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阿耳戈快船
后周显德七年（契丹应历十年，960年）正月初一，开封（治今河南开封）的朝廷接到了镇（治今河北正定）、定（治今河北定州）二州的驰奏：“契丹入寇，河东（北汉）贼军自土门（又称井陉口，今河北井陉北）东下与蕃寇合势。”[1]
此时幼帝（柴宗训）登基才近半年，这似乎又是一次契丹与北汉趁后周新帝即位未久的联合入侵。但和当初意欲亲征而与宰臣再三论述的周世宗不同，时年七岁（未满）的小皇帝显然没有亲自统兵出征的能力，所以这次后周的宰相们很快就决定以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殿前、侍卫二司禁军北上抗敌。
开封接到边报的次日，殿前副都点检、镇宁军（治澶州，今河南濮阳南）节度使慕容延钊即统前军先发；正月初三日，赵匡胤统率大军出爱景门北上，当晚到达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
之后的事情人尽皆知，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并率大军返回京城完成了代周建宋。
登基后的赵匡胤不慌不忙的进行大赦、封赏、赈贷、立庙等各种工作，至于御边方面，这期间他仅让已到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慕容延钊与在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时就已驻防北边的韩令坤便宜从事。先前陈桥兵变中赵普和诸将所谓的“外寇压境，将莫谁何”、“徐引而北，破贼不难”[2]仿佛已被众人抛诸脑后。
直到定号改元二十四天后，“镇州郭崇报契丹与北汉军皆遁。”[3]这份看似有些迟的边报从字面意义上“化解”了此次的“边境危机”。
今之史家一般认为这是赵匡胤为了篡位而指使他人谎报军情，由于当时的镇州守将郭崇与定州守将孙行友皆非赵匡胤亲信，赵匡胤上位后，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监军陈思诲密奏其状，因言：‘常山近边，崇有异心，宜谨备之。’”[4]孙行友更是“不自安，累表乞解官归山，上不许。行友惧，乃缮治甲兵，将弃其孥，还据山寨以叛。”[5]所以“镇、定二州的奏报”当非此二州所发。由于周太祖与周世宗即位的头年都发生过北汉联合契丹入寇之事，而后周宰相团队中的王溥对赵匡胤“亦阴效诚款”[6]，故这等假军情也就轻易地骗过了朝廷。
后汉的残余北汉对再入中原可谓心心念念，但苦于力有不逮，在未得其宗主国契丹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北汉便不敢独自大举发兵，但还是会搞一搞小动作。
“先是，北汉诱代北诸部侵掠河西，诏诸镇会兵以御之。（建隆元年三月）是月，定难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李彝兴，言遣部将李彝玉进援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北汉引众去。”[7]
代北指代州（治今山西代县）以北，即燕云的山后地区（燕云被太行山北支分隔，以东称山前，以西称山后；山后大致为今山西北部一带），后晋时已割属契丹；其地自唐后期以来迁入了许多蕃部，北汉此时招诱山后诸部应是得到了契丹的默许，契丹境内部族也可视为契丹的武装力量[8]，所以，这可以算契丹与北汉对宋的第一次侵扰。
麟州原为北汉属州，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初，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受命于周。”杨信死后，其次子杨重训又“以（麟）州降北汉”[9]；至显德四年（957年）十月，杨重训降周，麟州再入后周版图。
梁王（柴宗训）继位后，杨重训为避帝讳改名杨重勋，值得一提的是，抗辽名将杨业本名杨重贵，是杨信的长子，杨重训就是杨业的弟弟。
宋代后周之初，北汉首先向河西发起侵掠，似有觑觎麟州之意，但定难军的援兵抵达麟州后对方就退走了，看起来并没有交战的意思。
北汉退兵后，李彝兴遣使向宋告捷，“此李氏立功宋室之始。”[10]
面对中原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变局，北汉别说兴复后汉江山，连曾经的羁縻属州都不能使之回归，但好歹有所行动；反观被后周夺去更多土地的大契丹，在周宋易代之际对失地几乎没有收复的意图。
《长编》记载建隆元年四月“契丹入侵棣州（治今山东惠民），刺史河南何继筠追破其众于固安（治今河北固安），获马四百匹。”[11]
