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谋求与介眉断绝关系是真,但却并未下决心戒除恶习。10月15日日记云:“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同月30日,蒋介石赴日游历,这次,他曾决心管住自己。关于这方面,有下列日记可证:
10月30日:“自游日本后,言动不苟,色欲能制,颇堪自喜。”
11月2日:“迩日能自窒欲,是亦一美德也。”
可见,蒋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绩的,然而,没过几天,蒋介石就无法羁勒心猿意马了。日记云:“色念时起,虑不能制,《书》所谓‘人心惟危’者此也。”当日蒋介石对自己稍有放纵,结果是,“讨一场没趣”,自责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迁改,而又自取辱耶!”
同年11月19日,蒋介石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静日子,心猿意马有所收敛。12月31日岁尾,蒋介石制定次年计划,认为“所当致力者,一体育,二自立,三齐家;所当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将这一计划写在日记中:“书此以验实践。”看来,这次蒋是决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实在太差,于是,1920年第一个月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与放纵的记载:
1月6日:“今日邪心勃发,幸未堕落耳。如再不强制,乃与**奚择!”
1月14日:“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
1月15日:“晚归,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难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
1月25日:“途行顿起邪念。”
蒋介石时而自制,时而放纵,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不断交战中。在整个1921年都是如此。
当时,“吃花酒”是官场、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三陪”中的“陪酒”。同年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11月6日谓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晚,再次参加“花酌”,感到非常“无谓”。这些地方,反映出蒋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进一面。
1922年,蒋介石继续“狠斗色欲一闪念”。日记有关记述仅两见。9月27日云:“遇艳心不正,记过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记云:“前曾默誓除恶人,远女色,非达目的不回沪。今又入此试验场矣,试一观其成绩!”次年,也只有两次相关记载:3月1日云:“近日心放甚矣,盍戒惧来!”6日云:“出外闲游,心荡不可遏。”两年中,蒋介石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看来他的修身可能确有“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