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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白国红
     【作者简介】白国红，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内容提要】飞廉是春秋时期晋国世家大族赵氏的祖先，也是颇具争议的一位历史人物。本文通过钩稽史料，并借助地下出土资料，对飞廉的政治作为及其族居地进行考辨，从而认定他是商代末期力挽政治狂澜的风云人物。
     【关 键 词】先秦/飞廉/赵氏祖先
    
             一
     春秋时期，是世族的黄金时代，世族成为时代的主角。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春秋时期的世族无一例外，均有其可堪称述的族源。这一时期绝没有筚门闺窦之家可以显身立族的。
     赵氏，是这一时期的霸主之国——晋国的显赫世族，它的立族也遵循着如上的规律，瓜瓞绵远的家族传统是其作为世家大族存立于世的社会根基和天然特征。从传世文献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探寻到其高贵祖先的血统，它堪称“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之“不朽”世族的典范（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下面，我们就对赵氏家族祖先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飞廉进行探讨。


     飞廉，或作“蜚廉”，他是赵氏祖先中颇具争议的一位人物。传世文献对他的记载褒贬不一：褒之者，敬其为神（注：《广雅》卷九《释天》曰：“风师谓飞廉”；屈原《楚辞》中视“飞廉”为风伯。）；贬之者，斥其为“下下愚人”（注：《汉书·古今人表》。）。毁誉如此悬殊，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其进行考察的兴趣。
     飞廉生活在商末，那个时代，一个人作为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族势力的强弱。因此，弄清飞廉氏族的发展情况是至关重要的。
     从文献记载来看，飞廉时期此氏族的活动地域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离开了原来的大本营“少皞之墟”（今山东曲阜一带），来到了商王朝政治中心的西部。在我国古代，氏族迁徙是经常出现的事情，一个氏族的分衍、融合、势力的消长甚或自然环境的变化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此种情况的发生。仔细追寻文献中的蛛丝马迹，我们发现此族的迁徙至晚出现在飞廉祖父胥轩一代。《史记·秦本纪》记载申侯曾对周孝王言道：“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胥轩在文献中被称为“戎胥轩”，而“戎”是我国古代西方民族的专称，胥轩名前能冠以“戎”字，表明此族在风俗习惯等方面已融合于当地部族，因此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同，而这并不是在短时期内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才有此族“至晚”在胥轩时已经西迁的推论。西迁后定居何处呢？我们先从与其联姻的郦山女之族的地望试推之。郦山女之郦山，盖即春秋时之郦戎或丽土之狄（注：参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及《国语·晋语》。），据顾颉刚先生考证，骊戎之地望在今山西南部（注：顾颉刚：《骊戎不在骊山》，载《浪口村笔记》卷一。）。而据王玉哲先生的考证，郦山之女的后人申侯的居地，在周宣王以前，也在山西霍太山一带（注：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赵祖胥轩既与山西境内之氏族通婚，此后两族又世为婚姻（注：《史记·秦本纪》载：“申骆重婚，西戎皆服”。申即申戎，为郦山女之后裔；骆即大骆，为胥轩之后裔。），那么他们必为邻近的两族。以此推之，胥轩之时，此族可能已经迁至山西境内。


             二
     以上考察了飞廉一族在商代的居地，下面来探讨飞廉在商王朝的政治地位。我们先将相关的记载引述于此，再进行具体的分析：
     （1）《史记·秦本纪》曰：“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2）《荀子·儒效》篇曰：“（纣）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
     （3）又《解蔽》篇曰：“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
     （4）又《成相》篇曰：“世之灾，妬贤能，飞廉知政任恶来”。
     （5）《尸子》曰：“飞廉、恶来，力角犀兕，勇搏熊虎也”（注：《太平御览·人事部》引。）。
     由上所引可知，飞廉是商王纣的亲信大臣，商纣对他的信任超过了王室宗亲，因而他在商王朝中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知政”的地位。


    
     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史墙盘铭文记载了文武至昭穆时期各代的史实，其中叙述武王时的史实是：武王开疆辟土，征伐四方，击败了殷人，不必惧怕北方狄人，也得以征伐东方的夷人。可见，武王时北方的边患未消。再证之以《逸周书·作雒篇》所谓成王时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叛周，周公东征平叛，“王子禄父北奔”的记载，可知殷商与北部方国的联盟关系相当稳定。结合飞廉“为纣使北方”的记载，从中可以推知飞廉为拯救时局所做的努力。
     飞廉出使归来，商纣已为武王所杀，但他仍坚守臣节，为坛以祭纣，故《史记·秦本纪》索隐盛称：“处父至忠，国灭君死而不忘臣节”。
     正是因为有飞廉这样的亡国忠臣存在，新得政权的周王朝不得不对采取何种方式统治天下进行周密考虑。由文献和考古资料综合来看，周人伐商时，其国力实不堪与商抗衡。而周以蕞尔小国，最终克商成功，其战略的正确运用当为主要原因。周人对自己的实力心知肚明，以“小邦周”之力要想全面控制“大殷商”之地，只凭武力是难以做到的。故而周人克商后，并未单凭武力作为征服全国的手段，它还采取了更为高明的“怀柔”政策，争取殷商王室残余势力及原殷商方国的归服。《逸周书·作雒篇》言：“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上，我们甚至发现了“王子禄父”称“天子”的铭文。此见于著名的梁山七器铭文中，其中大保簋铭文有“王伐录子”之语，另一器中“录子”作“天子”，当此之时，只有殷商余裔王子禄父堪当此称，故云。商纣之子延续殷祀，对殷遗民来说已是极大的心理安慰，更何况仍旧容忍其保持“天子”之号，这对殷人的麻痹也就无以复加了。对原殷商方国的处置，周人也采取了优容态度。《尚书，多士》云：“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这是允许其继续保有城邑、土地。微子启“复其所”就是这一政策具体执行的结果（注：《左传·僖公六年》。）。


这也说明秦人来到陕西一带在早期是什么身份以及是多么艰辛。嬴姓之族是很顽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