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肠侠胆,高风亮节
1944年11月，日军攻陷桂林，柳州弃守，日军北上进入贵州，继续北进，占领独山，有直扑四川之势，重庆告急，李庄也人心惶惶，病体支离，逃不动了，也再没地方可逃了，林徽因做了最坏的准备。抗战胜利后，1946年还在李庄，梁从诫问妈妈：“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到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林徽因告诉儿子：“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儿子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林徽因握住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地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每次看资料看到这儿，我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这才是忠肠侠胆，这才是高风亮节，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这才是读书人的气节！


在林徽因的这句话里，一定要注意“后路”这个词，后路就是退路，就是这一次你不能把我逼到非得受你摆布的地步。我有退路，那么这一回合你就不能说是赢了。以后谁赢谁输还在两可之间。现在常有人指责过去几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品格低下，卑躬屈膝，俯首就辱或就戮，没有品质，没有气节，这是因为他不知道，解放后不长的时间，中国的最高当局，已通过各种强力手段，完成了中国社会格局的改造，一人一个位置，捆得牢牢的，没了退路。过去的官员，可以挂冠而去，那时你挂了冠，只能当流窜犯，过去的文人合则留，不合则去，那时你要去只能去劳改农场。过去你可以说我回家种地去，那时，现在也一样，农村没有你一分地，你根本不敢说这个话。人们常说，知人论世，这话说反了，应当是知世论人。现在看到的材料越来越多了，应当说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还是有品格有气节的。许多人一划为右派，或者一打成反革命，马上就要求妻子离婚，这就是品格，这就是气节！当然，在外侮面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和气节，表现得更突出些，更完美些。


现在国家也重视人才了。学校更重视。人才是分流品的。一流人才一定要做一流的事，才可以证明你是真正的一流人才。前年我看过一本书，是个入了美国籍的中国历史学家写的，这个人叫何炳棣，书叫《读史阅世六十年》，看了这本书，我只记住了一句话，就是有次在柏林，何炳棣遇见了顶级的华人数学家林家翘，林比他要大些，临分手的时候，林告诫这位小老弟说：我们这样的人，什么时候都不要做第二等的选题。也就是，一流人才要做一流的研究。范旭东、徐铸成，都是中国的一流人才。
胡适当然也是中国的一流人才，抗战中他有句话，什么时候我想起来，都感到热血往上涌，直达脑门，砰砰作响。1939年7月他在海外，以民间人士的身份从事外交活动，到了法国，突然收到中国驻法大使馆转来的一份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出任驻美大使，这让他很作难，因为他自己曾标榜二十年不谈政治，连政治都不谈，当然更不能接受政府的职务从事政治活动，过了几天到了英国，先接到国民政府一份电报，也是这个意思，接着蒋介石又再次来电，还是这个意思，他思考再三，回了份电报表示同意，是这么说的：“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每次看到这句话，我总是心潮澎湃，止不住鼻尖发酸，太感人了，太感人了。这等于是说，我就是一个壮丁，国家遭遇外侮，要调我上前线，我不能说二话。有人批评胡适当驻美大使是当KMT的官，是见利忘义，背弃诺言，对这样的说辞，我只能说，偏见比什么都可怕，不好再说什么。


再一个就是林徽因这句话，听着平平常常，掷地一点也不能作金石之声，但是你细细地品味这句话，“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门外不是有条扬子江嘛”，多么平静，可是多么的深沉，多么的决绝，多么的满含着民族大义，多么的令人肃然起敬！我相信这话是真的，相信林徽因这样的人是能做到的，林长民的女儿，梁启超的儿媳，绝不会容忍自己落入日本人手里的。那时候，真的会连儿子也不顾了，顾了就坏了名节了。一个文人，危难时刻她所能做的，就是以死报国！文天祥临死前，在他的衣带上写了几句话，“读圣贤书，所学所事，而今而后，或有不同”，若作个诠释，所学何事，就是这样的事，或有不同，就是这样的不同！
真的日本人来了，老百姓可以四散逃命，可以跪地求饶，读书人不行，读书人该死的时候就得死，因为民族的气节在你这里，民族的大义在你这里。“念书人总还有条后路，门外不是有条扬子江嘛！”一个病弱女子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撼天动地，气壮山河，日月也会为之易色的！
现在好多人为周作人辩解，说当日本人的官不算什么，不就是个教育督办嘛，没什么，我一听就反感。对这些人，我从心底是鄙视的，从来不给一句好话。那些带兵的将军可以当汉奸，你周作人怎么能当汉奸。周作人当汉奸以后，是郁达夫还是谁说过一句话，说周作人当了汉奸，比中国失了东三省都严重，失了东三省，总有一天可以收复，周作人当了汉奸，中国读书人的耻辱永远也洗不掉。要是周作人当了教育督办都不算汉奸，中国就没有汉奸了。


