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情的源起：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此段文字第一次出现于《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此后因各种原因广为流传，遂成为评价杨坚个人品德和执政手段之重要凭据之一。其中牵涉到两点：1是行为：大灾来临，仓库盈溢，杨坚竟然不开仓放粮赈灾；2是道德品性：由此可看出杨坚此人不怜百姓而惜仓库。
后世也因此有不少人（也包括如今的某些网友）据此认为杨坚个性吝啬，压榨百姓，甚至上升到认为隋朝仓库之富，全来自这样的吝啬和压榨。
那么，这个事件有没有可商榷之处呢？
二、另一个角度：
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
此段文字出自《旧唐书.食货志》。几乎相同的文字也出现在《旧唐书.戴胄传》和《唐会要》。
与《贞观政要》中的记录和评价不同，这段文字高度评价了杨坚所立之义仓制度和由此取得的赈灾效果。其中虽不免夸大（天下“得无饥馑”实无可能做到），但至少表明了贞观初期群臣对杨坚之义仓制度和赈灾手段之肯定。
三、两段评价针对的人、事件高度重合，评价却完全相反，如何分析？且看看其它史书之记载，可以帮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此事之真相：
（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隋书.帝纪第二》）
（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隋书.食货志》）
（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民饥，上遣左右视民食，得豆屑杂糠以献。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八月，辛未，上帅民就食于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遇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资治通鉴.隋纪二》）
以上几段记载，虽出处不同，但意思大同小异：开皇十四年关中地区的确发生了旱灾，杨坚采取的措施是让百姓去洛阳一带就食，且自己也要率百官一同去洛阳就食。《资治通鉴》还根据《隋书》的其它记载，把民与百官在路上就食的场景细节进行了描写，其中不乏爱民温情之举。
四、杨坚对于粮仓和赈灾的一贯态度：
（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奏曰："......去年亢阳，关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少食之人，莫不丰足......"
其后关中连年大旱，而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等州大水，百姓饥馑。高祖乃命苏威等，分道开仓赈给。
又命司农丞王禀，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又发故城中周代旧粟，贱粜与人。
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令往关东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赋。
其后山东频年霖雨，杞、宋、陈、亳、曹、戴、谯、颍等诸州，达于沧海，皆困水灾，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将水工，巡行川源，相视高下，发随近丁以疏导之。困乏者，开仓赈给，前后用谷五百余万石。遭水之处，租调皆免。（以上皆出自《隋书.食货志》）
以上可见，杨坚对赈灾是不遗余力的，在其执政期间，自始至终有多次开仓放粮救灾之行为（包括官仓与义仓），甚至在其生命的最后三年，仍有遣使赈灾之记录：
（仁寿二年）壬辰，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
（仁寿三年）十二月癸酉，河南诸州水，遣纳言杨达赈恤之。（《隋书.帝纪第二》）
五、关于隋文帝时期粮仓制度的一些知识：
（开皇五年）于是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养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观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捐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谨者，即以此谷赈给。
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捐。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捐，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
十六年正月，又诏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以上均出自《隋书.食货志》）
以上几段记载，对我们了解隋朝粮仓制度（尤其是义仓制度）非常重要，可知：
官仓且不论，单看义仓制度，是在隋文帝开皇五年时所立，收入为民间自给，管理者是民间社司，主要用途为赈灾；开皇十五、十六年时有改革，管理者变更为州县。
六、疑问：
1 开皇十四年不开仓之事，为何离隋更近的《隋书》不见记载，反而记载了杨坚不遗余力多次开仓放粮赈灾之举动？贞观二年戴胄的上书更是表达了自己对隋开皇时期义仓制度的赞赏。为何在离隋亡之后近百年的玄宗时期成书的《贞观政要》一书才突然出现了这一条（也几乎是史上唯一的一条，之后的《资治通鉴》很明显是抄录此条）记录？
2 《贞观政要》中，李二据此一件事形容杨坚为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似乎不止是对此一件事之评价，更是对杨坚全部作风和个性的总结。我们根据更广泛史料的记载，了解到杨坚对粮仓和赈灾的真实态度，可以思量：李二的这个评价，是否客观公正？
3 义仓制度：开皇十五年前，义仓的管理权是在民间社司，即使十五年后，义仓的管理权也只升级为地方州县，而不属中央朝廷。那么，开皇十四年的旱灾，杨坚如何能对义仓放粮不放粮进行管理？
（开皇十四年前后）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捐。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捐，于后乏绝......”（《隋书.食货志》）
此条史料可知：开皇十四年旱灾前，杨坚显然还没有对义仓的管理进行插手，而且义仓所储存的粮食，在这次旱灾中，显然已经耗损甚多，甚至已经耗尽。也正因为此，才直接引发了之后对义仓制度管理权的改革。所以，杨坚不开仓放粮之说，根据何在？真实性几何？
4 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亦无所爱吝。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及东拜太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上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逢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令使者就家劳问。（《隋书.帝纪第二》）
由此史料可知（除了这句总结性评论之外，还有其它许多具体材料可以佐证），杨坚平时的作风，虽然为人节俭，但对于功臣、将士和百姓，不仅从不吝啬，反而非常大方（无所爱吝，必加优赏），何以开皇十四年突然有吝啬之举？据此而认为杨坚其作风一贯吝啬，评价是否客观？
七、个人的结论：
1 开皇十四年的这次所谓的杨坚不开仓放粮之事，疑点颇多，莫须有之可能性极大（抹黑），无法保证其真实性。
