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身边，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科学爱好者，一有机会，就会露出头来，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他们的活动遍及具有公众知名度的一切科学领域，有人致力于推翻相对论或者量子力学，有人热衷于研制永动机，有人试图建造新的宇宙论或者进化论体系，也有人提出的理论框架宏大无比，包罗万有，不可以以某一学科规范之。
民科(为了节约篇幅，我提前使用了这个简称)之中，声势最壮，媒体见光率最高的是哥德巴赫猜想证明者，其成员之众，没有一万，也有几千!科技日报记者李大庆称之为哥迷，颇为贴切。几个月前的虹桥科教论坛上，有人提出‘“害」菜家”(哥猜家)一词，深得著名哥迷胡思之的喜爱，不知何故，尚未流传。哥迷之中，最吸引眼球者当为原航天部工程师蒋春暄，早在二十年前，他就宣称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以及费尔马大定理等多个世界级难题。哥迷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亮相在2002年，因为这一年有两个重大时刻，一是8月20日，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京开幕，据说有上百位民科自费参会;二是3月20日，两个国外出版社百万美元悬赏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在此日截止。由于百万美金和民族荣誉的双重考虑，在由此上溯一年多的时间里，民间数论高手频现传媒，有广东梅州的拖拉机手，有湖北黄阪的残疾老汉，有辽宁辽阳的工厂干部，有年过古稀的教育家，纷纷宣布“割菜”成功。甚至有人为抢时间，以刊登广告的方式发布消息。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至今余波未息。2003年7月3日，影响颇大的《南方周末》又发表张浩、宋正海文章《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再次为
蒋鸣冤。网上网下，激起口水无数。同在7月，《自然辩证法研究》则发表了《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作者便是区区在下，文一上网，又是一番热闹!
最早接触民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在我们普通物理实验室里，我发现了一篇油印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证，如下:
爱因斯坦认为光是电磁波，这是错的。大家知道，收音机是接收电磁波的。可是，用手电筒照射收音机，收音机却没有丝毫反应，这表明收音机没有接收到电磁波信号，所以光不是电磁波。

这个论证实在是匪夷所思，用王小波的比喻，那是打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同学们的笑料。印象尤深的是，那人称爱因斯坦为斯坦大师，大概他认为爱因斯坦姓爱因，名斯坦。
多年以后，我在北京一家名为青年科技的杂志社客串时，读到了一份更加奇妙的“论文”:《从物质波子到引力子和引力波的研究与预测》。作者姓吴，来自江西。标题很高深，但他的设备却十分朴素。比如，他用一个长玻璃棒指向天空，在上面发现了很多流动的光点，他认真地记录和描绘了光点的形状和运动，并给它们安上了“超光子”、“物质波子”之类吓人的名字。论文以铁笔垫钢板划蜡纸的技术油印的，厚达50余页。吴先生带着论文在北京跑了很多地方，终于在我们杂志社受到了热情接待。吴先生感激万分，终于有人肯倾听他的倾诉了!遗憾的是，当时我并不在场，但是我一直保存着这篇“论文”—这是我搜集的第一篇民科文献。“这是一个刻苦的人，一个爱思考的人，一个勇于为事业献身的人，一个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然而，想象江西小城的吴先生，忍受着家人和同事异样的目光，在漆黑的夜里虔诚地划着钢板，刻出一个个波子引力子，绝不是为了搞笑的。
很多同情民科的人常常这样指责科学家:“就算是错了，你告诉人家错在哪儿不行吗？”也有哥迷自己宣称:“我们就是想知道错在哪儿了!”遗憾的是，这些文章连错都算不上。比如摘菜，不管这菜老到什么程度，总得是菜才可能摘得出来。有一位数学家甚至说:“如果我驾着奔驰车驶过长安街，我会因为一张垃圾纸停下来吗？”不知这位先生是在怎样不堪其扰的情况下，才如此激愤的，不过话虽刻薄，却正中要害。比如吴先生的论文，根本就不存在错在哪里的问题，在我看来，他连初中物理都没有学好。很多基本概念都用错了，他自创的概念和他要为之添砖加瓦的物理学更是接不上茬。

