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皇帝元年 十月，王汉中。立十二年，孝惠皇帝立。十二月，王举汉中兵入武关，杀鄣（章）邯。1539
这支简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记载高帝元年“王汉中”，高帝在位的总年数及继任者，即在位十二年以及去世后惠帝继立；后半部记载这一年的重要事件，即“举汉中兵入武关，杀章邯”。
刘邦“王汉中”的时间，《史记·高祖本纪》作正月，云：“正月，项羽……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汉书·高帝纪》则作二月。《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将十八诸侯分立时间系于正月，而将诸侯之国时间系于三月。《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则将前者系于正月，将后者系于二月，与《高帝纪》一致。张守节《正义》引颜师古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以十月为正月。今此正月，当时谓之四月也。”梁玉绳认可班固的记载，认为当以二月为是。颜注认为《高祖本纪》之“正月”应是太初改历前的正月，即以十月为岁首的第四个月。从这条简文来看，也许恰恰相反，太初正历之后的记事者按照之后的习惯将之前有关这条记事的时间“十月”（第一个月）改为了正月，故而出现了今本《高祖本纪》中的记载。而《高帝纪》与《高祖本纪》月份的不同也能佐证，大概受到改历影响，马班二人所据史料存在一定的差异。
如果简文所记时间不误，那么史籍中有关高祖元年十月入关中、至霸上，以及鸿门宴等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时间都需要提前或重新考虑。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称“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将秦王子婴降汉的时间系于新一年（汉元年）的第一个月（十月），并详述了“封皇帝玺、符、节”等细节，显然具有在新一年伊始以汉代秦、以新代旧之意。这或许是汉朝建立之后，宣传者有意为之，将汉朝取得天下政权的时间确立为秦王降服之际，以消弭义帝政权、西楚霸权与分封之影响。《秦楚之际月表》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云：“十月……汉元年，秦王子婴降。沛公入破咸阳，平秦，还军霸上，待诸侯约。”司马贞《索隐》曰：“高祖至霸上，称元年。”直接点明了刘邦率先进入关中与称元年之间的关系。简文称“高皇帝元年十月，王汉中”，将刘邦称汉王的时间认定为汉元年的第一个月，大概代表了更早的汉初的通行认识，可能更接近于史实。
“十二月，王举汉中兵入武关，杀章邯。”这条记载与史籍颇不相合。《高祖本纪》载：“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二年）六月，……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八月，《高帝纪》作五月，其馀记载大致与《高祖本纪》相同。梁玉绳指出当以八月为是，学界多遵从其说。
史籍载刘邦元年八月从汉中起兵，经故道攻入关中，经陈仓、好畤、废丘之战，到二年六月才消灭章邯政权，并迫其自杀。简文则称元年十二月，刘邦举汉中兵，入武关、杀章邯。二者所记时间、路线、章邯死亡方式均大不相同。
关于刘邦受封汉王之后，前往封国的情形和路线，《高祖本纪》有详细记载：
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
刘邦率众从关中杜南经蚀中至汉中，这条沟通汉中与关中的秦岭通道，后世称为子午道，学界几无异议。在前往汉中途中，为杜绝项羽疑心，烧绝栈道，子午道短时期内不再可行。到达南郑之后，韩信建议刘邦利用山东士卒东归之心和军锋，“决策东乡，争权天下”，即向东进军，争霸天下。史籍记载刘邦采纳了韩信的建议，从故道入关中，灭章邯。故道在今宝鸡西南，经凤县、两当县、略阳县、勉县至汉中。这条行军路线在汉中西端，南郑以西，与向东的“东乡”之议似乎不符。
与简文时代相近的张家山汉简《津关令》记载了从北到南分布的五个关隘：临晋关、函谷关、武关、郧关、捍关，五关从北向南大致可以连成一线，大约是战国至汉初关中与关东的分界线。其中武关的地望大致在丹凤县东南一带，正好在汉中的东北方向，与“决策东乡”的谋划方向较为一致。郧关,在湖北郧县南附近的汉水谷地，是“‘立沛公为汉王, 王巴、蜀、汉中’的‘汉中’地方的东界”。
