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名家来香港,邓永锵中国会大宴亲朋,我坐在历史学家罗弼时身边。罗弼时说,他正在写一本拿破仑传,长九百页。「拿破仑与威灵顿。」我说:「你早写过了,我期待你写法国大革命,因为这是现代史的开头,也是拿破仑传的上篇。」「法国大革命是要写的,但不是现在。」罗弼时说。对於英国历史学家,法国大革命就像英国文学裏的莎士比亚,像中国文学裏的《红楼梦》,是功力的表演。「我有一个很久的疑问。」我问大师:「为什麼英国人对拿破仑之后的十九世纪法国没什麼兴趣?例如巴黎公社、路易拿破仑、拿破仑三世,这方面的论著很少,是因为十九世纪是英国维多利亚的黄金时代,还是英国人情迷法国大革命的血腥,间接对法国人有歧视?」「确实是有一点点, 」罗弼时说:「主要是自拿破仑之后,法国人搞不出什麼新花样了。革命还有第二次,却是反高潮。中国对十九世纪的法国更有兴趣吗?」「主要是巴黎公社,雨果的《悲惨世界》,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当代的中国人,视马克思为祖宗,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十九世纪中面世,他预测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在英国发生,反倒在法国催生了巴黎公社和《国际歌》,所以中国人对十九世纪的英国,只知一面倒的鸦片战争,对十九世纪的法国却有很多浪漫的遐想。」「历史学有时会加强偏见,特别是当不怀好意的政客骑劫了历史。」罗弼时说。「就像AJP泰莱, 」我说:「英国上一代的历史泰斗。他竟然说希特拉不过是另一个拿破仑,只是想用武力统一欧洲。泰莱对苏联共产革命也一厢情愿,可怕的政治幼稚病。」「他不止幼稚,他是怪物(He was a monster), 」罗弼时说,英国学者很少用这样的词汇攻击同行和先辈,但如果看过泰莱对希特拉的观点,也会同意。来香港,罗弼时讲座「为什麼希特拉输去战争」。「这是多余的, 」我说:「看过你的著作的人,不须要再听你复述一次几本代表作的内容,讲一点你的史观,以及怎样引古证今,分析一下今日世界的局势,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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