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三国之前，有很多人跟我说，三国的名将就不用写了，因为大家对它太熟悉了，从小罗贯中就熏陶了一遍，后来易中天等现代学者又演绎了一遍又一遍，大家早就审美疲劳了，你也讲不出啥新意来，不如不写。
然而写名将，三国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是绕不过去的，而且大家不知道的是，即便各种作家文豪、专家学者演绎、研究了这么多，三国人物的英雄魅力仍有未被发掘之处，甚至还有诸多历史真相值得进一步研讨、辨析、深究。说一句你或许不相信的话，你以为你最熟悉的三国，其实是隐秘最多、问题最多的谜一般的历史时代。就如你熟悉曹操的奸诈，却不了解他的辛苦；你熟悉诸葛亮的智慧，却不了解的他的叹息；你熟悉关羽的高傲，却永远不了解他的孤独。

那么，三国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最熟悉的隐秘史呢？第一个首先得怪董卓，东汉本是一个极重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录的时代，其国家图书馆也相当兴盛，《隋书·经籍志》曰：“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只可惜董卓之乱，迁都洛阳，这些图书档案损失惨重，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一》就描述说，当时“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才七十馀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总之是全毁了。
而我们第二个要怪的人，你可能想不到，那就是向来以正面形象示人的司徒王允。

如前所述，几次大乱，国家典藏都被毁了，但这也没关系，毕竟还有民间私人藏书和一些记忆力很好的历史学者。比如东汉末年就有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与藏书家蔡邕，生平藏书多至万余卷，并负责撰写着东汉朝的国史《东观汉记》。只可惜，董卓被吕布王允所杀后，蔡邕竟被当做余党抓了起来。其实蔡邕不过是个文化人，并未参与董卓乱政之事，只不过与董卓有些私人恩义罢了，但王允却坚持要杀了蔡邕。蔡邕便效法司马迁，表示愿意接受肉刑赎罪，以完成修成汉史的夙愿，但王允坚决不同意，还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
作为董卓的幕僚，献帝的侍中，曹操袁绍的师友，汝南袁氏的姻亲，蔡邕应该知道相当多隐秘的汉末宫廷与党人内幕，但是很可惜，这些事情王允恰恰不能让它留传后世，也许，这位表面大义凛然，实际精致利己的政治投机分子，暗地里做了好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害怕被蔡邕如实记录在史书上。
蔡邕这么一死，他所正在撰写的史书当然也就半途而废了，而后来的李傕郭汜之乱，又让他没写完的那部分史书也损失殆尽（注1），等到几百年后范晔和陈寿再来写《后汉书》与《三国志》，其中也不知要漏掉多少珍贵的史料。最明显的例子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详见王粲《汉末英雄记》），袁绍与曹操，刘备与曹操，在早年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但史书对此提及甚少，这就让他们之间的分和、纷争与反目成仇，全都变得迷雾重重，乃至扑朔迷离，我们很难理解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爱恨情仇，一切只能脑补与存疑。

第三个我们要怪的人，你绝对想不到，那就是诸葛亮。
按理说，《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乃蜀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来写《三国志》有着天然优势，但他也有些解决不了的问题，为三国史的研究增添了诸多难度。
第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三国志·后主传》），也就是说，蜀汉并未设置专职史官，故对蜀汉政府的很多“行事”与“灾异”的记载有所欠缺（注2），陈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之奈何？
第二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立场问题。
与其他史书不同，陈寿的《三国志》基本上是一部当代史。当代史的优点是，很多历史当事人都还在，可以直接向他们采访，但缺点是，需要忌讳的东西太多了。晋是魏“禅让”来的，所以曹氏的污点陈寿需要回护的较少（注3），但与司马氏相关的问题就不好办了，更难办的是，魏晋易代基本是和平演变，只有淮南三叛清除了一些地方势力，中央的曹魏大臣们很多只是改换门庭，换身衣服就成了晋朝的开国功臣，对于这些人及他们的父辈应如何书写，其间的政治尺度要如何把握，这对于陈寿这样一个从蜀地来的降臣来说实在是个大难题。面对“旧君故国之思”与新朝无上权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陈寿要如何评断，要如何取舍，要如何选择，这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面子问题，还是仕途、性命攸关的问题。