按《长编》的描述，这次契丹入侵显得颇为奇怪，因为棣州地界并非宋辽边境，其与辽境之间隔着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辖地。“宋自雄州（治今河北雄县）以东至于渤海，多河流沼泽沮洳地带，不利于辽朝骑兵的侵突，不会对防守造成太大的压力”[12]；而契丹在没有大规模入侵的情况下（《辽史》未载此事，当是小规模的骚扰），只以小股部队就能跨越此难行之地深入河北（棣州属河北道），这似乎很能反映出失去燕山之险后中原王朝在北边防御上的被动。
图片来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第140页图3
但回顾后晋割让幽云十六州前契丹与中原势力的历次战事则不难发现，即使在燕云节镇归属中原时期，契丹军也多次进入过河北腹地；表面来看，是由于平州（治今河北卢龙）失陷，契丹有了榆关（又称渝关，今山海关西南）内的据点，便可径入海河平原。“自唐末幽、蓟割据，戍兵废散，契丹因得出陷平、营，而幽、蓟之人岁苦寇钞。自涿州（治今河北涿州）至幽州（治今北京）百里，人迹断绝”[13]。而究其这种边境现象背后的原因，乃是边镇将官未能尽到应尽之责。
“及周德威镇卢龙，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始刍牧于营、平之閒。卢文进来归，常居平州，帅奚骑岁入北边，杀掠吏民，卢龙巡属，为之残弊。”[14]
需要注意的是，在周德威出镇幽州期间，平州尚未陷于契丹，当时的平州刺史是日后割让燕云的后晋高祖石敬瑭的父亲石绍雍。
卢文进所居之“平州”，“其指在平州境内——或在北部——拥有基地。”而平州州治仍为前晋所控，“未属契丹也。”[15]
周德威时任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平州刺史石绍雍是他的部下，然而石绍雍却“行事多抗于德威”，因绍雍“功与周德威相亚”，“德威惮其名，尝以礼下之。”[16]
晋军不能清除契丹在平州附近的势力，平州也没能体现出“关门锁钥”的地位，有人认为这皆是石绍雍的问题。
不管周石二人谁的责任问题更大，作为一方节帅的良将周德威不能镇服一个州刺史只是长期藩镇割据局面下诸多驭下不利之事中的一例；在混乱不堪的五代，此一例便可导致恶劣的边境形势。不良的上下级关系在更高层亦有体现，五代的朝廷若驾驭不好藩镇或统军出征的将帅，带来的就不止是边患，而是亡国之患！
再看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前晋/后唐对契丹的几次胜仗，如望都（时属定州，治今河北望都）之战与定州之战，查看地图即可发现，战役发生之地位于河北中部，这一地带在燕云的山前州县归属中原时并非边境一线，可称为次边州地区。
图片来源：《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图24
望都之战发生时，平州依然属于前晋版图，而在望都之战前，契丹一次颇具规模的入寇选择从另外两个险关要隘——居庸关（今北京昌平西北）和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侵入。
“（神册六年，921年）冬十月癸丑朔，晋新州（治今河北涿鹿）防御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丙子，上（阿保机）率大军入居庸关。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馀城，俘其民徙内地。”[17]
居庸关以西的新州守将率军投附阿保机，无疑为契丹入侵打开了方便之门，关塞南面的幽州守军亦未能利用险要阻截契丹军，致使契丹深入到望都、满城（治今河北满城西）、遂城（治今河北徐水西）这些位于幽蓟以南的次边州地带。
图片来源：知乎 貂锦赴胡尘（侵删）
至于天成三年（契丹天显三年，928年）的定州之战，在王都求援契丹前，平州尚在后唐之手（923年契丹再克平州占据三年后因卢文进率众投奔后唐，张希崇又率汉人军民驱逐契丹驻军，平州遂为后唐所复）。当时在位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决定派兵支援王都，并再次攻陷了平州。
“是岁，定州王都作乱，求援于契丹，德光陷平州，遣托诺以骑五千援都于中山（定州），招讨使王晏球破之于曲阳，托诺走保贼城。”[18]。
这次契丹的援兵人数并不算太多，但还是在后唐疆域内穿行近千里，进入了定州城。
纵观以上战例，可以发现，即使在中原势力全据山前之地时，燕云也没能发挥好“屏障”的作用；每每契丹深入，往往发生边将投降或叛乱，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石敬瑭了。
当后唐大将张敬达领兵来攻太原（治今山西太原）时，石敬瑭只得向契丹求救，势力早已进入山后的契丹遣军入晋中盆地并不需要经由山前；耶律德光率五万骑，号称十万，径入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北），后唐大同军（治云州，今山西大同）、彰国军（治应州，今山西应县）、振武军（治朔州，今山西朔州）三镇节度使与忻（治今山西忻州）、代二州刺史皆未派兵扼险阻拦。