好了，我们还是说林徽因吧，前面说过，历史和这个优秀的中国女人开了一个玩笑。那么优秀，在建筑设计和工艺美术上，只有那么一点可怜的成绩。历史的玩笑，还不在这里，没设计下什么重要的建筑和工艺，有在文学上的成就也不算是虚度此生，更严重的是，她青年时代的志向是“掌握西方牢固建造理论，使我们的建筑物能够历时更久一些”，而历史偏偏让她目睹，她过去不怎么看得起的，中国的那些不历久也难说多么坚固的建筑，我是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楼，街道上的牌楼，却在她的眼皮低下，叫一段一段地，一个一个地拆掉了。坚固的没有建起来，本来已够羞愧的了，而原有的，虽不坚固却也辉煌，已经耐了几百年怎么也还能耐它几百年上千的古老建筑，没有毁于八国联军，没有毁于日寇侵华，却在自己原先满寄了希望的共和国时代，像风刮一样地从她眼前消失了，这才是让她心如刀搅，生不如死的事情。这才是历史开的天大的玩笑！
这就要说到林徽因解放后的情形了。早在1946年7月，林徽因一家就随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起乘飞机回到了北京，住在了清华园里。
北京解放前夕，她是很兴奋的。清华在城外，北京还没有解放，解放军的围城部队就到了清华一带，当然没有进学校，是在校外驻扎着。她和梁思成都担心，一旦攻城，城内的古建筑就全完了。就在这个时候，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干部来到梁家，向梁思成请教，一旦不得已要攻城，哪些古建筑需要保护，打炮的时候就不往那儿打。要梁思成把城里最重要的古建筑，标在他们带来的地图上。梁思成当然标了。这件事，让两口子非常激动，说“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有的教授离开北京去了国外，林徽因在和一些老师学生谈话时曾说：“我深信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祖国的。”抗战期间在李庄，费正清要她两口子去美国治病，林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可见她是抱着绝大的热情和信心，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去的。


后来设计国徽的事，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事，前面都说了。与这两件事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件事是拆除北京的旧城墙，还有好些个城门楼子。当时梁思成是北京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林是委员兼工程师，这些都是虚衔，真正的职务，梁思成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系主任，林徽因是梁思成的夫人，当然，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头衔，那就是中国的文化名人。梁思成的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呢？前面说了，是梁启超的大公子，这就够有名的了。这算祖上的庇荫，不能算他自己挣来的。他还有他的声名，一点也不逊于他的父亲。1947年有个学生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上学，系里的老师告诉他，中国文化界有三个国宝级的人物，就是梁思成、陈寅恪、翁文灏。我为什么特意说明是1947年的事呢，意思是，这是当时的评论，不是解放后的评论。社会形态不一样，评价标准就会不一样，解放前是“清议”，就是你说我说就形成了个说法，解放后凡事都要按程序来，要“民主评定”，评出来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人物了，这三个人里，怎么也不会有翁文灏。。翁文灏，前面说过，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在四川李庄时，蒋介石让如数拨给救济款时，是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他后来的官当得还要大，当过行政院的院长。在从政之前，是中国第一流的地质学家，当过中央研究院地质所的所长。陈寅恪这几年宣传的很热闹了，都知道是教授的教授，研究中古史的，会十几种外语，好几种是国外都快失传了的。谁都知道是个国宝级的人物。只是怕都没有想到，梁思成会跟这两个人并驾齐驱，也是三个国宝之一。虽说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要叫我说，梁的贡献感觉上更大些。毕竟他调查发现了那么多的古建筑，留下了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梁启超的大公子和中国顶级的建筑学家，这两项合在一起，就是他的全部名声。要是再加个附带条件的话，那就是，还是绝代佳人林徽因的丈夫，这也是很加分的。同样，林徽因作为梁思成的夫人，也是加分的。
只是夫妻两个人，绝然没有想到，正当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时候，会经历一场比他们经历过的任何战争都要激烈的一场战斗，说战斗太轻巧了，该说是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如果叫个名字的话，该叫“保卫北京城”，或者叫“北京城保卫战”。中外著名的城市保卫战太多了，有些已载入史册，比如二战前的马德里保卫战，二战中的莫斯科保卫战，中国则有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解放战争期间，从KMT方面说，也有个北京保卫战，也是保卫北京城，守将是傅作义将军。


顶起来

好文章！

再来一次，好文章！

林的才华和所取得的成绩相比确实让人很悲哀，正如史景迁说言，20世纪是一个巨大浪费的时代，浪费了才华和机遇的时代。现在的中国人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传统文化过去的一切都以建设的名义被疯狂的破坏。57年张奚若对D提出的十六子箴言，“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现在仍是屡试不爽啊。

她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她是天地日月精气凝聚成的一个才女，也是中西文化共同铸造的一个女神。
记住吧，历史！
记住吧，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

赞

“掌握西方牢固建造理论，使我们的建筑物能够历时更久一些”，

   然而，也恰恰就是这样的林徽因，既耐得住学术的清冷和寂寞，又受得了生活的艰辛和贫困。沙龙上作为中心人物被爱慕者如众星捧月般包围的是她，穷乡僻壤、荒寺古庙中不顾重病、不惮艰辛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的也是她；早年以名门出身经历繁华，被众人称羡的是她，战争期间繁华落尽困居李庄，亲自提了瓶子上街头打油买醋的还是她；青年时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真谛，英文好得令费慰梅赞叹的是她，中年时一贫如洗、疾病缠身仍执意要留在祖国的又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