好在陈寿自有他的写作技巧，正如北魏政治家、史学家崔浩所言，《三国志》“微而显，婉而成章”（《魏书·毛修之传》），很多意思要从字面底下看出来，他不直说，但其实什么都说了。
所以，读三国似乎来很简单，但真要读懂读透那实在太难了，这需要很强的史学根基与文学功底，但凡你的“阅读理解”水平不够，或对时代背景掌握不扎实，就很容易误会陈寿的真意。所以，后人都不爱读《三国志》而宁愿读《三国演义》，反而当时人对陈寿评价极高，如《华阳国志·陈寿传》就言其“品藻典雅，中书监荀勖、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荀勖、张华乃是西晋的文学政治领袖，他们以及他们的父辈正是陈寿所书写的主角，就连他们都觉得好，可见陈寿的春秋笔法实在精当，说班固司马迁都比不上，那是夸狠了，但“班史以来无及寿者”（崔浩语），应该还算惬当。所以魏晋士人很喜欢写史，但有一些作者，在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自愧弗如，竟主动放弃了类似的写作计划。如与潘岳有双壁之称的夏侯渊曾孙夏侯湛，便因“见寿所作”，而销毁了他正在撰写的《魏书》；而从吴国来的陆逊之孙陆机，本来正在酝酿《吴书》，也被打乱了节奏，最终没能写完。
总之，陈寿的《三国志》那是写的极好的，但“隐讳而不失实录”（尤学工《“良史”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很多事情都写在文字底下，非文史功底极牛且非常了解内情者难以读懂其中真意，这就导致整个三国时代变成了一个迷雾重重的幽暗洞穴，越靠近里面（离陈寿时代越近）越看不清楚（陈寿要顾忌的人事就越多），所以我说这个时代是“隐秘的三国”，前半段由于董卓和王允，搞得丢失了东汉末年很多朝廷史料，后半段由于客观原因，陈寿写史“事多审正……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这书是实在不好读啊。

好在，到了南朝，刘宋出了一个考据狂裴松之，受诏补注《三国志》，竟一口气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两百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注4）。这下三国总好读了吧，但事实并非如此，裴松之将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了。因为裴松之引的这些杂史、别传、家传、类书、方志很多都带有极强的个人主观偏向与地方本位思想（注5），不同的资料的史料价值与可信程度都不同，有的甚至互相歧义各说一套（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每条都需要读者认真辨析取信，故唐代史家刘知几批其“繁芜”，更言其如“蜜蜂兼采，甘苦不分”（《史通·内篇·补注第十七》）。
对于这些缺点，裴松之自然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在注文的同时偶尔而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见解与论辩，但这远远不够，而且，时代又过去一百多年，他的见解也不一定对，总之最后还是让三国史变成了一团大浆糊。在这种情况下，读三国史就不仅需要文史功底，还需要严密的逻辑性与思辨能力，以解开不同史料因作者立场不同而产生的一个个“历史罗生门”。

分析了这么多，大家对于写三国的难度与必要性，应该有一定认识了吧。所以，大家也会发现，在我的三国文章里，充斥着各种引文与辨析，而整个系列之中，我三国文的注也是最多的。没办法啊，不搞详细点，我的很多观点说出来大家恐怕都不信，比如袁术称帝的百年密谋，曹操的道教领袖身份，三十万黄巾军的神秘消失，官渡战前的间谍战与反间战，曹魏杀士族而被士族反杀的秘辛，刘关张的创业秘密，曹操与刘备年轻时的早年交往，刘备的特殊军事能力，诸葛亮深度参与荆州宫斗的隐秘，与丑女黄氏的婚姻背后考量，刘备携民渡江的高明部署，赤壁之战曹操主动献祭了八万兵，诸葛亮对荆州的人口经营与对天下的货币战争，还有雄才伟略的刘璋与儒学大师关羽，在史书中消失的关羽荆北攻略，曹仁对汉室遗民的最后屠杀，孟达糜芳莫名叛变的秘密，刘备取汉中与孙权取荆州的巨大失败，白帝城托孤时刘备的无奈乞求，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演戏给大家看，八阵图与木牛流马的真实细节，乃至于诸葛亮的“外星人”身份等等等等。

写到最后，我感觉自己已经不是一个作者了，而是一个侦探，面对各种脱漏的线索抓耳挠腮，又面对各种互相抵触的证据各种检验分析，然后在各种隐秘的角落发现各种沉默的真相。相信大家在看我这本书的时候应该也会有相同的感触——嘿，这哪儿是名将英雄传啊，这不就是历史悬疑片嘛！
啥也别说了，走吧，去破案吧！隐秘的三国，我来了。
注1：见《后汉书·蔡邕传》：“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
注2：但对于汉魏易代之事陈寿也不得不回护，否则魏晋易代的合法性也会有所欠缺。故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云：“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
注3：故《三国志》中，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陈寿身为蜀汉之臣，蜀书却只有十五卷，且有大量“失其行事，故不为传”的内容（《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第十五》引杨戏《季汉辅臣传》）。

注4：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裴注有混入正文及脱漏散佚的情况，故今日之版本，裴注的文字与《三国志》原文的字数已相接近。
注5：如《晋书·王沈传》：“（王沈）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三国志·陈泰传》裴注云：“（孙）盛（《魏氏春秋》）言诸所改易，非别有异闻，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刘知几《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第二》云：“孙盛撰《魏氏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异闻错出，其流最多。”同书《内篇·曲笔第二十五》又云：“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云：“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