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家场古城即龟兹县
通过以上考述，我们排除了盐池县张家场古城是秦汉昫衍县的可能性。那么。张家场古城究竟是汉代的哪一座城邑呢？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有这样一段文字：
龟兹城，在（宁夏后）卫东北。汉县，属上郡。颜师古曰：“龟兹读丘慈。”时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因名。亦为上郡属国都尉治，有盐官。后汉曰龟兹属国。永寿初南匈奴别部叛，寇美稷，东羌复应之，安定属国都尉张奂勒兵出长城，遣将王卫招诱东羌，因据龟兹县，使南匈奴不得与东羌交通是也。又《西羌传》：“雍州有龟兹盐池，为民利”，即今大小两盐池矣。晋废。后魏主焘太延五年伐姑臧，自云中济河至上郡属国城，即故龟兹城也。

明代至清初的宁夏后卫即今盐池县城。《读史方舆纪要》描述龟兹城的方位在卫城东北，与今天张家场古城的方位正相符合。顾祖禹的说法不见于清代以前任何文献，在清代以后也没有人提及，或许是他自己考证得出的结论。仔细分析这段考证文字，唯一城址定位线索是《汉书·地理志》上郡龟兹县自注“有盐官”和《后汉书·西羌传》“雍州有龟兹盐池，为民利”两条记载。这表明，汉代龟兹县境内有盐池，为雍州百姓所依赖。而今盐池县境内恰好有包括北大池（古称花马大池）、花马池（古称花马小池）、苟池、红崖池等一系列盐池，向来是陕甘地区最为重要的食盐产地。当时宁夏后卫境内数量众多的盐池以及发达的盐业，显然是顾祖禹将张家场古城定为龟兹县的主要依据。
不过，仅凭盐池一项，是否就能将张家场古城对应为汉代上郡龟兹县呢？宁夏地方文史研究者陈永中对此持否定态度，故撰文驳斥顾祖禹的意见。陈先生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盐池县为汉代北地郡昫衍县地，二是汉代龟兹县在今陕西省榆林市北部。然而，前面已经论述过，今盐池县并非北地郡昫衍县，所以这条理由并不能成立。那么接下来就要看看汉代龟兹县是否真的位于今陕西省榆林市境内？

关于汉代龟兹县的方位，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文献记录是《水经注》。《水经·河水注》曰：
奢延水又东合交蘭水，水出龟兹县交蘭谷，东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北流，与境波水合。水源出南邪山南谷，东北流，注于奢延水。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县因处龟兹降胡著称。又东南，注奢延水。
这里提到的奢延水即今无定河，交蘭水、帝原水分别是今天的海流图河、榆溪河。由于《水经注》明确提到交蘭水、帝原水发源于龟兹县，所以历代学者均把龟兹县定位于今海流图河、榆溪河上游的陕西省榆林市北部，目前流行榆林市榆阳区古城滩古城、乌审旗噶鲁镇敖柏淖尔古城两种说法。

上述两座古城位于今海流图河、榆溪河上游，似乎符合《水经注》对汉代龟兹县方位的记载，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今天的海流图河、榆溪河均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东部的毛乌素沙地南缘，两条河流流域面积有限，河道短促。然而两河目前的状况与秦汉至北朝时期存在较大差距。毛乌素沙地在历史时期存在较大变化，虽然目前学界对变化过程存在争议，但基本认同历史时期的毛乌素沙地存在逐渐扩展的趋势。造成毛乌素沙地拓展的重要原因是历史时期水环境的变化。何彤慧、王乃昂指出，“秦汉时期是毛乌素沙地2000多年来地表水环境最优越的时段，主要表现在湖沼面积广大、腹地区有一些常年河通往内陆湖、外流河水量较大等方面。秦汉以后，毛乌素沙地的地表水环境呈现整体恶化趋势”。秦汉时期，今毛乌素沙地南缘分布着大量湖泊，河流的水量也较今日更为丰沛。侯仁之通过对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的实地考察，揭示出古城周边历史时期存在一个面积广阔的湖泊，即古文献之“奢延泽”，城川古城即唐代宥州长泽县。从长泽县的名称来看，直到唐代此地仍有广阔的湖泊水体。显然唐代以前，无定河上游的湖泊和河流的水环境远比今日优越。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在无定河上游的统万城定都，曾发出“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反观今天的统万城，周边却是滚滚黄沙。由此看来，海流图河、榆溪河在秦汉至北朝时期的水量远比今日丰沛，其河流源头有可能延伸至今鄂托克前旗、乌审旗之间毛乌素沙地腹地的低地湖沼地带（见图3）。

