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说句实话，那天我真的觉得我到不了吉多，也完不成居华大使交给我的特殊任务。飞机再一次出现故障。这可是同一天同一个航班发生的第二次故障。第一次发生故障，机长把飞机开回了基比。紧接着是五个小时漫长的、折磨人的等待。谁也没有想到，再次上飞机后，故障又重新出现了。
早上，我挥手告别到机场为我送行的驻基比使馆的同事，转身登上飞往另一个南陆岛国吉多的航班。
一上飞机，我就注意到机舱里除了我，没有第二个跟我同宗同族同国籍的人了。其实对我来说，这早已习以为常。在坐飞机远未在我们国家普及的年代，我就已经满世界飞了。我甚至记不清这是我平生第几次坐飞机。航班上常常只有我是个异数。除了开始几次，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意这一点了。这一回不知为什么，一上飞机我便下意识地看了看整个机舱，结果发现同以往许多时候一样，我依然只是一个人，甚至再没有其他和我有着相同肤色的乘客。我对此感到失望和沮丧。
我还注意到飞机前半截坐满了乘客，大概有二十多人，后半截的座位全部被拆走了，腾出来的空间里堆满了货物纸箱。我猜想那肯定是航空公司为赚钱出的新招。这个航线客源有限，分割成客货两用，两方面需求兼顾，航空公司可以最大程度利用飞机上的有限空间，赚取利润，要不然十有八九会亏本。然而机舱里人货共处，不仅看上去杂乱无章，更让人有种说不出的不安全感。
那是一架老旧的英制螺旋桨客机，机身喷涂的“南陆航空公司”几个英文字母和蓝色风琴鸟的徽标已经掉漆，缺撇少捺，看上去斑驳陆离，机舱里的座位靠垫已经褪色，在发达一点的国家，这样的飞机早该淘汰。实际上，我怀疑这架飞机就是其他大一点的国际航空公司淘汰下来的。
飞机重新起飞后，有一段时间飞行得正常平稳。我坐在靠过道的座位上，再次盘算起到吉多后要做的事情。我到吉多是去建馆，也就是新建我们国家驻吉多使馆，外交圈子里的说法就是建馆。建一个使馆，从无到有，有许多事情要做。自从三天前居华大使同我谈过话，让我只身一人到吉多建馆，只要一有空闲，我的脑子便象电脑似的，自动切换到思考模式，一遍一遍琢磨着到吉多后马上要做的事情。眼前要做的，想想就很琐碎，包括为使馆找馆址，举办开馆招待会和拜会吉多领导人。想着想着，我觉得有点饿，也有点困，便简单吃了飞机上提供的三明治，飞机的巨大轰鸣声也不能影响，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剧烈的抖动惊醒。我吃惊地发现飞机在急速往下掉。我能强烈感受到人在急速下跌时五脏六腑被拎起来似的那种生理上的空落。我听见机舱里一片惊恐的尖叫和哭喊。DAMNIT！肯定又出故障了。我在心里骂了一句。但我很镇定，我敢肯定当时的我没有表现出任何失态，眼睛里似乎也不会掠过一丝恐慌。在外交圈子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架国际航班在飞行途中出现故障，机上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唯独一个人淡定如常。这个人不是机长，也不是乘务长，而是一位外交官。我想，当时的我一定就是这么一位传说中的外交官。
的确，这种险情对于像我这样的外交官算不了什么。在我看来，登上飞机，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命运。或者干脆说，当上了外交官，也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命运。外交生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惊险。险情经历越多，也就越见多不怪，并且在这些经历中被磨练得刀枪不入，一片混乱中还可以理智地观察、思考和应对出现的突发情况，处惊不乱正是一个外交官必须具备的重要的心理素质。我很高兴，我似乎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我的左手边，靠窗坐着一位皮肤黝黑、胖胖的中年妇女。那位胖嫂不停地用右手在胸前划着十字，口中念念有词，不断重复着“上帝保佑”。她的手无法控制地颤抖着，右臂一下又一下连续撞击着我的左臂，我本能地往右侧让了让，但无济于事。
我的右手边，隔着过道，在前面一排，坐着一位中年男子，正歇斯底里地夸张地尖叫着。他长着一张棱型长脸，喊叫时大张着嘴，坠落的下巴把脸夸张地拉长，象一张驴脸，显得异常怪诞。说实在的，我看不上这样的男人。至于嘛，没有一丁点矜持与担当。
