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一连战死数位地方大员，并在咸丰三年（1853年）丢掉南京之后，清廷终于按捺不住，接连派出钦差大臣向荣、琦善、绵愉（嘉庆之子）等重臣亲王率兵作战，但为时已晚。清廷的八旗军队面对太平军时胜少负多，苦心经营的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先后被太平军攻破，在保卫京师的保定大战中，咸丰皇帝亲自把努尔哈赤御用宝刀授给前线将士以鼓舞军心，这场战斗清廷最终勉强取胜，但也损失惨重。
就在这一紧急关头，一支活跃在湖南的地方武装获得了朝廷的注意，那便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
湘军，也叫湘勇，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湘时由罗泽南（曾国藩姻亲）组织成立，主要目的是保卫家乡，后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成为湘军统帅。在经过最初的失败后，湘军在湘潭一战中大破太平军，从此势不可挡，开始转战江南各省，气势极盛，成为八旗和绿营兵以外的第三支力量。咸丰十年（1860年）清军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湘军成为清廷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

湘军能战胜太平军，固然有太平军内部矛盾重重、高层腐化等原因，但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在于湘军“复兴”了中国历史上绝迹已久的一种军制，那便是私军，王闿运《湘军志》中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湘军是在乡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军队内部多为姻亲乡党，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方针，而不听命于朝廷，一改北宋以来“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军事准则，形成了脱离中央的地方武装势力。

湘军火枪队

在中国历史上，私军的战斗力往往比朝廷军更强悍，如唐有郭（子仪）家军，宋有岳（飞）家军、韩（世忠）家军。私军内部彼此熟悉又能互相配合，不至于像朝廷的军队那样文官武将相互撕扯——在咸丰元年（1851年）清军与太平军的永安一战中，即便钦差大臣向荣贵为一品大员，也因为和副指挥乌兰泰意见不一而致使两军不能配合，最终错失良机。而私军不涉及过多利益分配，往往更能一致作战。
但俗话说“蔗无两头甜”，朝廷享受了私军强大的战斗力，自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那就是中央权威的下放，而这也是历代朝廷所最担心的。一旦这些军队的将领拥兵自重，甚至举兵谋反，对朝廷将是致命的威胁。中国自宋以来定下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规矩，其目的便是为了防止军队威胁皇权。
此时的清廷是否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即便有所考虑，在两者相害取其轻的道理下，也不得不暂时放任湘军的发展，而其结果，就是尾大不掉。既然太平军是湘军所平，那麽死伤了无数亲朋的湘军官兵自然不会轻易放弃由此掌握的权力，虽然在同治三年（1864年）攻占南京后，曾国藩为免朝廷忧心而主动遣散了大部分湘军，只留下了李鸿章的安徽系（淮军）、左宗棠部和长江水师，但属下的将领却未必心甘情愿。据《清代野记》记载，湘军占领南京后大有问鼎中原之势，下属彭玉麟给曾国藩送密信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即便曾国藩没有不臣之心，这时已经是骑虎难下。

曾国藩

朝廷自然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开始防范湘军，派都灵阿、富明阿、僧格林沁等满蒙将领在江南驻防，名为剿匪，实则是稀释湘军的势力。但可惜为时已晚，战斗力低下的八旗军和绿营兵无法和战场上发展起来的湘军楚勇相提并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地方军队在江南的实力只增不减，清廷不得不将诸多地方实权官职派给湘军系或与湘军关系密切的官员。


根据“刺马案”改编的电影《投名状》
不仅如此，从同治五年（1866年）起，两江总督除原有的权限外，又兼管五口通商事务，授为南洋通商大臣。而在此前的道光年间，两江总督已经兼管两淮盐政，再加上有军权在手，两江总督虽然名为总督，实质上已经是军、政、财自给自足的一方之主。

怎么不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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