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我不是卡迷,我只负责转载。
在许多人心目中,卡拉扬不仅是指挥家的象征,而且是一位音响技术的先驱者,是唱片录音 事业的推动者,是将高雅的古典音乐推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和世人的各个阶层的传教士,还是培养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音乐家的教父。
和 其他伟大的人物一样,卡拉扬身上并无例外的聚集了很多有争议的元素。从他的纳粹身份,还有他“完美”的音色,直到他对音响技术的爱好和推崇,都曾遭到很多 人的非议和批评。不过争议最集中的论题,是他与另一位伟大的指挥家——富特文格勒的种种话题,这也是我以前非理性的崇拜卡拉扬时最爱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争辩 的问题。
可是,理性和冷静的看待卡拉扬,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共同结论:卡拉扬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家。从他的历史地位来讲,他上承20世纪 上半叶托斯卡尼尼和福特文格勒等众多指挥巨头的伟大传统,下启以伯恩斯坦和索尔蒂为代表的20世纪下半叶指挥界的盛世繁荣,二战前和二战时音乐家悲壮和激 昂的气势。
像历史上的一切伟人一样,卡拉扬在走向权利的顶峰,完成自己的纪念碑的同时也走向了孤独和寂寞……在萨尔茨堡一个名叫安尼夫的小镇中的一个高地上,走下神坛的卡拉扬静静地长眠于此。绿色掩映下的安尼夫显得十分空寥宁静。
卡拉扬在世的时候如日中天,可在他生命晚期,以及去世后,对卡拉扬的争议变得越发激烈,里面有很多历史的迷雾,除了他的纳粹党员历史外,还有一些话题争议则牵涉到指挥这门音乐职业的基本信念。譬如有种说法,卡拉扬之声“美得令人窒息”,然而却缺乏灵魂。以他那所谓“美得令人窒息”的一个录音为例—— 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的确,这是美得令人窒息的音乐,然而绝对不缺乏灵魂。关于很多指挥家,有些似是而非的流行概念,同样,卡拉扬被戴上了刻板的面具,所谓的“美得令人窒息的声音”,以及在音色的美轮美奂中,缺乏“备受折磨的灵魂”。这些似是而非的简单判断,却最能被人记牢,广为流传。
1956年,法国评论家伯纳德.加沃蒂(Bernard Gavoty)对卡拉扬指挥奥涅格的《礼拜仪式交响曲》有着极有意思的观察,他以前以为卡拉扬指挥风格过于浮表矫饰。而这场演出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写道:在指挥时,“你是一个完全进入迷醉状态的人…你身上洋溢着明星般的激情,容光焕发,光彩照人…过去被我误认为矫情的,其实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专注,你已经完全投入其中,顾不上自己的外在表现了。”这点,后来在柏林爱乐时期,被发展到极致,在指挥很多曲目时,卡拉扬完全是闭目指挥,“内在的专注和迷醉”,成为他音乐演绎的特点。卡拉扬自己说,闭目指挥,能让他更专注于音乐的内在,而且他能靠直觉和听觉,把握乐手们的一举一动。
他对乐队的训练带来了现代意义的变革。阿什肯纳奇评价他说:“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沟通能力之佳,几乎难以想象。”虽然经常他被人抨击为独裁,但在排练乐队时,总是切合实际,非常了解乐队心理,从不超时,令乐队全心依托于他。人们常常提到切利比达克精益求精到恐怖程度的排练,而卡拉扬也同样是如此,他在亚琛担任音乐总监时期,排练巴赫与贝多芬的弥撒,每次要反复六七十次。后来也是如此,为卡拉扬赢得“完美主义者”,那个稍带贬义色彩的称号。他在回答加丄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演奏音乐应当尽善尽美,柏林爱乐正是经过长时间刻苦排练之后,能有创造性的完美演出。
阿诺德.勋伯格在《风格与观念》一书中谈到马勒排练,勋伯格写道:“差劲的指挥排了三次后就无话可说,因为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要求。而马勒在排了九次之后,在第十次排练时,仍能给乐队新的指点,带来新的改善。这就是有创造力的人,他们能在头脑中构想出完美图景,并使创造物接近那个完美图景。”这段话完全适用于卡拉扬。或许天才,就是头脑中有完美图景,并有能力将之付诸实现的人。
