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一致认为宁夏盐池县张家场古城为秦汉北地郡昫衍县。文章指出这一看法不符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对昫衍戎、昫衍县方位的记述。而《读史方舆纪要》有关两汉龟兹县地处今宁夏盐池县的考述值得关注。综合各类文献记载、考古调查，张家场古城应为两汉上郡龟兹县。
关键词：眗衍 龟兹 张家场古城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
作者马孟龙，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花马池镇张家场村西，存在一处汉代古城遗址（图1），被文物工作者定名为张家场古城（亦称张记场古城）。张家场古城规模庞大，城墙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800米，总面积约为96万平方米，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汉代古城。即便将张家场古城放置于整个河套地区，其规模在现存秦汉古城中仍名列前茅。张家场古城不仅城墙、城内街道遗迹保存完整，还有丰富的古文化遗存，出土了大量文物，其周边10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两千余座汉代墓葬。正因为张家场古城独特的文物价值，其发现不久便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规模如此宏大、遗存如此丰富的张家场古城究竟是历史上的哪一座城邑？无疑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都关心的问题。传世史籍记载，秦汉昫衍县地处今盐池县境内。此说源出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盐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属北地郡。”《元和郡县志》关内道盐州亦载：“《史记》‘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朐衍’，谓此也。”不过，唐代仅称盐州为古朐衍戎地，并未指明秦汉昫衍县方位。而明代以后，各类地志均把秦汉昫衍县定位于今盐池县。《明史·地理志》宁夏后卫自注“汉朐衍县”。《清一统志》甘肃统部宁夏府“古迹”列有“朐衍废县”注明其方位为“灵州东南花马池境”。明代的宁夏后卫，清代的花马池即今盐池县。《中国历史地图集》亦据此将西汉昫衍县定于今盐池县境。当宁夏地方文物工作者注意到张家场古城后，率先留意到古籍中此类记载，将张家场古城对应为秦汉昫衍县。此后，张家场古城即秦汉昫衍县被诸多论著采纳，亦收录于各类工具书，成为学界共识。
然而，在重新梳理相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后，笔者发现张家场古城即秦汉北地郡昫衍县的观点不能成立。综合各种记载，张家场古城应为两汉上郡龟兹县。今试论证如下，恳请各位学者批评指正。

一、张家场古城非昫衍县
宁夏考古工作者根据唐代以来的地志，将张家场古城对应为秦汉北地郡昫衍县。但是仔细考辨相关史料，这种说法与传世文献存在诸多不合之处。
“昫衍”本为先秦时代西北地区一支戎人部落的称谓。其最早见于史书，在春秋时代的秦穆公时期。《史记·匈奴列传》曰：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於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
《史记·秦本纪》记载“（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即此事。虽然穆公以后的历代秦公均致力于开疆拓土，然而直至战国初年秦孝公“变法”之前，秦国疆域范围仍局限于今陕西省关中平原及今甘肃省天水盆地。今宁夏盐池县与关中平原有七百里之遥。不仅远离春秋时代秦国势力范围，即便在战国末年，秦昭襄王在西北地区广开领土，设置陇西、北地两郡，今盐池县仍不在秦国版图之内（详见后文所述）。唐人把远离秦国疆域范围的盐州描述为古昫衍戎之地，不禁令人怀疑。

为了进一步说明昫衍戎之活动地域不在今盐池县境，我们不妨先明确秦穆公服属其他西戎七国的方位。由于先秦的戎人采取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方式，要想明确其活动地域，并非易事。不过，秦国兼并戎狄后，往往在其故地置县进行管理。如春秋初年，秦武公“伐邽、冀戎，初县之”。秦武公灭亡邽、冀两戎国后，于其地置邽县、冀县，两县即以伐灭戎狄命名。由于秦汉县道具有相对明确的治地，因此若确定相关城址地理方位，就为探寻与之同名先秦戎狄活动地域提供了线索。
《汉书·地理志》天水郡有绵诸道、獂道，陇西郡有狄道，以上三道见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而绵诸道、獂道亦见于秦代封泥，故三道皆置于秦代。绵诸道、獂道、狄道即与《匈奴列传》之绵诸、獂、翟（通“狄”）诸戎有关，乃秦国伐灭诸戎狄所设置。七戎国之“绲戎”，传世文献亦作“昆夷”，历代不明其活动地域。《汉书·地理志》天水郡有戎邑道，笔者怀疑与绲戎有关。戎邑道亦见于张家山汉简《秩律》，同为秦国伐灭戎狄所置。秦汉绵诸道在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贾川乡林河村堡子山，獂道在今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文峰镇王家新庄，狄道在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戎邑道在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北。以上四道皆分布于天水盆地周边（图2），正处于春秋时代秦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
再来看《匈奴列传》提到的“岐、梁山、泾、漆之北”诸戎。《汉书·地理志》北地郡有义渠道，安定郡有乌氏县，即《匈奴列传》之义渠、乌氏诸戎活动地域。至于大荔戎，前人多根据《汉书·地理志》左冯翊临晋县自注“故大荔。秦获之，更名”，认为分布在关中平原东部的洛水、渭水交汇处。此说不可信，因为《匈奴列传》明载大荔戎的活动地域在“岐、梁山、泾、漆之北”，且《后汉书·西羌传》载：“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洛水、渭水交汇处的秦汉临晋县地，于春秋战国之际正是秦国与晋国（战国时期为魏国）的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有限，容不得大荔戎“筑城数十”。综合各种记载，大荔戎应分布在洛水中上游的今黄陵县、富县一带，即秦汉上郡雕阴道地。义渠、乌氏、雕阴道也全部见于张家山汉简《秩律》，而乌氏县、雕阴县见于秦封泥，义渠道则见于秦代陶文，可证诸县道亦为秦国伐灭诸戎狄所置。义渠道在今甘肃省宁县米桥乡蒙家村，乌氏县在今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十里铺，雕阴道在今陕西省富县茶坊镇黄甫店村，诸县道皆分布于关中平原周边（图2），也处于春秋时代秦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