另外，历代学者均把汉代龟兹城定位在今海流图河、榆溪河上游附近，显然认为两条河流流经龟兹城。这样的理解也存在偏差。《水经注》只称交蘭水、帝原水“出龟兹县”，是说两条河流发源于龟兹县境内，并非是流经龟兹县。倘若是流经龟兹县，根据《水经注》文例，应是“迳龟兹县”，而非“出龟兹县”。若是两水仅出自龟兹县境内，不但未必流经龟兹县，反而有可能距离龟兹县城较远。这里可以举两条《水经注》的例证。《水经·淇水注》：“（沾）水出壶关县”。沾水即今河南省林州市浙河，发源于林州市西的太行山。而汉魏壶关县在今山西省长治县北。沾水不但不流经壶关县，而且其发源之处距离壶关县有百里之遥。又如《水经·河水注》曰：“（肥）水出高平县西北二百里牵条山”。肥水即今宁夏自治区海原县石峡口水，而汉代高平县在今宁夏自治区固原市区。肥水同样不流经高平县，而且远在高平城西北二百余里。以此来看，龟兹县城也存在距离交蘭水、帝原水源出地较远的可能。今按，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正与宁夏自治区盐池县毗邻，且乌审旗和盐池县之间无汉代古城分布。虽然鄂托克前旗、乌审旗交界地区相距张家场古城约有二百里，但是考虑到边疆地区县域规模往往较为辽阔，如前面提到的肥水就发源于高平县西北二百里，因此把张家场古城定为龟兹县，与《水经注》的记述并不矛盾。

通过对《水经注》相关记述的重新梳理，虽然张家场古城方位与《水经注》并不存在重大矛盾，但不容忽视的是，今鄂托克前旗、乌审旗交界地区距离张家场古城毕竟有二百里之遥。要想论证张家场古城就是汉代龟兹县，还需要举出一些其他文献依据。
顾祖禹已经注意到，龟兹县曾出现于《后汉书·张奂传》。其文曰：
永寿元年，（奂）迁安定属国都尉。初到职，而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七千余人寇美稷，东羌复举种应之，而奂壁唯有二百许人，闻即勒兵而出。军吏以为力不敌，叩头争止之。奂不听，遂进屯长城，收集兵士，遣将王卫招诱东羌，因据龟兹，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
时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汉书·地理志》安定郡三水县自注：“属国都尉治。有盐官”。关于汉代三水县的地理方位，《水经·河水注》有详细记载：“（高平）川水又北，迳三水县西，……（高平川）水东有山，山东有三水县故城，本属国都尉治，王莽之广延亭也。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议郎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治此。”汉代三水县即今宁夏自治区同心县下马关镇红城水古城。虽然文献没有提及东汉时期的安定属国都尉是否仍然治于三水县。但是分析东汉安定郡的辖域范围，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两汉时期的属国都尉主要管理内附的游牧部落，其治所也近于内附部落的驻牧地，以便于管理。汉代将内附的游牧部落安置于秦昭襄王长城以外的“河南地”，而东汉时期的安定郡只有三水县位于秦昭襄王长城之外。当时的安定郡属国降胡主要分布在“青山”周围。《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一年（45）“夏四月，安定属国胡叛，屯聚青山”。《后汉书·冯异传》：“青山胡率万余人降异。……上郡、安定皆降，异复领安定太守事。”李贤注引《续汉书》曰：“安定属国人，本属国降胡也。居参䜌青山中。”青山，即今宁夏自治区同心县与甘肃省环县之间青龙山（见图4），正与汉代三水县相近，故东汉时安定属国都尉仍治于三水县。《水经注》称安定属国都尉张奂治三水县，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永寿元年（155），南匈奴反叛，攻打使匈奴中郎将驻地西河郡美稷县，东羌闻风而动。东汉时期的东羌，是指内徙安置于陇山以东之安定郡、北地郡、上郡境内的羌人部落，与陇山以西之“西羌”相对。显然，安定郡境内之东羌部落听到南匈奴反叛的消息后，意欲北上，与南匈奴汇合，安定属国都尉张奂随即出兵占据龟兹城，阻挡青山周边羌人部落北上。如果龟兹城就是盐池县张家场古城，那么可以与史籍记载相互验证。东汉时期的三水县与龟兹县相邻，张奂移师龟兹县较为便利。而且张家场古城正位于青山以北，是陇东高原北上鄂尔多斯高原的必经之地。张奂出兵占据张家场古城，便阻断了东羌与南匈奴沟通的道路（参见图四）。相反，倘若龟兹县在今陕西省榆林市北，那么距离三水县约有六百余里之遥，我们很难想象，仅有二百余兵力的张奂会长途奔袭如此遥远的距离（几乎穿越整个上郡）去阻隔安定郡境内的羌人北上。而且榆林市北部在鄂尔多斯高原中部，属于南匈奴驻牧地核心地区，张奂夺取这里，并不能实现“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的目的。所以结合永寿元年（155）张奂阻隔东羌之史事，将龟兹县定于张家场古城显然更为合适。