后唐将领没有认识到契丹入援的危险，太原四面行营副招讨使杨光远对清泰帝李从珂派来犒军的端明殿学士吕琦宣称：“贼若无援，旦夕当平；若引契丹，当纵之令入，可一战破也。”[19]
太原北面诸州军无意阻挡契丹军，围攻太原的后唐军也没有利用险阻拦截契丹军的意思，耶律德光事后对石敬瑭说：“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侦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20]
被一战破掉的并非契丹，而是后唐，汾河一战，后唐军主力受到重创，被围困于晋安寨（今山西太原晋祠镇南），唐军数次突围均未能成功。那个口出狂言的杨光远眼见形势不利，便杀掉了主将张敬达，率诸将降于契丹。
在唐军兵败被围时，被李从珂诏令前往河东解围的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与其子赵延寿军会于西唐店（今山西沁县西北西汤乡），却于此逗留不进；不仅如此，赵德钧还向后唐、契丹两方皇帝谈起了条件，他先是假惺惺地向前来犒军的吕琦表示：“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随即又“奏请与（范）延光会合。”实“欲并其军”。李从珂没有答应赵德钧的请求，赵德钧与赵延寿率军到团柏谷（今山西祁县东）后，又“累奏乞授延寿镇州节度”，这时李从珂已察觉赵德钧父子有异志，但仍“促令进军”，赵德钧“乃遣使于契丹，厚赍金币，求立以为帝”[21]。
耶律德光考虑到深入敌境，晋安寨尚未攻破，赵德钧兵力尚强，又怕山后诸州断其归路，一度欲答应赵德钧之请，但在石敬瑭派来的幕僚桑维翰的劝说下，还是决定扶立石氏，毕竟石敬瑭开出的条件更具吸引力。
遭到德光拒绝的赵德钧惶惶如丧家之犬，在晋安寨降于契丹后，“赵德钧父子与诸将自团柏谷南奔，王师为蕃骑所蹙，投戈弃甲，自相腾践，挤于岩谷者不可胜纪。”[22]
逃到潞州（治今山西长治）的赵德钧父子走投无路，只得向契丹投降；这样，后唐基本失去了抵抗的资本。李从珂还欲做最后挣扎，他派河阳（治今河南孟州）节度使苌从简毁坏黄河浮桥，守卫河阳南城，然而后唐军心已经离散，苌从简遂主动渡河迎接石敬瑭。
清泰三年（契丹天显十一年，936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李从珂举族自焚，后唐亡。
石敬瑭入洛阳（治今河南洛阳）后，耶律德光开始北返，山后的原后唐大同、彰国、振武三节度使主动迎见，被德光“留之不遣。”[23]
契丹得到了幽云十六州，以原幽州节度使赵德钧之子赵延寿继任幽州节度；石敬瑭称臣契丹、割让燕云这等遗害百年之举，倒是为自己坐稳皇帝之位免去了两大麻烦（契丹侵边与觊觎帝位的边镇节帅），其只顾当下，不顾身后的品性表露无遗。在石敬瑭的继立者石重贵在位期间，那两大麻烦又深深地缠上了后晋，并最终导致后晋灭亡。
纵观五代历史，王朝的灭亡总是和统率军队的将领脱不开干系，而五代之所以发生这么多将兵违抗朝命甚至叛离的事情，则是拜安史之乱后河朔百年割据的“积淀”所赐。
唐末五代的统治者，其权力只能延伸到对他效忠的节度使和刺史那里，统治者表面上对疆域的权威也只是体现在地图上而已。“任何节度使都具备叛乱的先决条件，因为地方的职掌能给他们摆脱朝廷直接控制的自由。”“朝廷——藩镇的权力结构，需要微妙妥协、明智选择，以及私人关系的协调”[24]。
而协调好与臣下的关系、臣属与臣属之间的关系，笼络住臣子的心，正是一个君主“德”的体现；石敬瑭与郭威的反叛皆离不开皇帝过重的猜忌心和糟糕的举措。五代又是“互惠互利型忠”大行其道之时[25]，一旦掌兵将帅感觉自己的利益受到君主的威胁或者损害，那么手握军队的他们对君主之命消极怠工、起兵叛乱或投向另一位君主便不难理解。所以“君主失德”遭致的严重后果在五代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然，这并非说五代所有的将兵叛乱都是君主的不当作为所致，还有不少是兵将觉得君主不能满足自己更大的利益需求而叛离甚至想要取而代之，本文前面所讲的赵匡胤与赵德钧，即是这样的典型。
言归正传，刚刚建立的宋朝，继承的是五代留下来的边疆局势，在收节度之权前，大宋的地方格局依然“制沿五代，方镇仍旧”[26]。虽然五代朝廷也数有削藩措施，但对支撑藩镇持续存在的军需体制的削弱措施还是“远远不够，彻底摧毁藩镇的军需体制，使之最终解体，是在宋初的太祖、太宗两朝。”而“藩镇的支郡外镇彻底解体，归于朝廷”[27]也是在宋初太宗朝。
五代的削藩措施并没有消除藩镇叛离的可能，到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建立时，河东节度使刘崇仍能自立；及至宋朝建立之初，拥兵三万的昭义军（治潞州）节度使李筠反宋并引北汉兵入寇，不过是五代时边将勾引外敌的又一次重演。
最后说说被许多人诟病的“在德不在险”这句名言，赵光义对赵匡胤说出这句话，表达了自己反对迁都洛阳的看法，不少人以北宋建立一百六十七年后的靖康耻为由大肆批驳赵光义，并对此话嗤之以鼻，定都开封也被认为是造成宋朝冗兵乃至兵弱的原因之一。