通过梳理，秦汉绵诸道、獂道、狄道、戎邑道、义渠道、乌氏县、雕阴道都分布在天水盆地、关中平原的周边，意味着先秦时代的西戎七国也大抵分布在同一地域，而上述地区都处在春秋时期秦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与秦穆公开疆拓土，称霸西戎的历史背景相符合。由此来看，与七个戎国并列提及的昫衍戎国，倘若分布于今宁夏盐池县境，不仅远离秦国势力范围，还与其他七戎国所处地域不符，盐池县为昫衍戎地说法的不合理之处愈加明显。
接下来我们再看《汉书·五行志》的一条记载：
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献五足牛者。刘向以为近牛祸也。先是文惠王初都咸阳，广大宫室，南临渭，北临泾，思心失，逆土气。
齐召南云：“孝文王即位只一年遂卒，安得有五年也？此文可疑”。今按，孝文王在位仅三天即薨，不仅不可能有五年，且不会出游昫衍。从后文班固批评秦惠文王广建宫室来看，“孝文王”当为“惠文王”之误。《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五年（前320）“王游至北河”，《史记·六国年表》惠文王后五年“王北遊戎地，至河上”可证。则秦惠文王时已将昫衍戎纳入控制之下。秦惠文王所至之“北河”，当为今宁夏南部的黄河沿岸。许成、陈永中据此认为，今盐池县境内的昫衍戎“已经完全臣服于秦”。然而，这样的说法不无问题。首先，秦惠王出游至北河，并不意味着秦国已经控制了今宁夏黄河沿岸，这从此后秦昭襄王所筑长城仅在今宁夏自治区南缘的西吉县、固原市原州区、彭阳县一线可以得到证明。即便秦惠文王将今宁夏黄河沿岸纳入势力范围，也难于在更偏北的今盐池县一带保持影响力。再有，秦惠文王时期，盘踞在今甘肃省庆阳地区的义渠国仍然保持相当强势的国力。《后汉书·西羌传》曰：“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就在秦惠文王出游北河后不久，秦国“伐取义渠二十五城”，可证当时义渠势力之大。而义渠国的最终灭亡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此年以义渠国的灭亡为契机，秦国置北地郡。我们很难想象，在秦惠文王后元初年，秦国竟能越过势力强大的义渠国去控制更北的今盐池县境内的昫衍戎。

秦昭襄王在设置北地郡后，沿着陇西郡、北地郡、上郡北部边界修建长城，作为抵御北方戎狄的屏障，而今盐池县远在秦昭襄王长城之外（参见图二）。如果昫衍戎地处今盐池县境，则直到秦昭襄王末年，昫衍戎仍在秦国版图之外。如此一来，只有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蒙恬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将今盐池县纳入版图之后，才具备设置昫衍县的条件。而此时距离秦朝灭亡仅有不到七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直到秦朝末年，秦国才灭亡了昫衍戎，但这就很难解释，为何在整个战国时期都不见昫衍戎活动的记录。另外，在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出现“昫衍道丞”、“昫衍道印”、“昫衍丞印”等品类，是秦代设置昫衍道、昫衍县的明证。虽然相家巷秦封泥的时代断限尚不明确，但若昫衍道、昫衍县设置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之后，这两个在秦朝只存在七年的县道，其封泥能够同时保存在相家巷秦代官署遗址只能说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从前面所引《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五行志》的记载，可知春秋战国时代，秦国与昫衍戎已有密切联系。而相家巷秦封泥表明，秦国设置了昫衍县和昫衍道。如果将盐池县境内的张家场古城对应为秦代昫衍县，那么在张家场古城及周边保存的古文化遗存和古文物中，应该可以找到秦文化遗存。然而当地文物工作者历经几次调查，仅在张家场古城发现了汉文化遗存，从未见更早的秦文化遗存。古城周边二千余座墓葬亦悉数为汉代墓葬。也就是说，把张家场古城及周边地区称为春秋战国时期昫衍戎活动地域、秦代昫衍县所在，得不到考古调查的任何支撑。这也是把张家场古城定为秦代昫衍县的一大疑点。

