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稷的军政地位
美稷县城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与匈奴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美稷城在两汉时期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成为大河套地区的行政中心之一。西汉时期，美稷县为西河属国都尉驻地。西河属国的设置适应了北疆地区政治形势的发展需要，保证了西汉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东汉时期，美稷县为南匈奴单于庭和使匈奴中郎将的驻地，便利了东汉对归附的南匈奴的有效管理。
第二，美稷城既是防御北匈奴侵扰的战略要地，也是反攻北匈奴的战略基地。南匈奴内迁，北匈奴仍不时寇扰汉边。《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南匈奴诸部分置于北方诸郡形成了抵抗北匈奴南下的第一道防线。此外，南匈奴单于以美稷为战略基地，经常派兵协同东汉军出击北匈奴。如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南单于复上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渡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得其玉玺，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而还”，[23]取得了对北匈奴之战的重大胜利。
第三，美稷县域是东汉安置南匈奴单于直辖部众的理想之地。建武二十六年(50)，南匈奴单于率部归汉后，东汉先于“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之地建立南单于庭，后将南单于庭迁至云中郡。是年冬天，北单于率兵南下，南单于领兵据守，战不利。东汉又下诏将南单于庭徙至西河郡美稷县。[24]美稷县位于西河郡西北部，北有五原、云中二郡，西有朔方郡。相比五原、云中，西河郡美稷县不与边塞毗邻，避免直接面临北匈奴的威胁，而且相对靠近汉朝统治重心地区。《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永平)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南单于击却之，西河长史马襄赴救，虏乃引去。”可见，一旦北匈奴南侵而威胁南单于庭的时候，东汉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和兵力保护南单于免遭北匈奴的侵扰。

美稷城位于“河南地”东部地带，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部。《水经注·河水》引《东观记》日：“郭伋，字细侯，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携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数百小儿各骑竹马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曰：闻使君到，喜，故迎。伋谢而发去，诸儿复送郭外。问：使君何日还?伋计日告之。及还，先期一日，念小儿，即止野亭，须期至乃往。其水又东南流，羌人因水以氏之。”秦汉时期美稷县区域气候适宜，水草丰茂，适宜游牧。[25]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南匈奴单于与东汉军大败北匈奴后，史载“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故从事中郎将置从事二人，耿谭以新降者多，上增从事十二人。”[26]如此之多的南匈奴牧民分布在以美稷县城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与当地的生态环境不无关系。
第四，美稷是东汉时期的军事重地——使匈奴中郎将驻地，与度辽将军府驻地曼柏营城南北呼应。建武二十六年(50)，美稷县成为南匈奴单于庭驻地和使匈奴中郎将的治所。[27]然而不久，“南单于所获北虏薁键左贤王将其众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万余人畔归”。虽有耿国向光武帝建议：“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但光武帝并未采纳。直至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内怀嫌怨，欲畔，密使人诣北虏，令遣兵迎之。郑众出塞，疑有异。伺候，果得须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将，以防二虏交通。’”[28]东汉遂于明帝永平八年(65)正式设立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29]曼柏，即今内蒙古达拉特旗盐店乡哈勒正壕古城，位于美稷故城北偏西38公里处，正当北通阴山要道。东汉在此设立度辽营，置度辽将军府，是为配合使匈奴中郎将加强对美稷县南匈奴单于及其部众的有效管理。正如出使匈奴归来的郑众所言：“南单于久居汉地，具知形势，万分离析，旋为边害。今幸有度辽之众扬威北垂，虽勿报答，不敢为患。”[30]随着美稷、曼柏军事行政地位越来越重要，东汉于安帝元初元年(114)，正式将临时性的度辽将军府改置为军事常驻机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内蒙古准格尔旗暖水乡榆树壕古城实为美稷县故城，其位置凸显出美稷县在两汉北疆地区拥有极为重要的军政地位，也使我们对两汉时期北疆政区变迁与民族关系发展有了较前更为清楚的认识。

注释：
[1]《汉书》卷94上《匈奴传》。 [2][3][4]《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5]《后汉书》卷4《和帝纪》。 [6]《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7]关于使匈奴中郎将任职情况，参见李大龙《东汉王朝使匈奴中郎将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及其著作《汉代中国边疆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有关使匈奴中郎将的论述。
[8]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71页。
[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邱树森《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周清澍编著《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魏坚编著《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陈峰《南匈奴附汉初期单于庭的设立与变迁及其历史地理考察》(《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等，诸多论著亦如此定位。

[10]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2页。
[11]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河山集》(二集)，第471页。
[12]参见刘玉印主编：《准格尔旗文物志》，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13]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第264-265页。
[14]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第608页。
[15]参见崔璇：《准格尔旗榆树壕古城》，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编：《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1981年印，第198页。
[16]参见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伊克昭盟补洞沟匈奴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0年(创刊号)，第27页；林沄：《关于中国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
[17]参见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1980年(创刊号)；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18]参见崔璇：《准格尔旗榆树壕古城》，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编：《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第198页。
[19]参见徐龙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秦汉边城初探》，《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33页。
[20]根据崔璇《准格尔旗榆树壕古城》插图(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编：《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改绘。
[21]参见李逸友：《内蒙古史迹丛考》，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3页。

[22]《后汉书》卷47《梁懂传》。
[23]《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24]参见《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25]参见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第232页。
[26]《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27]关于使匈奴中郎将的论文主要有：何天明：《东汉使匈奴中郎将探讨》，《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李大龙：《东汉王朝使匈奴中郎将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韩香：《试论“使匈奴中郎将”的来源及演变》，《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28]《资治通鉴》卷45，明帝永平八年。
[29]《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30]《后汉书》卷36《郑众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