这种看法其实是受到了出于政治需求而进行编史的历史学者的影响，“‘靖康之耻’越发成为宋朝军事虚弱的明证，而不是被看作一场发生于澶渊之盟一个世纪后或神宗败于西夏四十年后的相对独立的事件。”[28]“对宋朝虚弱的简单概括，轻易地把……征伐辽朝失利、起兵进攻西夏、丢失中原给金等军事问题混合成一幅单一图景。”这些图景之间的关联是“似是而非的”[29]
那么再回到“在德不在险”这句话，该话语出战国时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吴起，“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30]
今之史圈，有多少人讽刺吴起这段话呢？
若是不能处理好与臣下、与地方的关系，一旦臣属离心、地方作乱，即使有再多山河之险，也不能阻挡敌寇的侵入，更不能保证江山的稳固。
拥有燕云、定都洛阳的后唐，便是距离宋初最近的映衬。
参考文献及附注：
[1] 《旧五代史》卷120《恭帝纪》。又，1065年之前，“大契丹”汉文国号通行于辽朝故地，983年—1065年“大契丹”汉文国号亦行于燕云汉地，并且“契丹”之号始终作为辽朝非汉文国号使用（详情见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而宋人记载亦多以“契丹”称之，为便于行文，本系列正文通称契丹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正月癸卯
[3] 《宋史》卷1《太祖纪一》
[4] 《宋史》卷255《郭崇传》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八月
[6] 《龙川别志》卷上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三月，李焘附注：“此据会要及彝兴本传，事当在此（三）月。”
[8] 详见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第一章第二节《一、辽朝控制区内各部族和羁縻各族与中央的朝贡关系》第56页
[9] 《资治通鉴》卷291《后周纪二》广顺二年十二月
[10] 《西夏书事》卷3建隆元年三月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四月，李焘附注：“此从本纪。按继筠本传则在禁盗马之后，二年十月始禁盗马，必继筠传误也。”另，元人所修《宋史》中的《太祖本纪》与《何继筠传》未载此事
[12] 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附：北宋方田考》第87页
[13]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
[14] 《契丹国志》卷1《太祖大圣皇帝纪》
[15] 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第二编第六章《平州路州县沿革》第360页
[16] 《册府元龟》卷1《帝王部·帝系》
[17] 《辽史》卷2《太祖纪下》
[18] 《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一》
[19] 《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天福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即位）八月
[20] 《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天福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即位）九月辛丑
[21] 《旧五代史》卷98《赵德钧传》
[22] 《旧五代史》卷48《末帝纪下》
[23] 《辽史》卷3《太宗纪上》
[24] [英]史怀梅《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第二部分第5章《来自朝廷内部的观点》第155页
[25] [英]史怀梅《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第一部分第2章《五代时期忠的思想》第72页
[26] 《北宋经抚年表》序
[27] 齐勇锋《五代藩镇兵制和五代宋初的削藩措施》
[28] [美]龙沛《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第二章《政治与编史》第41页
[29] [美]龙沛《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第一章《战争与北宋建立》第25页
[30]《史记》卷65《吴起传》
