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礼玉
玉器在夏商周三代以来一直是作为重要的礼器出现的,在《尚书·禹贡》的末尾就有“禹锡(赐)玄圭,告厥成功”,同时《尚书·顾命》中也有“越玉五重(种)”的记录。后来的《周礼·春官·大宗伯》则将礼玉的使用做了系统化的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到汉代虽然礼玉的种类减少,先秦的“六瑞”,只有璧、圭继续作为礼玉使用,但关于玉礼器的使用仍可频繁见于文献史料之中。《史记·孝文本纪》载“春,上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其广增诸祀墠场珪币。’”《史记·孝武本纪》中载:“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史记·封禅书》又有“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及“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后汉书·明帝纪》中有汉明帝“亲执圭璧,恭祀天地”。《后汉书·礼仪志》载“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其仪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其仪: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及贽,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由此看来玉器在汉代依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礼器(图1),仍然拥有着神圣的光芒。
玉器在夏商周三代以来一直是作为重要的礼器出现的,在《尚书·禹贡》的末尾就有“禹锡(赐)玄圭,告厥成功”,同时《尚书·顾命》中也有“越玉五重(种)”的记录。后来的《周礼·春官·大宗伯》则将礼玉的使用做了系统化的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到汉代虽然礼玉的种类减少,先秦的“六瑞”,只有璧、圭继续作为礼玉使用,但关于玉礼器的使用仍可频繁见于文献史料之中。《史记·孝文本纪》载“春,上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其广增诸祀墠场珪币。’”《史记·孝武本纪》中载:“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史记·封禅书》又有“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及“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后汉书·明帝纪》中有汉明帝“亲执圭璧,恭祀天地”。《后汉书·礼仪志》载“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其仪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其仪: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及贽,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由此看来玉器在汉代依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礼器(图1),仍然拥有着神圣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