理查.施特劳斯在听了卡拉扬指挥的《埃莱克特拉》后,恭维说这是他听过的最精彩的演绎,同时建议,卡拉扬的诠释过于精细干净,但重要的是让音乐自然流动。 “把指挥棒挥起来!”在施特劳斯自己指挥时,总能体会到这种内在的韵律,一旦音乐缺乏这种韵律,就会乏味无聊。我们可以发现,卡拉扬后来即保持了这种精细的特色,同时音乐的律动也十分流畅,可以说二者兼并。同时,卡拉扬有一次提到,他最欣赏老一辈捷克指挥家瓦克拉夫.塔里奇(Vaclav Talich),塔里奇的天才在于能把整个管弦乐团变成一件独一无二表达情感的乐器。卡拉扬试图模仿他,也是他日后努力的方向。这个努力,在理查.施特劳斯晚期的弦乐作品《变形》中展露无疑,的确,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柏林爱乐的弦乐已经成为一件独一无二的表达情感的乐器。
当然任何天才和力量都有其阴暗面和负面的因素。我们不能忘记——自从才华横溢的阿瑟.尼基什在1879年登上德累斯顿歌剧院的指挥台,成为首席指挥之后,指挥这个行当就变得越来越专业,指挥成为了沟通作曲家和观众之间的首席大祭司。他们背对观众——在电视媒体诞生——他们开始面对观众,正面展示控制乐队的力量,在音乐厅观众和电视观众看来,他们是富于权威的引导者,他们的动作神秘而不可思议,既有普通观众无法理解的密码,又如同酒神般的迷狂。
种种这些,未免放大了指挥的魔力,指挥成为受人崇拜的职业。曾目睹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指挥家风范的见证人,譬如法国老一辈指挥家皮埃尔.蒙特说,新一辈指挥的动作越来越夸张,越来越没有必要地浪费自己的精力,与其说他们在指挥音乐,不如说他们在向观众表演。而老一辈指挥的动作是极其精简的,只是为了让乐队明白就可以了。
十九世纪的神话指挥家与作曲家们的演绎,也许真会无法忍受。有这样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二战前,卡拉扬有一次在曼海姆指挥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遇见了老一辈苏格兰钢琴家和作曲家弗雷德里克.拉曼德(Frederic Lamand),他曾留下一部回忆录,生动地记录了他亲身交往过的音乐大师们,其中包括勃拉姆斯。事先,他对卡拉扬说,你要知道,我听过勃拉姆斯本人指挥过这部作品。这给卡拉扬很大压力,但听完演出后,拉曼德过来对卡拉扬说:“你知道吗,你比勃拉姆斯指挥得漂亮得多。”
在许多人心目中,卡拉扬不仅是指挥家的象征,而且是一位音响技术的先驱者,是唱片录音 事业的推动者,是将高雅的古典音乐推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和世人的各个阶层的传教士,还是培养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音乐家的教父。
和 其他伟大的人物一样,卡拉扬身上并无例外的聚集了很多有争议的元素。从他的纳粹身份,还有他“完美”的音色,直到他对音响技术的爱好和推崇,都曾遭到很多 人的非议和批评。不过争议最集中的论题,是他与另一位伟大的指挥家——富特文格勒的种种话题,这也是我以前非理性的崇拜卡拉扬时最爱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争辩 的问题。
可是,理性和冷静的看待卡拉扬,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共同结论:卡拉扬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家。从他的历史地位来讲,他上承20世纪 上半叶托斯卡尼尼和福特文格勒等众多指挥巨头的伟大传统,下启以伯恩斯坦和索尔蒂为代表的20世纪下半叶指挥界的盛世繁荣,二战前和二战时音乐家悲壮和激 昂的气势。
像历史上的一切伟人一样,卡拉扬在走向权利的顶峰,完成自己的纪念碑的同时也走向了孤独和寂寞……在萨尔茨堡一个名叫安尼夫的小镇中的一个高地上,走下神坛的卡拉扬静静地长眠于此。绿色掩映下的安尼夫显得十分空寥宁静。
卡拉扬在世的时候如日中天,可在他生命晚期,以及去世后,对卡拉扬的争议变得越发激烈,里面有很多历史的迷雾,除了他的纳粹党员历史外,还有一些话题争议则牵涉到指挥这门音乐职业的基本信念。譬如有种说法,卡拉扬之声“美得令人窒息”,然而却缺乏灵魂。以他那所谓“美得令人窒息”的一个录音为例—— 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的确,这是美得令人窒息的音乐,然而绝对不缺乏灵魂。关于很多指挥家,有些似是而非的流行概念,同样,卡拉扬被戴上了刻板的面具,所谓的“美得令人窒息的声音”,以及在音色的美轮美奂中,缺乏“备受折磨的灵魂”。这些似是而非的简单判断,却最能被人记牢,广为流传。