后周显德七年（契丹应历十年，960年）正月初一，开封（治今河南开封）的朝廷接到了镇（治今河北正定）、定（治今河北定州）二州的驰奏：“契丹入寇，河东（北汉）贼军自土门（又称井陉口，今河北井陉北）东下与蕃寇合势。”[1]
此时幼帝（柴宗训）登基才近半年，这似乎又是一次契丹与北汉趁后周新帝即位未久的联合入侵。但和当初意欲亲征而与宰臣再三论述的周世宗不同，时年七岁（未满）的小皇帝显然没有亲自统兵出征的能力，所以这次后周的宰相们很快就决定以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殿前、侍卫二司禁军北上抗敌。
开封接到边报的次日，殿前副都点检、镇宁军（治澶州，今河南濮阳南）节度使慕容延钊即统前军先发；正月初三日，赵匡胤统率大军出爱景门北上，当晚到达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
之后的事情人尽皆知，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并率大军返回京城完成了代周建宋。
登基后的赵匡胤不慌不忙的进行大赦、封赏、赈贷、立庙等各种工作，至于御边方面，这期间他仅让已到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慕容延钊与在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时就已驻防北边的韩令坤便宜从事。先前陈桥兵变中赵普和诸将所谓的“外寇压境，将莫谁何”、“徐引而北，破贼不难”[2]仿佛已被众人抛诸脑后。
直到定号改元二十四天后，“镇州郭崇报契丹与北汉军皆遁。”[3]这份看似有些迟的边报从字面意义上“化解”了此次的“边境危机”。
今之史家一般认为这是赵匡胤为了篡位而指使他人谎报军情，由于当时的镇州守将郭崇与定州守将孙行友皆非赵匡胤亲信，赵匡胤上位后，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监军陈思诲密奏其状，因言：‘常山近边，崇有异心，宜谨备之。’”[4]孙行友更是“不自安，累表乞解官归山，上不许。行友惧，乃缮治甲兵，将弃其孥，还据山寨以叛。”[5]所以“镇、定二州的奏报”当非此二州所发。由于周太祖与周世宗即位的头年都发生过北汉联合契丹入寇之事，而后周宰相团队中的王溥对赵匡胤“亦阴效诚款”[6]，故这等假军情也就轻易地骗过了朝廷。
后汉的残余北汉对再入中原可谓心心念念，但苦于力有不逮，在未得其宗主国契丹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北汉便不敢独自大举发兵，但还是会搞一搞小动作。
“先是，北汉诱代北诸部侵掠河西，诏诸镇会兵以御之。（建隆元年三月）是月，定难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李彝兴，言遣部将李彝玉进援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北汉引众去。”[7]
代北指代州（治今山西代县）以北，即燕云的山后地区（燕云被太行山北支分隔，以东称山前，以西称山后；山后大致为今山西北部一带），后晋时已割属契丹；其地自唐后期以来迁入了许多蕃部，北汉此时招诱山后诸部应是得到了契丹的默许，契丹境内部族也可视为契丹的武装力量[8]，所以，这可以算契丹与北汉对宋的第一次侵扰。
麟州原为北汉属州，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初，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受命于周。”杨信死后，其次子杨重训又“以（麟）州降北汉”[9]；至显德四年（957年）十月，杨重训降周，麟州再入后周版图。
梁王（柴宗训）继位后，杨重训为避帝讳改名杨重勋，值得一提的是，抗辽名将杨业本名杨重贵，是杨信的长子，杨重训就是杨业的弟弟。
宋代后周之初，北汉首先向河西发起侵掠，似有觑觎麟州之意，但定难军的援兵抵达麟州后对方就退走了，看起来并没有交战的意思。
北汉退兵后，李彝兴遣使向宋告捷，“此李氏立功宋室之始。”[10]
面对中原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变局，北汉别说兴复后汉江山，连曾经的羁縻属州都不能使之回归，但好歹有所行动；反观被后周夺去更多土地的大契丹，在周宋易代之际对失地几乎没有收复的意图。
《长编》记载建隆元年四月“契丹入侵棣州（治今山东惠民），刺史河南何继筠追破其众于固安（治今河北固安），获马四百匹。”[11]
按《长编》的描述，这次契丹入侵显得颇为奇怪，因为棣州地界并非宋辽边境，其与辽境之间隔着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辖地。“宋自雄州（治今河北雄县）以东至于渤海，多河流沼泽沮洳地带，不利于辽朝骑兵的侵突，不会对防守造成太大的压力”[12]；而契丹在没有大规模入侵的情况下（《辽史》未载此事，当是小规模的骚扰），只以小股部队就能跨越此难行之地深入河北（棣州属河北道），这似乎很能反映出失去燕山之险后中原王朝在北边防御上的被动。
