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时间段基本众所周知,但这篇文章比较有意思,就翻译了一下


原标题:史海钩沉:“托洛茨基分子五星”引发的荒唐事件
今天,在《史海钩沉》栏目下——几份文件将通过一条情节线索联结起来。链条起始于1937年8月24日步兵第8师独立通信营政治指导员米·伊·菲拉托夫寄给《红星报》编辑部的一封信。菲拉托夫被引入部队的、士兵头盔上的红星图案激怒了——他认为这是托派的阴谋。而政治指导员的号召力不仅影响了身处权力最高层的收件人,而且产生了可见的(字面意义上的)效果。引人注目的是,几乎所有的通信参与者都很快被捕并遭到枪决。
---------------------------------------
诸多热衷于苏联头盔历史的人总是在外观上将SSh-36(1936年式钢盔)分为三种类型:
· 前期——带有宽边空心五星;
· 后期——带有含镰刀与锤子标志的窄边空心五星;
· 带有实心五星或没有五星。
绘有红星图案的头盔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从头盔内侧的戳记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后期红星是在1938年的生产中出现的,但在本文写成前,从一种五星过渡到另一种五星的确切时间时间线并不为人所知。而以下的信件阐明了SSh-36上的标志被更改的原因,以及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此外,这些文件的文本可令您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
这,就是1937年8月24日党基层委员会执行书记、步兵第8师独立通信营政治指导员米·伊·菲拉托夫寄给《红星报》编辑部的信:
“致《红星报》编辑部
请阅读后就下列问题做出澄清或将我的信件转交至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同志以采取措施:8月24日钢盔被送至步兵第8师独立通信营,头盔绘有五星,但缺少镰刀与锤子,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阴谋煽动,即否定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联盟。经过大量调查后查明,头盔是在1936年装箱的,因此,这非常有可能是按照人民公敌的指示制作的,令这批头盔流出的人应得到有关方面的注意,需要问询“他是怎么想的”。
我正在报告五星缺少镰刀与锤子的事实。
1929年,在列宁格勒,正是托洛茨基分子制作了没有镰刀与锤子的五星旗帜矛尖,当人们发掘此案后,发现原来是人民公敌采办的。
所以,我请求再进行一次调查,或对我做出解释说明,但现在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而如今我正在制止它的进行。
我在9月5日前一直会等待答复,倘若逾期我则会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斯大林同志汇报。
附上一张头盔图片。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步兵第8师独立通信营党基层委员会执行书记、政治指导员(米·伊·菲拉托夫)
我的地址: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博布鲁伊斯克市伏罗希洛夫街1/69号米·伊·菲拉托夫收”
1937年9月5日这封信被送到了编辑部,《红星报》的责任编辑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兰达(前苏联最高军事检察院检察官高级助理)阅览了这封信。他权衡了信中所写的日期与威胁程度,立即将它转交到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并附上带有报社信笺抬头的文本,加盖了公章,上面注明了日期:
“国防人民委员会中央机关。
《红星报》;编辑部; 37.9.5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叶戈罗夫同志收。
我向您呈送政治指导员菲拉托夫同志关于步兵第8师接收的钢盔的一封信,以供参考。
责任编辑、陆军二级政委兰达(米·兰达)"
这些文件于1937年9月7日送至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面前。他阅读了《红星报》的文件以及政治指导员的来信,然后将他的批示(红字)加注到米·马·兰达的文件上,并注明了日期。而后将所有文件发送到工农红军辎重被装供应局:
“加急。工农红军辎重被装供应局领导。报告此事。37.9.7。叶戈罗夫。”
这些文件于1937年9月8日送达工农红军辎重被装供应局(收据日期标注在《红星报》随附文本的印章上)。
1937年9月9日,叶戈罗夫元帅收到来自工农红军辎重被装供应局的回信:
“工农红军辎重被装供应局四处二科 37.9.9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阿·伊·叶戈罗夫同志收
关于对钢盔上红星标志的指控,我报告如下:
1. 钢盔上油漆的“红星”标志,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美化头盔的外观,并为作战情况下自敌方识别己方战士提供些许便利。
