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鬼簿》大约成书于元至顺元年(约公元1330年),记录了自金代末年到元朝中期的杂剧、散曲艺人等80余人。有生平简录、作品目录,甚至带有自己思想痕迹的简评。
《录鬼簿》是历史上第一部为曲家立传的书籍。名为鬼,实为曲家。为什么叫《录鬼簿》呢?作者钟嗣成在其“录鬼簿序”中说:“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为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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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罂饭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人与已死之鬼何异?”
《录鬼簿》成书于至顺元年(1330)。不久,作者又至少作了两次修改和增补。《录鬼簿》,是为了替一代经史所不传,而又高才博识的这些戏曲家作传,并且“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水寒乎冰,青胜于蓝”,欲以此激励后学,
《录鬼簿》中对元曲作家的描述都有浓郁的浪子色彩:关汉卿:“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録鬼簿序〔元〕钟嗣成
贤愚寿夭、死生祸福之理,固兼乎气数而言,圣贤未尝不论也。盖阴阳之屈伸,即人鬼之生死。人而知夫生死之道,顺受其正,又岂有岩墙、桎梏之厄哉!虽然,人之生斯世也,但知以已死者为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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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罂饭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人虽生,与已死之鬼何异?此曹固未暇论也。其或稍知义理,口发善言,而于学问之道甘为自弃,临终之后,漠然无闻,则又不若块然之鬼之愈也。
余尝见未死之鬼吊已死之鬼,未之思也,特一间耳。独不知天地开辟,亘古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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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不死之鬼在。何则?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著在方册者,日月炳焕,山川流峙,及乎千万劫无穷已,是则虽鬼而不鬼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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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因暇日,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复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名之曰《录鬼簿》。
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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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
至顺元年,龙集庚午月建甲申二十二日辛未,古汴钟继先自序。
《录鬼簿》的作者自序、后记和中间的作家小传,反映了作者对戏曲作家的评论思想。在《自序》中,作者阐述了他的写作意图,作者认为,戏曲作家虽然“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但他们却“高才博识,俱有可录”,与那些“著在方册”的圣君贤臣、忠孝士子同属不死之鬼,他担心他所了解的当代作者“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而对前辈中的名公才人则“叙其姓名,述其所作”。他立志为戏曲作家们立传,不怕因此而“得罪于圣门”,这正是钟嗣成的可贵之处。在具体著述中,钟嗣成则常常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在他笔下,这些作家大都才华惊人,但又往往愤世嫉俗,不遇于时,如宫天挺,“吟咏文章笔力,人莫能敌”,但“为权豪所中,事获辨明,亦不见用”;郑光祖“为人正直,不妄与人交,故诸公多鄙之”;鲍天佑“初业儒,长事吏簿书之役,非其志也”;范居中“以才高不见遇”;黄天泽“郁郁不得志”;沈拱“天资颖悟,文质彬彬然,惟不能俯仰,故不愿仕”;赵良弼“风流酝藉,开怀待客,人所不及,然亦以此见废”。在一些吊词中,钟氏也不时流露出他的不平之气。元代戏曲作家大多是“不遇之士”,故他们的创作也便是有感而发,值得珍视。钟氏对那些以言辞激烈出名的作家如关汉卿、高文秀给予显著重要的地位,还给艺人作家以充分的重视而不像明代评论家那样加以排斥,足见其在戏曲评述中所贯穿的理论思想是比较公允与进步的。《录鬼簿》对戏剧作家们的活动事迹记述颇多。《录鬼簿》中的小传和吊词,对作家的艺术风格亦时有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