图片来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第140页图3
但回顾后晋割让幽云十六州前契丹与中原势力的历次战事则不难发现，即使在燕云节镇归属中原时期，契丹军也多次进入过河北腹地；表面来看，是由于平州（治今河北卢龙）失陷，契丹有了榆关（又称渝关，今山海关西南）内的据点，便可径入海河平原。“自唐末幽、蓟割据，戍兵废散，契丹因得出陷平、营，而幽、蓟之人岁苦寇钞。自涿州（治今河北涿州）至幽州（治今北京）百里，人迹断绝”[13]。而究其这种边境现象背后的原因，乃是边镇将官未能尽到应尽之责。
“及周德威镇卢龙，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始刍牧于营、平之閒。卢文进来归，常居平州，帅奚骑岁入北边，杀掠吏民，卢龙巡属，为之残弊。”[14]
需要注意的是，在周德威出镇幽州期间，平州尚未陷于契丹，当时的平州刺史是日后割让燕云的后晋高祖石敬瑭的父亲石绍雍。
卢文进所居之“平州”，“其指在平州境内——或在北部——拥有基地。”而平州州治仍为前晋所控，“未属契丹也。”[15]
周德威时任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平州刺史石绍雍是他的部下，然而石绍雍却“行事多抗于德威”，因绍雍“功与周德威相亚”，“德威惮其名，尝以礼下之。”[16]
晋军不能清除契丹在平州附近的势力，平州也没能体现出“关门锁钥”的地位，有人认为这皆是石绍雍的问题。
不管周石二人谁的责任问题更大，作为一方节帅的良将周德威不能镇服一个州刺史只是长期藩镇割据局面下诸多驭下不利之事中的一例；在混乱不堪的五代，此一例便可导致恶劣的边境形势。不良的上下级关系在更高层亦有体现，五代的朝廷若驾驭不好藩镇或统军出征的将帅，带来的就不止是边患，而是亡国之患！
再看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前晋/后唐对契丹的几次胜仗，如望都（时属定州，治今河北望都）之战与定州之战，查看地图即可发现，战役发生之地位于河北中部，这一地带在燕云的山前州县归属中原时并非边境一线，可称为次边州地区。
图片来源：《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图24
望都之战发生时，平州依然属于前晋版图，而在望都之战前，契丹一次颇具规模的入寇选择从另外两个险关要隘——居庸关（今北京昌平西北）和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侵入。
“（神册六年，921年）冬十月癸丑朔，晋新州（治今河北涿鹿）防御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丙子，上（阿保机）率大军入居庸关。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馀城，俘其民徙内地。”[17]
居庸关以西的新州守将率军投附阿保机，无疑为契丹入侵打开了方便之门，关塞南面的幽州守军亦未能利用险要阻截契丹军，致使契丹深入到望都、满城（治今河北满城西）、遂城（治今河北徐水西）这些位于幽蓟以南的次边州地带。
图片来源：知乎 貂锦赴胡尘（侵删）
至于天成三年（契丹天显三年，928年）的定州之战，在王都求援契丹前，平州尚在后唐之手（923年契丹再克平州占据三年后因卢文进率众投奔后唐，张希崇又率汉人军民驱逐契丹驻军，平州遂为后唐所复）。当时在位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决定派兵支援王都，并再次攻陷了平州。
“是岁，定州王都作乱，求援于契丹，德光陷平州，遣托诺以骑五千援都于中山（定州），招讨使王晏球破之于曲阳，托诺走保贼城。”[18]。
这次契丹的援兵人数并不算太多，但还是在后唐疆域内穿行近千里，进入了定州城。
纵观以上战例，可以发现，即使在中原势力全据山前之地时，燕云也没能发挥好“屏障”的作用；每每契丹深入，往往发生边将投降或叛乱，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石敬瑭了。
当后唐大将张敬达领兵来攻太原（治今山西太原）时，石敬瑭只得向契丹求救，势力早已进入山后的契丹遣军入晋中盆地并不需要经由山前；耶律德光率五万骑，号称十万，径入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北），后唐大同军（治云州，今山西大同）、彰国军（治应州，今山西应县）、振武军（治朔州，今山西朔州）三镇节度使与忻（治今山西忻州）、代二州刺史皆未派兵扼险阻拦。
后唐将领没有认识到契丹入援的危险，太原四面行营副招讨使杨光远对清泰帝李从珂派来犒军的端明殿学士吕琦宣称：“贼若无援，旦夕当平；若引契丹，当纵之令入，可一战破也。”[19]
