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实生活中，欲望是要受到总体性的压制的，自我因此必须接受一种规范化的认同。对此，德勒兹在《千座高原》中指出，这种总体宰制性是由西方传统中的"树状思维模式"造成的。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在"树状思维模式"下，心灵依据系统原则和层级原则（知识的分枝）来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由此建立起一种以自明的、自我同一的和再现性的主体为基础的庞大的、中心化的、统一的、层级化的观念树，其上繁茂的树叶则被冠之以形式、本质、规律、真理、正义、权利、我思等名目。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总体性的压制并不能完全使个体的欲望同质化，因此始终存在着一种与这种中心化和层级结构的"树"相对立的去中心化和非层级结构的"块茎"。这种"块茎"所用以隐喻的是人的欲望的随意性、无约束性。如果说"树状思维模式"所支持的是宰制性的"国家思维"，那么"块茎"思维模式则暗示着任欲望自由流动的"游牧思维"（nomadic thought）。鉴于后者始终潜存于个体的欲望之中，一旦条件允许就会引发对游牧部落式的生活的冲动式的向往。

对"游牧部落"的向往是一种对微观的欲望乌托邦的向往，即与契约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临时编组保持一定的距离。它的实现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在契约性的编组之外寻找某种角色化的通过情感联系在一起的部落，二是完全逃逸一切社会连接而"自娱自乐"。也许有人会指出，在此诠释框架下，政治－经济体制不会容忍"游牧部落"的出现，而实际上，恰好是前者导致了后者的出现。其实现机制就是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现代政治－经济体制为了使所有的人都加入其中，就发明了大众消费文化，即以文化传播的形式创造需求。"霍尔模式"表明，这种需求并不是简单地被"传递"，还需要被受众生产出来：首先产生于制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他话语关系之中。于是，大众消费文化的传播依照不同群体的旨趣"对症下药"，结果导致了各种局域化的区隔或我们后文要论及的区位化，各种旨趣性而非功能性的非正式小群体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自闭的反体制的个人。

虚拟生活是游牧部落化的新发展。网络空间和虚拟实在的出现，使微观欲望乌托邦的想象再一次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正因为如此，巴洛在"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中宣称，网络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而不是传统社会功能的延伸："工业世界的政府，你们这些由血肉和钢铁组成的巨人实在让人讨厌，我来自赛博空间，崭新的精神家园。我代表未来，要求属于过去的你们不要打扰我们……

"游牧思维"所追求的游牧部落式的生活本身并不是完全自主性的，其关键理念是相信存在着一种能够使自我自由地挥洒情感的微观的组织形式，显然这种组织形式虽始于理性的自主认同，但结果可能会通过"移情"使自我消失在集体性的主体之中。实际上，在看似非部落化的"自娱自乐"中，"移情"会使自我消失在自恋式的多角色想象之中，而这种想象所追求的是为某一微观共同体认可的价值，其实质还是集体性的想象。简言之，虚拟生活要求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适应通常所说的"精神分裂"游戏。

虚拟生活是一种角色扮演式的生活。随着"入戏"程度的加深，会导致三种效应。其一为迪斯尼乐园效应（Disneyland effect），即使非自然的人工经验看起来与真的一样。例如，在MUDs游戏中，游戏者利用程序建立了许多虚拟物体和人物并在感觉上将其看作真实实在。其二为人造鳄鱼效应（artificial crocodile effect），即使假的东西看起来比真的还要吸引人。例如，很多人认为虚拟生活比真实生活更值得投入、是生活中更有价值的部分。其三为超真实效应，即人们可以超越真实生活的制约，体验他者的肉体和精神的感受。例如，在MUDs或虚拟实在中体验异性的感觉甚至动物或某物的感觉。正是这些效应使虚拟生活仍然可能发展出各种暂时性的情感性交融，并使得虚拟生活的式样在短时间和微观层面得到情感性的复制和拓展，因而，虚拟生活不会仅是"孤独的狂欢"，而潜藏着人们对群体生活的固有的依恋。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依恋有时是对未来的乡愁，如对虚拟实在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