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封建时代的小官吏，宋应星很自然地就把目光瞄准农业。怎样才能让农民吃饱饭，怎样才能让农业丰收高产。他曾经观察过麦子开花、水稻培育，总结出土壤、气候、技术等因素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他还记录了蚕蛾杂交引起的变异，从而为人工培育新物种，另辟蹊径。
从简单的物种变异，联想到环境变化、品种杂交、自然或人为的影响，宋应星的一系列猜想，与两百多年后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不谋而合。当近代西方文明遇到古老的东方文明，两个科学家的思维有了交集。达尔文苦苦追求的“物种进化”，竟然在《天工开物》里找到了重要凭证。
更难能可贵的是，宋应星关于“养蚕业利用杂种优势”的记录，在今天的中国稻田里书写着更大的传奇。上世纪的60年代，当湖南一名农校教员给学生们踌躇满怀地讲述着杂交水稻，没有人会想到这会改变亿万中国人的命运。他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当真是，古有宋应星“贵五谷而贱金玉”，今有袁隆平心怀“禾下乘凉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