如果汉王刘邦果真是从武关第二次进入关中的话，那么，从地理形势度之，行进路线只能是从汉中沿汉水通道向东，至汉中东界，过郧关，至南阳郡，再沿丹水通道经武关至关中。如此而言，《高祖本纪》之“从故道还”大约可以解释为从原来的入关通道（即武关道）返回关中。
从《津关令》将郧关设为重要关隘可知，秦至汉初，汉中至南阳郡所在的南襄盆地之间，道路相通，人员流动应当较为频繁。《史记·河渠书》记载了一条武帝时新规划的从南阳经汉水至汉中的漕运路线，称“漕从南阳上沔入褒”，即关东的漕粮从南阳经汉水，可以直达汉中之褒水流域，反映出人们对这一条通道已十分熟悉。
当时，南阳一带也为刘邦势力所控制，《高祖本纪》载，元年八月，“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集解》引如淳曰：“王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正义》引《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阳南三十一里。《荆州记》云昔汉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应之，此城王陵所筑，因名。”清人王荣商言：“王陵前居南阳，……及汉王入汉，陵还南阳，至是复从汉。”可知在刘邦入汉中前后，南阳一带一直为其从扈王陵所掌控，从汉中经南阳入关中亦无不可。刘邦再次进入关中之时，咸阳以西、以东分别为项羽所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之雍国、塞国。简文称刘邦经武关再入关中后“杀章邯”，未提及入关中后的具体行军路线与作战过程，从地理形势度之，或许应先途经司马欣之塞国。
章邯所都的废丘，传统观点认为在今陕西兴平市东南一带。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的西咸新区的东马坊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战国秦汉建筑遗迹，出土了包含“法丘公”在内的大量陶文。同时，该遗址地势较低，四周环绕宽阔水面，易于引水灌城。据此，学者们倾向于认为该遗址为章邯所都之废丘。简文未记载杀章邯的具体方式，如果废丘故城在该遗址，那么极有可能是引水灌城进行攻杀。
这支简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记载高帝元年“王汉中”，高帝在位的总年数及继任者，即在位十二年以及去世后惠帝继立；后半部记载这一年的重要事件，即“举汉中兵入武关，杀章邯”。
刘邦“王汉中”的时间，《史记·高祖本纪》作正月，云：“正月，项羽……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汉书·高帝纪》则作二月。《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将十八诸侯分立时间系于正月，而将诸侯之国时间系于三月。《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则将前者系于正月，将后者系于二月，与《高帝纪》一致。张守节《正义》引颜师古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以十月为正月。今此正月，当时谓之四月也。”梁玉绳认可班固的记载，认为当以二月为是。颜注认为《高祖本纪》之“正月”应是太初改历前的正月，即以十月为岁首的第四个月。从这条简文来看，也许恰恰相反，太初正历之后的记事者按照之后的习惯将之前有关这条记事的时间“十月”（第一个月）改为了正月，故而出现了今本《高祖本纪》中的记载。而《高帝纪》与《高祖本纪》月份的不同也能佐证，大概受到改历影响，马班二人所据史料存在一定的差异。
如果简文所记时间不误，那么史籍中有关高祖元年十月入关中、至霸上，以及鸿门宴等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时间都需要提前或重新考虑。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称“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将秦王子婴降汉的时间系于新一年（汉元年）的第一个月（十月），并详述了“封皇帝玺、符、节”等细节，显然具有在新一年伊始以汉代秦、以新代旧之意。这或许是汉朝建立之后，宣传者有意为之，将汉朝取得天下政权的时间确立为秦王降服之际，以消弭义帝政权、西楚霸权与分封之影响。《秦楚之际月表》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云：“十月……汉元年，秦王子婴降。沛公入破咸阳，平秦，还军霸上，待诸侯约。”司马贞《索隐》曰：“高祖至霸上，称元年。”直接点明了刘邦率先进入关中与称元年之间的关系。简文称“高皇帝元年十月，王汉中”，将刘邦称汉王的时间认定为汉元年的第一个月，大概代表了更早的汉初的通行认识，可能更接近于史实。
