考庙。益奉明园户为奉明县……
——班氏家族《汉书·宣帝纪》
……宣帝立，乃改葬卫后，追谥曰思后，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周卫奉守焉……
——班氏家族《汉书·外戚传》
……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有一游衣冠。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合，凡三十所……
——班氏家族《汉书·韦贤传》
……葬在杜门外大道东，以倡优杂伎千人乐其园，故号千人聚。其地在今长安城内金城坊西北隅是……
——颜师古《汉书注》
……渠南有汉故圜丘，成帝建始二年罢雍五畤，始祀皇天上帝于长安南郊。应劭曰：天郊在长安南，即此也。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汉武帝为太子立，使通贵客，从所好也。太子巫蛊事发，斫杜门东出。史良娣死，葬于苑北，宣帝以为戾园，以倡优千人乐思后园庙，故亦曰千乡……
——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九》
……博望苑在长安城南，杜门外五里有遗址。汉博望苑在金城坊戾园东南。金城坊西南隅匡道府，即汉思后园，北门有汉戾园……
——《三辅黄图》
为什么是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因为上一年霍氏集团被铲除了，这一点我在前文中有关“汉杜陵”的部分中已经提过。（据说辛德勇的《建元与改元》讲的就是刘询年号变更与霍氏斗争之间的联系，但我个人目前还没看过。）
为什么很多事情是魏相推动的？因为他是倒霍功臣。刘询为了扶持他，在霍光死后没太久，特意暗示时任丞相韦贤以老病的理由挪位。
……地节三年以老病乞骸鼻，赐黄金百斤，罢归……丞相致仕自贤始……
——班氏家族《汉书·韦贤传》
……于是韦贤以老病免，相遂代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户……
——班氏家族《汉书·魏相邴吉传》

五、对“新儒学”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说过了。这次就不多言了。总之结论是推崇“谷梁”不代表排斥其他所有流派，也不代表“谷梁”的一切内容都是刘询个人所认可的。刘询推崇“谷梁”可能包含了对刘据的反思。）
以下非本文作者所说，是我本人看法：根据《汉书》记载，刘据是在学完《公羊传》之后又学习了《谷梁传》，《史记》、《汉书》、《汉纪》等均未记载刘据只尊“谷梁”、排斥“公羊”等其他学说。——《汉书.武五子传》【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就像本文作者所说，推崇“谷梁”不代表排斥其他所有流派，也不代表“谷梁”的一切内容都是刘据个人所认可的。封建统治者眼中，各种思想学说是巩固和维系封建统治的工具，而非统治者被思想学说所绑架，成为非此即彼的二极管。刘据七岁立为太子，受的是帝王教育，这种最基本的道理他不会不懂。“谷梁”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变化有一定关系，应对了武帝后期连年征战后的民生情况和社会需求。张涛-《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发表的文章：谈谈汉代《谷梁》学一度兴盛的原因，对此作出了解释，本吧亦有转载。