北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在陕西路西部曾出土一批东汉永初年间的木简。黄伯思记此事曰：
近岁，关右人发地得古瓮，中有东汉时竹简甚多，往往散乱不可考。独永初二年讨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书，书迹古雅可喜。其词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车骑将军幕府文书，上郡属国都□□□□□丞廷义，县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绶，发夫讨畔羌。急急如律令。”
此本所录简文残缺5字。但此简亦著录于其他宋人笔记，所缺五字为“尉二千石守”，故简牍文字可以释为：“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车骑将军幕府文书，上郡属国都尉二千石守丞廷义，县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绶，发夫讨畔羌。急急如律令。”《续汉书·百官志》云：“属国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此简文意为：上郡属国守丞廷义接到车骑将军幕府文书，通知三水县于十月到车骑将军幕府领取印绶，征发士兵证讨叛羌。此文书正与汉安帝永初羌乱有关，木简文字信息量颇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上郡属国都尉丞向三水县发布命令，暗示三水县距离上郡属国都尉治所龟兹县不远，似乎也可以视作张家场古城为汉代龟兹县的一条旁证。

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今盐池县境内的张家场古城应即汉代龟兹县。这样的判断能否得到张家场古城考古调查的支持呢？根据宁夏文物工作者对张家场古城及其周边的几次调查。张家场古城文化遗存及出土文物皆属汉代，古城周边的数千座墓葬也全部是汉墓，不见早于汉代的文化遗存。而在张家山汉简《秩律》中，没有出现龟兹县，说明龟兹县的设置要晚于吕后时期。《汉书·地理志》上郡龟兹县颜师古注曰：“龟兹国人来降服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汉武帝元狩年间张骞出使西域，龟兹国方与汉朝交通。而太初、天汉年间，李广利两次远征大宛，曾对天山南麓各国用兵。若颜师古所言不误，上郡龟兹县的设置应在武帝太初年间以后。这与张家场古城及其周边以文化遗存以汉代为主的时代特征基本吻合。
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张家场古城曾出土相当数量的封泥。耿志强《盐池张家场古城址调查》公布了五种。分别是：承烈令印、肤施丞印、龟兹丞印（图5）、龟兹令印（图6）、□邑□丞印。从封泥形制来看，应为新莽至东汉时期之物。其中“承烈”不见于史书记载，应是史籍失载的汉代县邑。“□邑□丞印”中的“□邑”不明。除此以外的三枚封泥所出现的肤施、龟兹，都是上郡属县。另据盐池县文联刘国君介绍，张家场古城还曾出土“上郡丞印”封泥。结合这一现象，张家场古城于汉代应属上郡。而从龟兹令、龟兹丞封泥同时出土的现象分析，张家场古城为龟兹县的可能性最大。至于肤施，因为其为上郡治所，钤印“肤施丞印”的封泥出土于龟兹县亦在情理之中。因此从出土封泥来看，张家场古城为上郡龟兹县的可能性最大。

以上，分别从传世文献、地理环境、考古调查、出土文物等角度，对张家场古城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最后可以发现，盐池县张家场古城邻近北大池、花马池等一系列重要盐池，与《汉书·地理志》上郡龟兹县“有盐官”以及《后汉书·西羌传》“雍州有龟兹盐池，为民利”的记载相符合；张家场古城地理方位也符合《水经注》对龟兹县方位的记述，并且与《后汉书·张奂传》透露出的龟兹县地理方位相吻合；张家场古城以汉文化遗存为主，符合龟兹县的存续时代；张家场古城所发现的“龟兹丞印”、“龟兹令印”汉代封泥也透露出古城与龟兹县的密切关系。综合以上信息，今盐池县张家场古城应定为汉代上郡龟兹县。
汉代龟兹县方位的确定，对于汉代上郡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揭示出，汉代上郡的西界已进入今宁夏自治区，超出了传统对汉代上郡辖域的认识。而汉代的龟兹县为上郡属国都尉的治所，这表明上郡境内安置的归附游牧部落主要分布在今鄂尔多斯高原南缘，而非以往所认为的陕西榆林地区。因此对于重新认识汉代西北地区的民族分布也将产生影响。这些都是日后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