2 退一步，假设这次事件真实，但结合杨坚执政时期对粮仓和赈灾的一贯态度，我们无法认为杨坚是怜仓库不惜百姓的吝啬之君，而应该是一个一贯重视百姓民生，对赈灾不遗余力的正面君主。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此段文字第一次出现于《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此后因各种原因广为流传，遂成为评价杨坚个人品德和执政手段之重要凭据之一。其中牵涉到两点：1是行为：大灾来临，仓库盈溢，杨坚竟然不开仓放粮赈灾；2是道德品性：由此可看出杨坚此人不怜百姓而惜仓库。
后世也因此有不少人（也包括如今的某些网友）据此认为杨坚个性吝啬，压榨百姓，甚至上升到认为隋朝仓库之富，全来自这样的吝啬和压榨。
那么，这个事件有没有可商榷之处呢？
二、另一个角度：
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
此段文字出自《旧唐书.食货志》。几乎相同的文字也出现在《旧唐书.戴胄传》和《唐会要》。
与《贞观政要》中的记录和评价不同，这段文字高度评价了杨坚所立之义仓制度和由此取得的赈灾效果。其中虽不免夸大（天下“得无饥馑”实无可能做到），但至少表明了贞观初期群臣对杨坚之义仓制度和赈灾手段之肯定。
三、两段评价针对的人、事件高度重合，评价却完全相反，如何分析？且看看其它史书之记载，可以帮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此事之真相：
（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隋书.帝纪第二》）
（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隋书.食货志》）
（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民饥，上遣左右视民食，得豆屑杂糠以献。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八月，辛未，上帅民就食于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遇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资治通鉴.隋纪二》）
以上几段记载，虽出处不同，但意思大同小异：开皇十四年关中地区的确发生了旱灾，杨坚采取的措施是让百姓去洛阳一带就食，且自己也要率百官一同去洛阳就食。《资治通鉴》还根据《隋书》的其它记载，把民与百官在路上就食的场景细节进行了描写，其中不乏爱民温情之举。
四、杨坚对于粮仓和赈灾的一贯态度：
（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奏曰："......去年亢阳，关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少食之人，莫不丰足......"
其后关中连年大旱，而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等州大水，百姓饥馑。高祖乃命苏威等，分道开仓赈给。
又命司农丞王禀，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又发故城中周代旧粟，贱粜与人。
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令往关东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赋。
其后山东频年霖雨，杞、宋、陈、亳、曹、戴、谯、颍等诸州，达于沧海，皆困水灾，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将水工，巡行川源，相视高下，发随近丁以疏导之。困乏者，开仓赈给，前后用谷五百余万石。遭水之处，租调皆免。（以上皆出自《隋书.食货志》）
以上可见，杨坚对赈灾是不遗余力的，在其执政期间，自始至终有多次开仓放粮救灾之行为（包括官仓与义仓），甚至在其生命的最后三年，仍有遣使赈灾之记录：
（仁寿二年）壬辰，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
（仁寿三年）十二月癸酉，河南诸州水，遣纳言杨达赈恤之。（《隋书.帝纪第二》）
五、关于隋文帝时期粮仓制度的一些知识：
（开皇五年）于是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养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观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捐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谨者，即以此谷赈给。
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捐。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捐，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
十六年正月，又诏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以上均出自《隋书.食货志》）
以上几段记载，对我们了解隋朝粮仓制度（尤其是义仓制度）非常重要，可知：
官仓且不论，单看义仓制度，是在隋文帝开皇五年时所立，收入为民间自给，管理者是民间社司，主要用途为赈灾；开皇十五、十六年时有改革，管理者变更为州县。
六、疑问：
1 开皇十四年不开仓之事，为何离隋更近的《隋书》不见记载，反而记载了杨坚不遗余力多次开仓放粮赈灾之举动？贞观二年戴胄的上书更是表达了自己对隋开皇时期义仓制度的赞赏。为何在离隋亡之后近百年的玄宗时期成书的《贞观政要》一书才突然出现了这一条（也几乎是史上唯一的一条，之后的《资治通鉴》很明显是抄录此条）记录？
2 《贞观政要》中，李二据此一件事形容杨坚为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似乎不止是对此一件事之评价，更是对杨坚全部作风和个性的总结。我们根据更广泛史料的记载，了解到杨坚对粮仓和赈灾的真实态度，可以思量：李二的这个评价，是否客观公正？
3 义仓制度：开皇十五年前，义仓的管理权是在民间社司，即使十五年后，义仓的管理权也只升级为地方州县，而不属中央朝廷。那么，开皇十四年的旱灾，杨坚如何能对义仓放粮不放粮进行管理？
（开皇十四年前后）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捐。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捐，于后乏绝......”（《隋书.食货志》）
此条史料可知：开皇十四年旱灾前，杨坚显然还没有对义仓的管理进行插手，而且义仓所储存的粮食，在这次旱灾中，显然已经耗损甚多，甚至已经耗尽。也正因为此，才直接引发了之后对义仓制度管理权的改革。所以，杨坚不开仓放粮之说，根据何在？真实性几何？
4 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亦无所爱吝。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及东拜太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上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逢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令使者就家劳问。（《隋书.帝纪第二》）
由此史料可知（除了这句总结性评论之外，还有其它许多具体材料可以佐证），杨坚平时的作风，虽然为人节俭，但对于功臣、将士和百姓，不仅从不吝啬，反而非常大方（无所爱吝，必加优赏），何以开皇十四年突然有吝啬之举？据此而认为杨坚其作风一贯吝啬，评价是否客观？
七、个人的结论：
1 开皇十四年的这次所谓的杨坚不开仓放粮之事，疑点颇多，莫须有之可能性极大（抹黑），无法保证其真实性。
2 退一步，假设这次事件真实，但结合杨坚执政时期对粮仓和赈灾的一贯态度，我们无法认为杨坚是怜仓库不惜百姓的吝啬之君，而应该是一个一贯重视百姓民生，对赈灾不遗余力的正面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