太原北面诸州军无意阻挡契丹军，围攻太原的后唐军也没有利用险阻拦截契丹军的意思，耶律德光事后对石敬瑭说：“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侦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20]
被一战破掉的并非契丹，而是后唐，汾河一战，后唐军主力受到重创，被围困于晋安寨（今山西太原晋祠镇南），唐军数次突围均未能成功。那个口出狂言的杨光远眼见形势不利，便杀掉了主将张敬达，率诸将降于契丹。
在唐军兵败被围时，被李从珂诏令前往河东解围的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与其子赵延寿军会于西唐店（今山西沁县西北西汤乡），却于此逗留不进；不仅如此，赵德钧还向后唐、契丹两方皇帝谈起了条件，他先是假惺惺地向前来犒军的吕琦表示：“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随即又“奏请与（范）延光会合。”实“欲并其军”。李从珂没有答应赵德钧的请求，赵德钧与赵延寿率军到团柏谷（今山西祁县东）后，又“累奏乞授延寿镇州节度”，这时李从珂已察觉赵德钧父子有异志，但仍“促令进军”，赵德钧“乃遣使于契丹，厚赍金币，求立以为帝”[21]。
耶律德光考虑到深入敌境，晋安寨尚未攻破，赵德钧兵力尚强，又怕山后诸州断其归路，一度欲答应赵德钧之请，但在石敬瑭派来的幕僚桑维翰的劝说下，还是决定扶立石氏，毕竟石敬瑭开出的条件更具吸引力。
遭到德光拒绝的赵德钧惶惶如丧家之犬，在晋安寨降于契丹后，“赵德钧父子与诸将自团柏谷南奔，王师为蕃骑所蹙，投戈弃甲，自相腾践，挤于岩谷者不可胜纪。”[22]
逃到潞州（治今山西长治）的赵德钧父子走投无路，只得向契丹投降；这样，后唐基本失去了抵抗的资本。李从珂还欲做最后挣扎，他派河阳（治今河南孟州）节度使苌从简毁坏黄河浮桥，守卫河阳南城，然而后唐军心已经离散，苌从简遂主动渡河迎接石敬瑭。
清泰三年（契丹天显十一年，936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李从珂举族自焚，后唐亡。
石敬瑭入洛阳（治今河南洛阳）后，耶律德光开始北返，山后的原后唐大同、彰国、振武三节度使主动迎见，被德光“留之不遣。”[23]
契丹得到了幽云十六州，以原幽州节度使赵德钧之子赵延寿继任幽州节度；石敬瑭称臣契丹、割让燕云这等遗害百年之举，倒是为自己坐稳皇帝之位免去了两大麻烦（契丹侵边与觊觎帝位的边镇节帅），其只顾当下，不顾身后的品性表露无遗。在石敬瑭的继立者石重贵在位期间，那两大麻烦又深深地缠上了后晋，并最终导致后晋灭亡。
纵观五代历史，王朝的灭亡总是和统率军队的将领脱不开干系，而五代之所以发生这么多将兵违抗朝命甚至叛离的事情，则是拜安史之乱后河朔百年割据的“积淀”所赐。
唐末五代的统治者，其权力只能延伸到对他效忠的节度使和刺史那里，统治者表面上对疆域的权威也只是体现在地图上而已。“任何节度使都具备叛乱的先决条件，因为地方的职掌能给他们摆脱朝廷直接控制的自由。”“朝廷——藩镇的权力结构，需要微妙妥协、明智选择，以及私人关系的协调”[24]。
而协调好与臣下的关系、臣属与臣属之间的关系，笼络住臣子的心，正是一个君主“德”的体现；石敬瑭与郭威的反叛皆离不开皇帝过重的猜忌心和糟糕的举措。五代又是“互惠互利型忠”大行其道之时[25]，一旦掌兵将帅感觉自己的利益受到君主的威胁或者损害，那么手握军队的他们对君主之命消极怠工、起兵叛乱或投向另一位君主便不难理解。所以“君主失德”遭致的严重后果在五代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然，这并非说五代所有的将兵叛乱都是君主的不当作为所致，还有不少是兵将觉得君主不能满足自己更大的利益需求而叛离甚至想要取而代之，本文前面所讲的赵匡胤与赵德钧，即是这样的典型。
言归正传，刚刚建立的宋朝，继承的是五代留下来的边疆局势，在收节度之权前，大宋的地方格局依然“制沿五代，方镇仍旧”[26]。虽然五代朝廷也数有削藩措施，但对支撑藩镇持续存在的军需体制的削弱措施还是“远远不够，彻底摧毁藩镇的军需体制，使之最终解体，是在宋初的太祖、太宗两朝。”而“藩镇的支郡外镇彻底解体，归于朝廷”[27]也是在宋初太宗朝。
五代的削藩措施并没有消除藩镇叛离的可能，到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建立时，河东节度使刘崇仍能自立；及至宋朝建立之初，拥兵三万的昭义军（治潞州）节度使李筠反宋并引北汉兵入寇，不过是五代时边将勾引外敌的又一次重演。
最后说说被许多人诟病的“在德不在险”这句名言，赵光义对赵匡胤说出这句话，表达了自己反对迁都洛阳的看法，不少人以北宋建立一百六十七年后的靖康耻为由大肆批驳赵光义，并对此话嗤之以鼻，定都开封也被认为是造成宋朝冗兵乃至兵弱的原因之一。