答复广大网友：为何刘询既没有给刘据等人彻底翻案，也没有像后世的朱厚熜那样进行“礼仪大改革”？为何刘询不断瓦解“过继关系”所带来的桎梏，却始终没有在明面上彻底地废除“过继关系”本身？
其实如果认真看完我上面这些内容，就应该明白答案是什么了。但为了防止某些小仙女“懂装不懂”，我就不妨把话再说明白一些：
先说为何不在明面上彻底翻案。
霍家倒台前，若给刘据彻底翻案，怎样界定刘询与他父祖的关系？若不认可他与他父祖的父子、祖孙关系，他必然会不高兴，若认可了他与他父祖的关系，就等于是直接否定了他与刘弗陵的承继关系，则霍光必然会不高兴，尤为严重的是这将使宣帝的母家、祖母家成为正宗的皇亲，则朝廷接下来就须对这些皇亲进行封赏，这样一来，必将过早在明面上威胁到霍光的地位，对此，霍光当然不会答应。况且朝臣皆知霍光因刘询强立许平君为皇后，而对刘询心生防备，不愿张罗他的好事。既然大将军都不肯专美于前，朝臣又有几个敢出来说三道四呢？
那么霍家倒台后，刘询为何依然不愿意在明面上为刘据“彻底翻案”？
1、若官方正式为刘据恢复名誉，则会对已故的刘彻产生不利影响。刘彻虽然通过一系列活动，将刘据冤死一事推在了江充和刘屈鳌头上，但他却始终无法抹去自己误信谄言的失察之过。可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过错。现在彻底为刘据昭雪，这就既是对刘彻的大不敬，也有损刘彻的官方神圣形象，由此而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汉统治者所不愿 承受的。
2、刘据在此次事件中并非没有过错。人们同情刘据遭江充陷害的不幸，但不能原谅他的一错再错。如果说他愤而诛杀江充是情有可原的话，接下来发兵攻打丞相府就未必很合适了。尤其难以原谅的是他又矫制赦免中都官囚犯，发放武库中的兵器，并让属下驱长安城中的百姓与丞相大战于长乐宫西阙下，导致死者数万……因此刘据固然有冤，但并非无过。胡寅就指出：“既不忍忿忿，斩充炙胡，犹可身之甘泉，庶几见察，方且发中厩车载战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卫卒，是将何为？少傅不之谏，皇后不之止，拒丞相军，合战自五日，于不得已中得已而不已，是真反矣。至此罪不可贷，则亡而经死，非不幸也。”因此若为刘据彻底平反，就等同认可了其行为的正当性，这也就意味着今后为臣、为子者，若自认为君主、父亲对已不公，就可以起来抗争，如果是这样，现有的社会秩序就会受到极大的挑战，所以这样的先例是开不得的。
{以下非本文作者所说，是我本人看法：
一、太子起兵是不得已，他与武帝联系不上，且江充等人步步紧逼，他起兵既是为自保，也是为承担起太子的责任，保卫汉家政权，毕竟当时信息不通，太子眼中武帝生死不明。《汉书.武五子传》【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调不到兵，他只能发囚徒市民，因此，在这件事上，实在不能过多苛责太子，他是没办法的办法，罪魁祸首不是他，造成百姓伤亡的锅不能全扣他头上。
二、封建观念中，汉武帝占据了君父位置，他在道德制高点上，可以随意欺负太子，太子处于臣子之位，反抗君父就是错的，就如同本文作者所说“因此若为刘据彻底平反，就等同认可了其行为的正当性，这也就意味着今后为臣、为子者，若自认为君主、父亲对已不公，就可以起来抗争，如果是这样，现有的社会秩序就会受到极大的挑战，所以这样的先例是开不得的。”这个道理汉武帝也是明白的，他是失去儿子的父亲，但更是封建君主，他要心疼儿子，更要维护君主权威，所以田千秋才用了“子弄父兵，罪当答”的说法，而这明显说到汉武帝心里了——“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田千秋因此晋升，很快做了丞相。}
3、若给刘据彻底翻案，许多巫蛊之狱涉案家庭可能会因此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引起社会动荡。要知道此案牵涉之广，遍及全国。就此案的规模而论，可称得上是西汉开国以来的第一大案，当时死亡数万不说，后来刘彻又广事株连，案件从长安扩大到地方，许多人因此被逮捕入狱，并且案子连年不决，不知有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所以处理起来非常麻烦，且吃力不讨好。