从我坐着的位子，正好可以看见面朝乘客坐着的空姐。那是两位年轻貌美的当地空姐。我想，她们本来一定是想抽空坐在那里休息一会儿的。从乘客上飞机开始，不，应该说从乘客上飞机之前，她们已经忙了很长一段时间，确实需要休息。飞机一出现异常，她们依然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注意到其中一位空姐，大概是乘务长，想站起身来。她一定是想去前面的机舱，询问机长究竟发生了什么，好向乘客有个交待。但在飞机剧烈的晃动中，她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不得不心有不甘地放弃了。我看见她耸耸肩，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当然，她耸肩的动作被飞机强烈的震动震得支离破碎，只留下可以意会的份儿。
我抬起左手，想看看时间。因为眼花加上飞机剧烈抖动，我费了不小的劲才看清手表上的指针指向下午四点半。我算了一下，从基比到吉多，全程航行需要大约三小时十分钟，起飞时间为下午二点四十五分，也就是说飞机离开基比机场已经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正好飞过一半的航程。上午的航班是在离开基比不到一个半小时出现的故障，当时航程还不到一半，所以机长决定返航。如果没有那次返航，飞机早该到吉多了。我推断现在返航已经毫无意义，下面是无边无际的大海，附近没有可以着陆的岛屿，机长只有孤注一掷，选择直接把飞机飞到终点—吉多。
我的判断很快被证实是对的，飞机没有像上午一样掉头，而是继续向前。
我在脑子里又迅速捋了一遍自己可能遇到的风险。这早已成为一种本能的职业反应。只要遇到意外情况，作为外交官，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自己身上是不是带有机密，以及机密是不是有泄漏的风险。上午飞机出现故障时，我已经自查过一遍，现在还是不放心，又重新开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行李箱里，装的是些日常衣物用具，还有一些开馆所需的物品，没有任何问题。手提包里，带有一些洗漱用品，还有一本唐诗，一本朱自清散文集。这一次，我不是外交信使，没有带任何机密文件。本来，我想带一两份文件，最后一刻还是决定放弃。带文件就要带邮包，就得充当临时信使，一路上都要提心吊胆地保护，更重要的是到了吉多后怎么保存也是个问题。使馆还没有建起来，我没有地方可以保存那些文件。现在我暗自庆幸没有带一纸文件，省去不少麻烦。唯一有点风险的可能就是那个密码本。我一个人到吉多，需要同国内联系，密码必不可少，密码本必须要带上。不过还好，密码使用时需要密码钥匙，只有与构成密码钥匙的几个数字合在一起使用，密码才有意义。密码钥匙记在脑子里。我又默默复述了一遍脑子里的密码钥匙。嗯，没有问题，我对自己说，只要密码钥匙不泄露，密码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想到这儿，我的心里轻松了许多。唯一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人还没有到吉多，就遇上了这样的意外，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开头。我隐约感觉到，这次去吉多建馆不会一帆风顺。
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引擎的声音上。除了这两年偶尔出现的耳鸣，我的耳朵很灵敏。外交生涯中，我坐过各种型号的飞机，坐的次数多了，只要有心，久而久之便能清楚辨别发动机声音是否正常。我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听，右侧的引擎声音没有异常，同上午一样，毛病还是出在左侧的引擎上。左侧的引擎像是得了哮喘，时不时有点喘不过气来，听起来就像呼吸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停止。再听，左边的引擎忽然停住了，一会儿又发出刺耳的噪音，我判断这一定是机长在试图重新启动。
我似乎觉得同机长有些心灵感应。我能从引擎的声音中感受到机长不同心境的交替出现，不安与镇定，焦虑与希望。
我在心里默默地为机长加油。