如果说，上述几点仅仅揭示出将昫衍戎、昫衍县定位于今盐池县境的不合理之处。那么2001年公布的张家山汉简《秩律》则完全排除了先秦昫衍戎、秦汉昫衍县地处盐池县境内的可能性。张家山汉简《秩律》完整记录了西汉初年吕后时期中央直辖县邑的名目，其中包括昫衍县和昫衍道（见于简451），可与相家巷秦封泥出现的昫衍县、昫衍道相对应。这不仅证明汉代的昫衍县、昫衍道是继承秦代而来，而且也表明秦代至西汉初年昫衍县和昫衍道是同时存在的两个县道。而昫衍县、昫衍道在张家山汉简《秩律》的出现，也为两县道的地理定位提供了重要线索。要想明确张家山汉简《秩律》在昫衍县、昫衍道定位上的价值，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西汉初年汉帝国西北边境的基本态势。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将蒙恬率军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从而将整个河套地区纳入秦帝国版图。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七年后秦帝国的崩溃，匈奴卷土而来，夺回河南地。此后直到西汉建立，汉帝国的西北边疆只能维持战国末年秦昭襄王时代的格局。冒顿单于“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这里的“故河南塞”即战国末年秦昭襄王长城。而这一局面直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 ）再度夺取河南地才告打破。在吕后称制的时代，汉帝国只能控制秦昭襄王长城以内的地区。
明确上述历史背景，则张家山汉简《秩律》昫衍县、昫衍道的出现，表明两县道皆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内，绝不可能地处今盐池县境内。今盐池县境内的张家场古城更不可能与秦昭襄王长城内的昫衍县、昫衍道存在任何联系。

通过以上考述，今盐池县绝不可能是先秦昫衍戎的活动地域，盐池县境内的张家场古城绝非秦汉昫衍县。那么秦汉昫衍县、昫衍道又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太平寰宇记》的一段记载值得注意：
（关西道宁州）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在此地。
《太平寰宇记》称，宁州是先秦义渠戎、大荔戎、乌氏戎、昫衍戎的活动地域。前面提到，秦汉义渠县在今甘肃宁县境内，而秦汉乌氏县、雕阴道也在唐宋宁州周边，故此说具有一定合理性。虽然《太平寰宇记》也承袭了《元和郡县志》盐州为古昫衍戎地的记载，但仍表明当时存在着昫衍戎活动于宁州或盐州两种说法。而在《太平御览》亦见昫衍戎活动于宁州的说法，表明此说在北宋初年仍有比较广泛的流传。
相对于盐州说，笔者认为宁州说更值得重视。因为唐宋宁州地域范围与传世文献对先秦昫衍戎方位的记述正相吻合。唐宋宁州位于关中平原北缘，正处于春秋至战国初年秦国疆域外围，且秦汉义渠道、乌氏县、雕阴道皆在周围，不仅与《史记·匈奴列传》“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的记载相对应，也与秦穆公开疆拓土的地域背景相符。今甘肃宁县一带存在着丰富的战国至秦代的秦文化遗存，同时也在秦至汉初北地郡范围内，满足地处秦昭襄王长城以内的条件。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限定先秦昫衍戎活动区域，判定秦汉昫衍县、昫衍道地理方位的最佳结论。而就史源而言，《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初年，其内容大多承继自唐代，其关于昫衍戎活动于宁州的说法也应源自唐代。由此看来，昫衍戎活动于盐州，或活动于宁州是唐代并存的两种说法。只不过后世盐州说日益兴盛，而宁州说却湮没无闻。若回到唐代，将两种说法进行比较，显然宁州说更符合传世文献对昫衍戎活动地域的记述。

唐宋宁州约相当于今甘肃宁县、正宁县地。两县境内分布有丰富的战国秦汉文化遗存。我们有无可能再进一步限定昫衍戎和昫衍县的地域范围呢？
前面曾经提到，战国时期不见昫衍戎活动的记录。虽然《汉书·五行志》再次提到“昫衍”。但这里的“昫衍”究竟是戎人的称呼，还是县道名称？仍值得思考。但是不管怎样，《五行志》表明昫衍戎已处于秦国控制之下。而秦惠文王时，义渠国尚未臣服于秦国。故从情理推之，当时的昫衍戎地应在义渠国与秦国之间。秦汉义渠道为今甘肃省宁县米桥乡蒙家村。据此，秦汉昫衍县当在宁县东南寻之。《汉书·地理志》载昫衍县属北地郡，而栒邑县属右扶风。秦汉栒邑县在今陕西省旬邑县职田镇，故秦汉昫衍县当在旬邑县西北寻之。两条定位条件相互限定，可以大致明确秦汉昫衍县约在今甘肃省正宁县境内。
地处今甘肃省正宁县境内的昫衍戎，正在春秋时期秦国疆域范围的北缘，与义渠、大荔、乌氏诸戎相邻。从战国时期昫衍戎不再出现于史籍的现象分析，昫衍戎当在战国初年被秦国伐灭，改置昫衍县、昫衍道。秦惠文王后元五年（前320）出游戎地，或许就与秦国伐灭昫衍戎，秦王巡视“新地”有关。而随着昫衍戎的消灭，义渠戎随即成为秦国下一个伐灭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