2. 该标志以五星轮廓的形式喷涂,以免头盔上存在一颗从远处清晰可见的实心红星,此外,由于在头盔批量生产的条件下,想要准确地以油漆喷涂镰刀与锤子标志存在技术难度,因此没有将镰刀与锤子标志应用于五星轮廓内的绿色区域。
3. 没有镰刀与锤子标志的红星早已得到应用,且规模庞大,至今还没有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托洛茨基反革命分子攻击的案例。
例如:
a)莫斯科无产阶级步兵师的指战员每年都戴着五星中没有镰刀与锤子的钢盔到红场参加阅兵;
b) 朝向政府大楼的克里姆林宫塔楼上,装上了一颗没有镰刀与锤子标志的五星;
c) 在为国际青年节而装饰的国家百货公司与历史博物馆的建筑上,悬挂了没有镰刀与锤子标志的红星。
在联盟的各个城市和机关中,不难举出成百上千同样的例子。
然而考虑到头盔上的红星标志可能被误解,以及没有特别强烈的论据证明需要保留五星,我建议:
1. 完全放弃在钢盔上喷涂五星,建议工厂从头盔生产中取消该操作,并
2.在重新将头盔涂为难以识别的保护色(现今头盔涂为普通的保护色)的同时,以油漆覆盖现存的红星标志。
上述报告供您参考
旅级军需局代主任(P·维特科夫斯基)”
叶戈罗夫阅读了工农红军辎重被装供应局的回复,并以红色铅笔在其上写下了自己的回复:
“用细线画一个带有镰刀与锤子的五星图示并做出展示。阿·伊·叶戈罗夫 37.9.9"
之后,新型的徽记得到了批准,在苏联头盔上沿用至1940年中期。
政治指导员菲拉托夫与《红星报》编辑部在同一天收到了工农红军辎重被装供应局的回复:
“步兵第8师独立通信营党基层委员会执行书记。
政治指导员——菲拉托夫同志收
抄送:《红星报》编辑部
就您在工农红军钢盔上描绘五星的问题上向《红星报》发出的先声,我通知您,您的信件已于今年9月9日呈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叶戈罗夫同志,他做出了取消当前五星的恰当决定。
根据副人民委员的指示将在钢盔上引入中间带有镰刀与锤子标志的、红色细轮廓的五星。
这一变化一经批准后副人民委员将立即对头盔的生产与军区做出适当的指示以改变现有的标志。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旅级军需局代主任(维特科夫斯基)"
依靠这些通信最终建立了SSh-36头盔“演化”的确切时间线。好吧,通信参与者的命运,正如开头已经提及的那样,是悲惨的。他们都在1937年底前遭到了逮捕,被指控参与了各种阴谋,随即被枪决。唯一的例外,或许,是第一封信的作者政治指导员菲拉托夫,他的命运无从追查。
(然而他的下落还是被查到了:此人从陆军转到了空军,躲过了大清洗,苟到了战后
)


原标题:史海钩沉:“托洛茨基分子五星”引发的荒唐事件
今天,在《史海钩沉》栏目下——几份文件将通过一条情节线索联结起来。链条起始于1937年8月24日步兵第8师独立通信营政治指导员米·伊·菲拉托夫寄给《红星报》编辑部的一封信。菲拉托夫被引入部队的、士兵头盔上的红星图案激怒了——他认为这是托派的阴谋。而政治指导员的号召力不仅影响了身处权力最高层的收件人,而且产生了可见的(字面意义上的)效果。引人注目的是,几乎所有的通信参与者都很快被捕并遭到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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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热衷于苏联头盔历史的人总是在外观上将SSh-36(1936年式钢盔)分为三种类型:
· 前期——带有宽边空心五星;
· 后期——带有含镰刀与锤子标志的窄边空心五星;
· 带有实心五星或没有五星。
绘有红星图案的头盔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从头盔内侧的戳记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后期红星是在1938年的生产中出现的,但在本文写成前,从一种五星过渡到另一种五星的确切时间时间线并不为人所知。而以下的信件阐明了SSh-36上的标志被更改的原因,以及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此外,这些文件的文本可令您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
这,就是1937年8月24日党基层委员会执行书记、步兵第8师独立通信营政治指导员米·伊·菲拉托夫寄给《红星报》编辑部的信:
“致《红星报》编辑部
请阅读后就下列问题做出澄清或将我的信件转交至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同志以采取措施:8月24日钢盔被送至步兵第8师独立通信营,头盔绘有五星,但缺少镰刀与锤子,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阴谋煽动,即否定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联盟。经过大量调查后查明,头盔是在1936年装箱的,因此,这非常有可能是按照人民公敌的指示制作的,令这批头盔流出的人应得到有关方面的注意,需要问询“他是怎么想的”。
我正在报告五星缺少镰刀与锤子的事实。
1929年,在列宁格勒,正是托洛茨基分子制作了没有镰刀与锤子的五星旗帜矛尖,当人们发掘此案后,发现原来是人民公敌采办的。