说句实话，那天我真的觉得我到不了吉多，也完不成居华大使交给我的特殊任务。飞机再一次出现故障。这可是同一天同一个航班发生的第二次故障。第一次发生故障，机长把飞机开回了基比。紧接着是五个小时漫长的、折磨人的等待。谁也没有想到，再次上飞机后，故障又重新出现了。
早上，我挥手告别到机场为我送行的驻基比使馆的同事，转身登上飞往另一个南陆岛国吉多的航班。
一上飞机，我就注意到机舱里除了我，没有第二个跟我同宗同族同国籍的人了。其实对我来说，这早已习以为常。在坐飞机远未在我们国家普及的年代，我就已经满世界飞了。我甚至记不清这是我平生第几次坐飞机。航班上常常只有我是个异数。除了开始几次，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意这一点了。这一回不知为什么，一上飞机我便下意识地看了看整个机舱，结果发现同以往许多时候一样，我依然只是一个人，甚至再没有其他和我有着相同肤色的乘客。我对此感到失望和沮丧。
我还注意到飞机前半截坐满了乘客，大概有二十多人，后半截的座位全部被拆走了，腾出来的空间里堆满了货物纸箱。我猜想那肯定是航空公司为赚钱出的新招。这个航线客源有限，分割成客货两用，两方面需求兼顾，航空公司可以最大程度利用飞机上的有限空间，赚取利润，要不然十有八九会亏本。然而机舱里人货共处，不仅看上去杂乱无章，更让人有种说不出的不安全感。
那是一架老旧的英制螺旋桨客机，机身喷涂的“南陆航空公司”几个英文字母和蓝色风琴鸟的徽标已经掉漆，缺撇少捺，看上去斑驳陆离，机舱里的座位靠垫已经褪色，在发达一点的国家，这样的飞机早该淘汰。实际上，我怀疑这架飞机就是其他大一点的国际航空公司淘汰下来的。
飞机重新起飞后，有一段时间飞行得正常平稳。我坐在靠过道的座位上，再次盘算起到吉多后要做的事情。我到吉多是去建馆，也就是新建我们国家驻吉多使馆，外交圈子里的说法就是建馆。建一个使馆，从无到有，有许多事情要做。自从三天前居华大使同我谈过话，让我只身一人到吉多建馆，只要一有空闲，我的脑子便象电脑似的，自动切换到思考模式，一遍一遍琢磨着到吉多后马上要做的事情。眼前要做的，想想就很琐碎，包括为使馆找馆址，举办开馆招待会和拜会吉多领导人。想着想着，我觉得有点饿，也有点困，便简单吃了飞机上提供的三明治，飞机的巨大轰鸣声也不能影响，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剧烈的抖动惊醒。我吃惊地发现飞机在急速往下掉。我能强烈感受到人在急速下跌时五脏六腑被拎起来似的那种生理上的空落。我听见机舱里一片惊恐的尖叫和哭喊。DAMNIT！肯定又出故障了。我在心里骂了一句。但我很镇定，我敢肯定当时的我没有表现出任何失态，眼睛里似乎也不会掠过一丝恐慌。在外交圈子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架国际航班在飞行途中出现故障，机上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唯独一个人淡定如常。这个人不是机长，也不是乘务长，而是一位外交官。我想，当时的我一定就是这么一位传说中的外交官。
的确，这种险情对于像我这样的外交官算不了什么。在我看来，登上飞机，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命运。或者干脆说，当上了外交官，也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命运。外交生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惊险。险情经历越多，也就越见多不怪，并且在这些经历中被磨练得刀枪不入，一片混乱中还可以理智地观察、思考和应对出现的突发情况，处惊不乱正是一个外交官必须具备的重要的心理素质。我很高兴，我似乎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我的左手边，靠窗坐着一位皮肤黝黑、胖胖的中年妇女。那位胖嫂不停地用右手在胸前划着十字，口中念念有词，不断重复着“上帝保佑”。她的手无法控制地颤抖着，右臂一下又一下连续撞击着我的左臂，我本能地往右侧让了让，但无济于事。
我的右手边，隔着过道，在前面一排，坐着一位中年男子，正歇斯底里地夸张地尖叫着。他长着一张棱型长脸，喊叫时大张着嘴，坠落的下巴把脸夸张地拉长，象一张驴脸，显得异常怪诞。说实在的，我看不上这样的男人。至于嘛，没有一丁点矜持与担当。
