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孤独与困惑中辞世。
1986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为梁思成诞辰85周年举办了纪念活动。活动当天，走上讲台的梁再冰，泪水夺眶而出。后来，更多人知道了梁思成和林徽因。
近日，梁林之女梁再冰首度以第一人称撰述出版了回忆录《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回忆双亲一生对于国家、民族、事业、友人、儿女赤诚又炽热的爱，讲述他们考察、研究、保护古建筑的一生。
1946年夏，梁家南渡迎来北归，安稳的生活时隔9年降临清华园。一天，17岁的梁再冰和母亲林徽因一前一后分乘两辆三轮车，经过北海前的“金鳌玉蝀”桥，林徽因突然向前面的梁再冰大喊：“梁再冰回头看！”
如今已届鲐背之年的梁再冰依然记得那次回头看，“夕阳下，五彩缤纷的‘金鳌玉蝀’桥，同半圆的团城城墙高低错落有致，美丽极了！只可惜我当时没有一架摄像机能将这一画面永远留下。”
今天，林徽因和梁思成都已去世多年，“金鳌玉蝀”桥也在北京城的改造中被另一座桥取代。梁再冰首度以第一人称撰述出版的回忆录《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以独特的女儿身份与家庭视角，回忆双亲一生对于国家、民族、事业、友人、儿女赤诚又炽热的爱，讲述他们考察、研究、保护古建筑的一生。

《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

“现在市面上关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书很多，这本书的特殊之处是来自他们的至亲，视角独特，部分照片、梁家家书和梁再冰的日记，都是第一次公开。”该书责任编辑易娜告诉记者。
谈起亲爱的爹爹妈妈，梁再冰仍会激动不已。“我能感受到她非常怀念她的父母，她常常说着说着就流泪了，或陷入思念中，长时间沉默不语。”梁再冰女儿、该书执笔者于葵说。
在梁再冰的记忆中，有林徽因拉着年幼的她在院子里踱步；有家中洗澡盆里泡着的古建筑底片；有梁思成把着她的手作画，寥寥几笔，院子里的树和房子便跃然纸上；有抗战爆发后去往昆明的拥挤不堪的汽车上，林徽因指点她多看沿途风景；有困守李庄时，梁思成带她去镇上典卖派克钢笔和手表；有新中国成立后，家中到处摆放着的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在她心目中，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建筑学家，也是给予儿女很多很多爱的父母。

1949年，梁再冰南下前与父母合影

1月9日是梁思成逝世50周年纪念日，“爹爹离开我已经50年了。可是在我心目中，他依然还是那位调皮风趣的‘不老’父亲。”梁再冰说。
梁再冰家中，至今挂着一张她婴儿时期和母亲的合影。照片中的林徽因，美丽，温暖，面向女儿的神情充满慈爱。晚年的梁再冰，还会看着照片向家人感叹：“我的妈妈多漂亮啊！”

婴儿时期的梁再冰和林徽因的合影，这张照片至今挂在梁再冰家中。

“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
这是林徽因1937年7月写给女儿的信的开头。当时，她与梁思成等人刚刚结束在山西五台山的古建筑考察，在五台山豆村找到了佛光寺，通过详尽的测绘调查，论证佛光寺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梁思成一向所抱着的国内必有唐代殿宇的信念在此得到证实。
然而，就在他们考察期间，七七事变爆发。
历经波折从山西回到北平后，林徽因给在北戴河的梁再冰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绘制了此次考察与回程的路线图，还特别将他们途经的雁门关标注出来，并在旁边留下一行小字：“叫二哥（梁思成姐姐梁思顺之子）给你讲讲雁门关杨六郎的故事。”

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在给梁再冰的信中手绘的路线图。

“今天再读妈妈这一行提示，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她当时的心情和用意。”梁再冰认为，母亲当时不仅是在鼓励她，也是在鼓励自己。
信中，林徽因这样解释七七事变，“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并坚定地说，“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
此时的林徽因，还不知道战争开始后，自己和丈夫的事业、家庭以及身体将经历怎样的磨难与摧残，但她认真地告诉年仅8岁的女儿，“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不久之后，林徽因和梁思成便抛下北平相对安逸的生活，带着年幼的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以及林徽因的母亲，一起踏上南渡之路。他们先从北平到长沙，停留两个月后，再前往昆明，后又迁往李庄。一路上，他们经历了贫病交加，甚至死亡的阴影笼罩。
在长沙，梁再冰第一次感觉到一家人的生活完全变了样，没有四合院和花草树木了，没有单门独户的住所了，没有厨师和保姆了，父母必须自己动手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对于不习惯、也不熟悉家务劳动的爹爹和妈妈来说，这当然是非常辛苦的差事”，但让梁再冰意外的是，父母对此很少抱怨，“爹爹和妈妈立即开始学习做家务，还常常互相调侃，生活骤然变苦，家里却依然有趣有乐”。

梁家与朋友在昆明的合影。

您好，我有一幅梁老和林先生合作的画，您能不能看看真伪

1938年1月，到达昆明后，旅途的劳累加上当地的潮气，使梁思成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脊椎毛病也恶化了，不能在床上平躺，只能日夜半坐在一张帆布软椅上。在这期间，有美国的大学和博物馆写信邀请他到美国访问讲学，但是，“父亲不愿在这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离开自己的国家，哪怕是暂时的……”梁再冰在梁思成诞辰85周年的纪念文章里写道。1939年秋，大病初愈的梁思成，便和刘敦桢带队赴川西开始新一轮田野调查。
在缺医少药、条件艰苦的李庄，林徽因连续几个星期高烧40摄氏度不退，梁再冰早上起床，常常看见她的床前挂着许多汗湿的毛巾，虽然最终撑了下来，但林徽因从此失去了健康，需要长久卧床休息，可她稍有好转，便继续协助梁思成做建筑学研究工作。

1940年冬，林徽因卧病李庄。

抗战胜利后，梁从诫有一天与林徽因谈起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独山的危局，梁从诫问林徽因，如果日本人真打进了四川，打算怎么办？林徽因若有所思：“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急了：“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林徽因握着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这份平淡语气中蕴含的凛然之气，让梁从诫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1946年2月，林徽因在给美国友人费慰梅的信中，这样描述战后与老朋友重逢时的心情，和9年前“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是那么相似。

1935年，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慰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