“十二月，王举汉中兵入武关，杀章邯。”这条记载与史籍颇不相合。《高祖本纪》载：“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二年）六月，……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八月，《高帝纪》作五月，其馀记载大致与《高祖本纪》相同。梁玉绳指出当以八月为是，学界多遵从其说。
史籍载刘邦元年八月从汉中起兵，经故道攻入关中，经陈仓、好畤、废丘之战，到二年六月才消灭章邯政权，并迫其自杀。简文则称元年十二月，刘邦举汉中兵，入武关、杀章邯。二者所记时间、路线、章邯死亡方式均大不相同。
关于刘邦受封汉王之后，前往封国的情形和路线，《高祖本纪》有详细记载：
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
刘邦率众从关中杜南经蚀中至汉中，这条沟通汉中与关中的秦岭通道，后世称为子午道，学界几无异议。在前往汉中途中，为杜绝项羽疑心，烧绝栈道，子午道短时期内不再可行。到达南郑之后，韩信建议刘邦利用山东士卒东归之心和军锋，“决策东乡，争权天下”，即向东进军，争霸天下。史籍记载刘邦采纳了韩信的建议，从故道入关中，灭章邯。故道在今宝鸡西南，经凤县、两当县、略阳县、勉县至汉中。这条行军路线在汉中西端，南郑以西，与向东的“东乡”之议似乎不符。
与简文时代相近的张家山汉简《津关令》记载了从北到南分布的五个关隘：临晋关、函谷关、武关、郧关、捍关，五关从北向南大致可以连成一线，大约是战国至汉初关中与关东的分界线。其中武关的地望大致在丹凤县东南一带，正好在汉中的东北方向，与“决策东乡”的谋划方向较为一致。郧关,在湖北郧县南附近的汉水谷地，是“‘立沛公为汉王, 王巴、蜀、汉中’的‘汉中’地方的东界”。
如果汉王刘邦果真是从武关第二次进入关中的话，那么，从地理形势度之，行进路线只能是从汉中沿汉水通道向东，至汉中东界，过郧关，至南阳郡，再沿丹水通道经武关至关中。如此而言，《高祖本纪》之“从故道还”大约可以解释为从原来的入关通道（即武关道）返回关中。
从《津关令》将郧关设为重要关隘可知，秦至汉初，汉中至南阳郡所在的南襄盆地之间，道路相通，人员流动应当较为频繁。《史记·河渠书》记载了一条武帝时新规划的从南阳经汉水至汉中的漕运路线，称“漕从南阳上沔入褒”，即关东的漕粮从南阳经汉水，可以直达汉中之褒水流域，反映出人们对这一条通道已十分熟悉。
当时，南阳一带也为刘邦势力所控制，《高祖本纪》载，元年八月，“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集解》引如淳曰：“王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正义》引《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阳南三十一里。《荆州记》云昔汉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应之，此城王陵所筑，因名。”清人王荣商言：“王陵前居南阳，……及汉王入汉，陵还南阳，至是复从汉。”可知在刘邦入汉中前后，南阳一带一直为其从扈王陵所掌控，从汉中经南阳入关中亦无不可。刘邦再次进入关中之时，咸阳以西、以东分别为项羽所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之雍国、塞国。简文称刘邦经武关再入关中后“杀章邯”，未提及入关中后的具体行军路线与作战过程，从地理形势度之，或许应先途经司马欣之塞国。
章邯所都的废丘，传统观点认为在今陕西兴平市东南一带。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的西咸新区的东马坊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战国秦汉建筑遗迹，出土了包含“法丘公”在内的大量陶文。同时，该遗址地势较低，四周环绕宽阔水面，易于引水灌城。据此，学者们倾向于认为该遗址为章邯所都之废丘。简文未记载杀章邯的具体方式，如果废丘故城在该遗址，那么极有可能是引水灌城进行攻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