所以,我请求再进行一次调查,或对我做出解释说明,但现在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而如今我正在制止它的进行。
我在9月5日前一直会等待答复,倘若逾期我则会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斯大林同志汇报。
附上一张头盔图片。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步兵第8师独立通信营党基层委员会执行书记、政治指导员(米·伊·菲拉托夫)
我的地址: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博布鲁伊斯克市伏罗希洛夫街1/69号米·伊·菲拉托夫收”
1937年9月5日这封信被送到了编辑部,《红星报》的责任编辑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兰达(前苏联最高军事检察院检察官高级助理)阅览了这封信。他权衡了信中所写的日期与威胁程度,立即将它转交到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并附上带有报社信笺抬头的文本,加盖了公章,上面注明了日期:
“国防人民委员会中央机关。
《红星报》;编辑部; 37.9.5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叶戈罗夫同志收。
我向您呈送政治指导员菲拉托夫同志关于步兵第8师接收的钢盔的一封信,以供参考。
责任编辑、陆军二级政委兰达(米·兰达)"
这些文件于1937年9月7日送至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面前。他阅读了《红星报》的文件以及政治指导员的来信,然后将他的批示(红字)加注到米·马·兰达的文件上,并注明了日期。而后将所有文件发送到工农红军辎重被装供应局:
“加急。工农红军辎重被装供应局领导。报告此事。37.9.7。叶戈罗夫。”
这些文件于1937年9月8日送达工农红军辎重被装供应局(收据日期标注在《红星报》随附文本的印章上)。
1937年9月9日,叶戈罗夫元帅收到来自工农红军辎重被装供应局的回信:
“工农红军辎重被装供应局四处二科 37.9.9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阿·伊·叶戈罗夫同志收
关于对钢盔上红星标志的指控,我报告如下:
1. 钢盔上油漆的“红星”标志,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美化头盔的外观,并为作战情况下自敌方识别己方战士提供些许便利。
2. 该标志以五星轮廓的形式喷涂,以免头盔上存在一颗从远处清晰可见的实心红星,此外,由于在头盔批量生产的条件下,想要准确地以油漆喷涂镰刀与锤子标志存在技术难度,因此没有将镰刀与锤子标志应用于五星轮廓内的绿色区域。
3. 没有镰刀与锤子标志的红星早已得到应用,且规模庞大,至今还没有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托洛茨基反革命分子攻击的案例。
例如:
a)莫斯科无产阶级步兵师的指战员每年都戴着五星中没有镰刀与锤子的钢盔到红场参加阅兵;
b) 朝向政府大楼的克里姆林宫塔楼上,装上了一颗没有镰刀与锤子标志的五星;
c) 在为国际青年节而装饰的国家百货公司与历史博物馆的建筑上,悬挂了没有镰刀与锤子标志的红星。
在联盟的各个城市和机关中,不难举出成百上千同样的例子。
然而考虑到头盔上的红星标志可能被误解,以及没有特别强烈的论据证明需要保留五星,我建议:
1. 完全放弃在钢盔上喷涂五星,建议工厂从头盔生产中取消该操作,并
2.在重新将头盔涂为难以识别的保护色(现今头盔涂为普通的保护色)的同时,以油漆覆盖现存的红星标志。
上述报告供您参考
旅级军需局代主任(P·维特科夫斯基)”
叶戈罗夫阅读了工农红军辎重被装供应局的回复,并以红色铅笔在其上写下了自己的回复:
“用细线画一个带有镰刀与锤子的五星图示并做出展示。阿·伊·叶戈罗夫 37.9.9"
之后,新型的徽记得到了批准,在苏联头盔上沿用至1940年中期。
政治指导员菲拉托夫与《红星报》编辑部在同一天收到了工农红军辎重被装供应局的回复:
“步兵第8师独立通信营党基层委员会执行书记。
政治指导员——菲拉托夫同志收
抄送:《红星报》编辑部
就您在工农红军钢盔上描绘五星的问题上向《红星报》发出的先声,我通知您,您的信件已于今年9月9日呈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叶戈罗夫同志,他做出了取消当前五星的恰当决定。
根据副人民委员的指示将在钢盔上引入中间带有镰刀与锤子标志的、红色细轮廓的五星。
这一变化一经批准后副人民委员将立即对头盔的生产与军区做出适当的指示以改变现有的标志。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旅级军需局代主任(维特科夫斯基)"
依靠这些通信最终建立了SSh-36头盔“演化”的确切时间线。好吧,通信参与者的命运,正如开头已经提及的那样,是悲惨的。他们都在1937年底前遭到了逮捕,被指控参与了各种阴谋,随即被枪决。唯一的例外,或许,是第一封信的作者政治指导员菲拉托夫,他的命运无从追查。
(然而他的下落还是被查到了:此人从陆军转到了空军,躲过了大清洗,苟到了战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