这种看法其实是受到了出于政治需求而进行编史的历史学者的影响，“‘靖康之耻’越发成为宋朝军事虚弱的明证，而不是被看作一场发生于澶渊之盟一个世纪后或神宗败于西夏四十年后的相对独立的事件。”[28]“对宋朝虚弱的简单概括，轻易地把……征伐辽朝失利、起兵进攻西夏、丢失中原给金等军事问题混合成一幅单一图景。”这些图景之间的关联是“似是而非的”[29]
那么再回到“在德不在险”这句话，该话语出战国时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吴起，“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30]
今之史圈，有多少人讽刺吴起这段话呢？
若是不能处理好与臣下、与地方的关系，一旦臣属离心、地方作乱，即使有再多山河之险，也不能阻挡敌寇的侵入，更不能保证江山的稳固。
拥有燕云、定都洛阳的后唐，便是距离宋初最近的映衬。
参考文献及附注：
[1] 《旧五代史》卷120《恭帝纪》。又，1065年之前，“大契丹”汉文国号通行于辽朝故地，983年—1065年“大契丹”汉文国号亦行于燕云汉地，并且“契丹”之号始终作为辽朝非汉文国号使用（详情见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而宋人记载亦多以“契丹”称之，为便于行文，本系列正文通称契丹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正月癸卯
[3] 《宋史》卷1《太祖纪一》
[4] 《宋史》卷255《郭崇传》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八月
[6] 《龙川别志》卷上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三月，李焘附注：“此据会要及彝兴本传，事当在此（三）月。”
[8] 详见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第一章第二节《一、辽朝控制区内各部族和羁縻各族与中央的朝贡关系》第56页
[9] 《资治通鉴》卷291《后周纪二》广顺二年十二月
[10] 《西夏书事》卷3建隆元年三月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四月，李焘附注：“此从本纪。按继筠本传则在禁盗马之后，二年十月始禁盗马，必继筠传误也。”另，元人所修《宋史》中的《太祖本纪》与《何继筠传》未载此事
[12] 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附：北宋方田考》第87页
[13]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
[14] 《契丹国志》卷1《太祖大圣皇帝纪》
[15] 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第二编第六章《平州路州县沿革》第360页
[16] 《册府元龟》卷1《帝王部·帝系》
[17] 《辽史》卷2《太祖纪下》
[18] 《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一》
[19] 《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天福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即位）八月
[20] 《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天福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即位）九月辛丑
[21] 《旧五代史》卷98《赵德钧传》
[22] 《旧五代史》卷48《末帝纪下》
[23] 《辽史》卷3《太宗纪上》
[24] [英]史怀梅《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第二部分第5章《来自朝廷内部的观点》第155页
[25] [英]史怀梅《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第一部分第2章《五代时期忠的思想》第72页
[26] 《北宋经抚年表》序
[27] 齐勇锋《五代藩镇兵制和五代宋初的削藩措施》
[28] [美]龙沛《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第二章《政治与编史》第41页
[29] [美]龙沛《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第一章《战争与北宋建立》第25页
[30]《史记》卷65《吴起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