从我坐着的位子，正好可以看见面朝乘客坐着的空姐。那是两位年轻貌美的当地空姐。我想，她们本来一定是想抽空坐在那里休息一会儿的。从乘客上飞机开始，不，应该说从乘客上飞机之前，她们已经忙了很长一段时间，确实需要休息。飞机一出现异常，她们依然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注意到其中一位空姐，大概是乘务长，想站起身来。她一定是想去前面的机舱，询问机长究竟发生了什么，好向乘客有个交待。但在飞机剧烈的晃动中，她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不得不心有不甘地放弃了。我看见她耸耸肩，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当然，她耸肩的动作被飞机强烈的震动震得支离破碎，只留下可以意会的份儿。
我抬起左手，想看看时间。因为眼花加上飞机剧烈抖动，我费了不小的劲才看清手表上的指针指向下午四点半。我算了一下，从基比到吉多，全程航行需要大约三小时十分钟，起飞时间为下午二点四十五分，也就是说飞机离开基比机场已经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正好飞过一半的航程。上午的航班是在离开基比不到一个半小时出现的故障，当时航程还不到一半，所以机长决定返航。如果没有那次返航，飞机早该到吉多了。我推断现在返航已经毫无意义，下面是无边无际的大海，附近没有可以着陆的岛屿，机长只有孤注一掷，选择直接把飞机飞到终点—吉多。
我的判断很快被证实是对的，飞机没有像上午一样掉头，而是继续向前。
我在脑子里又迅速捋了一遍自己可能遇到的风险。这早已成为一种本能的职业反应。只要遇到意外情况，作为外交官，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自己身上是不是带有机密，以及机密是不是有泄漏的风险。上午飞机出现故障时，我已经自查过一遍，现在还是不放心，又重新开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行李箱里，装的是些日常衣物用具，还有一些开馆所需的物品，没有任何问题。手提包里，带有一些洗漱用品，还有一本唐诗，一本朱自清散文集。这一次，我不是外交信使，没有带任何机密文件。本来，我想带一两份文件，最后一刻还是决定放弃。带文件就要带邮包，就得充当临时信使，一路上都要提心吊胆地保护，更重要的是到了吉多后怎么保存也是个问题。使馆还没有建起来，我没有地方可以保存那些文件。现在我暗自庆幸没有带一纸文件，省去不少麻烦。唯一有点风险的可能就是那个密码本。我一个人到吉多，需要同国内联系，密码必不可少，密码本必须要带上。不过还好，密码使用时需要密码钥匙，只有与构成密码钥匙的几个数字合在一起使用，密码才有意义。密码钥匙记在脑子里。我又默默复述了一遍脑子里的密码钥匙。嗯，没有问题，我对自己说，只要密码钥匙不泄露，密码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想到这儿，我的心里轻松了许多。唯一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人还没有到吉多，就遇上了这样的意外，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开头。我隐约感觉到，这次去吉多建馆不会一帆风顺。
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引擎的声音上。除了这两年偶尔出现的耳鸣，我的耳朵很灵敏。外交生涯中，我坐过各种型号的飞机，坐的次数多了，只要有心，久而久之便能清楚辨别发动机声音是否正常。我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听，右侧的引擎声音没有异常，同上午一样，毛病还是出在左侧的引擎上。左侧的引擎像是得了哮喘，时不时有点喘不过气来，听起来就像呼吸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停止。再听，左边的引擎忽然停住了，一会儿又发出刺耳的噪音，我判断这一定是机长在试图重新启动。
我似乎觉得同机长有些心灵感应。我能从引擎的声音中感受到机长不同心境的交替出现，不安与镇定，焦虑与希望。
我在心里默默地为机长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