1956年,法国评论家伯纳德.加沃蒂(Bernard Gavoty)对卡拉扬指挥奥涅格的《礼拜仪式交响曲》有着极有意思的观察,他以前以为卡拉扬指挥风格过于浮表矫饰。而这场演出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写道:在指挥时,“你是一个完全进入迷醉状态的人…你身上洋溢着明星般的激情,容光焕发,光彩照人…过去被我误认为矫情的,其实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专注,你已经完全投入其中,顾不上自己的外在表现了。”这点,后来在柏林爱乐时期,被发展到极致,在指挥很多曲目时,卡拉扬完全是闭目指挥,“内在的专注和迷醉”,成为他音乐演绎的特点。卡拉扬自己说,闭目指挥,能让他更专注于音乐的内在,而且他能靠直觉和听觉,把握乐手们的一举一动。
他对乐队的训练带来了现代意义的变革。阿什肯纳奇评价他说:“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沟通能力之佳,几乎难以想象。”虽然经常他被人抨击为独裁,但在排练乐队时,总是切合实际,非常了解乐队心理,从不超时,令乐队全心依托于他。人们常常提到切利比达克精益求精到恐怖程度的排练,而卡拉扬也同样是如此,他在亚琛担任音乐总监时期,排练巴赫与贝多芬的弥撒,每次要反复六七十次。后来也是如此,为卡拉扬赢得“完美主义者”,那个稍带贬义色彩的称号。他在回答加丄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演奏音乐应当尽善尽美,柏林爱乐正是经过长时间刻苦排练之后,能有创造性的完美演出。
阿诺德.勋伯格在《风格与观念》一书中谈到马勒排练,勋伯格写道:“差劲的指挥排了三次后就无话可说,因为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要求。而马勒在排了九次之后,在第十次排练时,仍能给乐队新的指点,带来新的改善。这就是有创造力的人,他们能在头脑中构想出完美图景,并使创造物接近那个完美图景。”这段话完全适用于卡拉扬。或许天才,就是头脑中有完美图景,并有能力将之付诸实现的人。
理查.施特劳斯在听了卡拉扬指挥的《埃莱克特拉》后,恭维说这是他听过的最精彩的演绎,同时建议,卡拉扬的诠释过于精细干净,但重要的是让音乐自然流动。 “把指挥棒挥起来!”在施特劳斯自己指挥时,总能体会到这种内在的韵律,一旦音乐缺乏这种韵律,就会乏味无聊。我们可以发现,卡拉扬后来即保持了这种精细的特色,同时音乐的律动也十分流畅,可以说二者兼并。同时,卡拉扬有一次提到,他最欣赏老一辈捷克指挥家瓦克拉夫.塔里奇(Vaclav Talich),塔里奇的天才在于能把整个管弦乐团变成一件独一无二表达情感的乐器。卡拉扬试图模仿他,也是他日后努力的方向。这个努力,在理查.施特劳斯晚期的弦乐作品《变形》中展露无疑,的确,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柏林爱乐的弦乐已经成为一件独一无二的表达情感的乐器。
当然任何天才和力量都有其阴暗面和负面的因素。我们不能忘记——自从才华横溢的阿瑟.尼基什在1879年登上德累斯顿歌剧院的指挥台,成为首席指挥之后,指挥这个行当就变得越来越专业,指挥成为了沟通作曲家和观众之间的首席大祭司。他们背对观众——在电视媒体诞生——他们开始面对观众,正面展示控制乐队的力量,在音乐厅观众和电视观众看来,他们是富于权威的引导者,他们的动作神秘而不可思议,既有普通观众无法理解的密码,又如同酒神般的迷狂。
种种这些,未免放大了指挥的魔力,指挥成为受人崇拜的职业。曾目睹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指挥家风范的见证人,譬如法国老一辈指挥家皮埃尔.蒙特说,新一辈指挥的动作越来越夸张,越来越没有必要地浪费自己的精力,与其说他们在指挥音乐,不如说他们在向观众表演。而老一辈指挥的动作是极其精简的,只是为了让乐队明白就可以了。
十九世纪的神话指挥家与作曲家们的演绎,也许真会无法忍受。有这样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二战前,卡拉扬有一次在曼海姆指挥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遇见了老一辈苏格兰钢琴家和作曲家弗雷德里克.拉曼德(Frederic Lamand),他曾留下一部回忆录,生动地记录了他亲身交往过的音乐大师们,其中包括勃拉姆斯。事先,他对卡拉扬说,你要知道,我听过勃拉姆斯本人指挥过这部作品。这给卡拉扬很大压力,但听完演出后,拉曼德过来对卡拉扬说:“你知道吗,你比勃拉姆斯指挥得漂亮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