类似的道理：既然刘询当初登基有一部分是靠着与刘弗陵所谓的“过继关系”，那么如果在明面上彻底地废除“过继关系”本身，就等于否定自己的继承合法性。不然的话，后人会认为刘询“吃相难看”“过度徇私”“不懂感恩”，还会让刘弗陵的遗孀上官太后地位尴尬。何必给自己惹一身不必要的麻烦呢？
至于百姓的意见……你们可知山高皇帝远，普通庶民这辈子都未必有机会见皇帝一面。皇帝想承认谁、不想承认谁，只要不是过于离谱，普通庶民大多是根本不了解也根本不关心的。他们最在乎的，往近了说是吃饱穿暖，往远了说是功名利禄。
更何况：如今西汉的庙号传承是“太祖刘季→太宗刘恒→世宗刘彻”，后来刘询自己又有了“中宗”；刘询的汉杜陵与自己至亲的身后之地距离不远，更是直接摆脱了与刘弗陵的“昭穆次序”；不大张旗鼓为刘据彻底翻案，但给舆论留下思考的空间使其自由发酵；西汉帝国的中兴虽也有刘弗陵、霍光的一份力，但使西汉最终实现古典文明巅峰的人，恰恰就是刘询。【有“昭宣中兴”“昭宣之治”，也有“孝宣中兴”“孝宣之治”，但目前好像没有“孝昭中兴”“孝昭之治”的说法吧？（虽然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不能单看表面成绩。我也没说刘弗陵和霍光不重要。）】
那么，既然已经瓦解了过继关系主要的实质性依托，还有什么必要在明面上也把事情做绝呢？难道你们真的认为刘询和你们一样意气用事有勇无谋吗？“国王用金锄头”的思维不适合研究历史与政治啊。
【还有人问为什么刘询不学朱厚熜……这层过继关系，不过是一个你知我知的旗号罢了。重要的是旗号的展示，而不是旗号的质量本身。况且用过一次以后，也没几个人会经常想起这个旗号。
顺便说一句：朱厚熜之所以连旗号都不想要，是因为他想借这件事扳倒一些人。而那些失败的利益团体，后来自然也就和写小作文骂他的人一脉相承了。（也许确实有人在乎这个礼法吧。但这种人未必是多数。真正的大多数人，只在意自己能不能继续“高官厚禄”。而朱厚熜断了一部分人的梦想，而那些人又不好明说自己是因为“高官厚禄”而痛恨朱厚熜，所以只好从别的方面骂他咯。）
更重要的是：虽然朱厚熜生活在刘询的十几个世纪后，但不论是他在明朝的口碑，还是当今的主流评论，好像也不认为他是什么正面教材吧？】
同时感谢评论区 @无聊斋主人 对朱厚熜情况的补充。
如此一来，表面上的妥协也达到了最终的目的，而妥协本身也已经烟消云散。之所以不彻底否定，不过是出于更宏大的考虑罢了。

想进一步了解刘询的一生，需要看哪些书籍呢？
第一部分，是古代史书。 班氏家族的《汉书》，荀悦的《汉纪》，这两部是首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像是北宋士大夫的思想录和教科书，不如前两部。另外《史记》中也有少许后人补充的文字提到了与刘询有关的历史。
第二部分，是现代宏观学术著作，包括但不限于：《汉代儿童生活》王子今 《汉代社会结构》瞿同祖 《汉代的贸易与扩张》余英时 《汉史论集》张维华 《汉代的谣言》吕宗力 《汉代婚姻形态》彭卫 《汉代婚丧礼俗考》杨树达 《西汉政区地理》周振鹤 《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 《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陈直 《汉代农业》许倬云 《汉代思想史》金春峰 《汉代学术史论》熊铁基 《两汉宗族研究》赵沛 《〈春秋〉与汉道》陈苏镇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赵鼎新 《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林聪舜 《两汉谣谚发展与传播研究》孙立涛 《汉代外来文明研究》石云涛 《汉代身体美学考论》刘成纪 《两汉外来词研究》韩淑红 《汉代河西经略史》贾文丽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蔡亮 《汉代巡视制度研究》张国芝 《活在大汉》祁莫昕 《行役戍备》赵宠亮 《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安作璋 《西汉十一陵》刘庆柱、李毓芳 《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李振宏 《“术”“学”纷争背景下的西汉〈春秋〉学》吴涛
第三部分，是现代中观与微观学术著作，包括但不限于：《〈制造汉武帝〉的历史公案》《巫蛊之祸：西汉中期政坛秘辛》李峰 《汉宣帝传》李峰、闫喜琴 《昭宣中兴》张军峰 《盛世西汉》侯杨方 《病变·中兴·衰毁》时殷弘 《史上最有趣的皇帝：刘病已》贺俊杰
以上为原文全文，搬运完毕。
{以下非本文作者所说，是我本人看法：
对太子刘据感兴趣，也可以去看看这些书籍。
本文作者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看法我很赞同，著名的“子不类父”、“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太子“仁弱”、“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太子反对汉武帝用兵……等等观点，都是本书独有。
但是，我得为司马光说句话，太子懦弱、支持和亲、软骨头这纯纯网络洗脑包，可不是人家司马光说的。}

楼主你完了，目测延期毕业20年专业卫子夫传单狗皮藓马上跑来视奸，然后回窝撒尿屎糊墙再来20篇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