问题转化之后，民科的共性就凸现出来。无论是反相对论的，还是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他们在行为方式、心理特征、知识背景以及“论文”的写作方式上，都有共同的特征。如果民科只是个别存在，我们还可以把它归结为其个人原因。而民科的大规模存在，必然是某种社会问题的反映。民科就像一个绳结，纠集着科学与大众传媒、主流意识形态、大众语境、公众心理及个人心理多方面的关系。一个特殊的病例会使医生对人体有特殊的理解，对民间科学爱好者进行案例分析，也可以使我们对于上述问题有深人的理解。
最初，我用“民间科学爱好者”这个词指称这个被称为“民间科学家”或者“业余科学家”的人群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觉得他们与“科学家”这个称呼太不相配。经过了几年的使用，这个称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传媒所接受。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命名，一是太长，二是“民间”这个词容易产生歧义。好在“民科”这个简称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回避第二个问题。
很多民科喜欢用爱因斯坦和华罗庚为自己打气。比如他们常说，爱因斯坦在提出相对论的时候也不是职业科学家。还有人说，提出费马大定理的费马一生都是律师，也属民间。甚至连伽利略都是民间，因为那时还没有职业科学家。这样延伸下去，有人说退休的科学家也是民间，进而提出发挥民间科学余热的问题。我最初也被这种论证所迷惑。说来也是，华罗庚能从民间走向职业，哥迷为什么就不能？如果我说华罗庚更聪明，更幸运，或者说真正掌握了科学方法，无异于以成败论英雄，事后诸葛亮。不要说民科不服，我也不服。事实上，当我们这样考虑问题的时候，又一次把民科问题当成了科学问题。因而，如果要在青年华罗庚与民科之间进行比较，需要分析的不是他们在科学上的不同，而是行为方式上的不同!这时我发现，必须跳出“民间”一词的字面意义，把“民间科学爱好者”七个字当作一个整体去理解。正如我们必须把“自行车”这三个字做整体理解，而不能把它解释为“自动行驶的车”。

这样划分之后，立即可以看到，提出相对论时的爱因斯坦，在金坛中学时的华罗庚，都是按照科学共同体的范式进行科学活动的。费尔马虽是律师，并不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他们都不是“民间科学爱好者”，顶多是“业余科学爱好者”。
不能交流是民科的外在特征，相信与民科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有切实的感受。我有一个夸张的说法:如果民科给你打电话，你放下听筒离开十分钟，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他完全没有察觉到你的离开。你也不会少听什么，因为他们的谈话常常重复。很多民科只想倾诉，不愿倾听。在我看来，这反映了其偏执的心理特征。由于偏执，民科往往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甚至与世俗社会也难有正常的交流，他们常常会忽视对其不利的言论，夸大他们喜欢的部分，所以民科儿乎是不能被说服的;有时民科也会产生迫害妄想，比如他们常常自比布鲁诺或伽利略，把自己的到处碰壁解释为权威对小人物的压制与迫害;他们大多坚信自己的“科学结论”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普遍表现出对精神的强烈追求，仿佛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由于难以交流，他们的生存能力通常较差，有人甚至年过四十还要依靠父母、妻儿来维持生存，但是生活的艰苦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悲壮感和神圣感。
民间科学爱好者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有存在，但是像中国这样大的规模却不多见。这与1980年前后的社会氛围有关，与大众语境和大众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有关，当然，也与其自身偏执的心理倾向有关。所以，民科所表现出来的共性，是特殊时代的结果。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现在，大规模产生民科的总体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大众语境对科学的误读依然存在。民科不仅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在民间科学爱好者、业余科学爱好者和职业科学家之间，不存在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这是一个连续谱。业余科学爱好者可以进人科学共同体，成为职业科学家，反过来，很多职业科学家也有着强烈的民间心态，偏执自信，难以沟通。
2003年8月，在雁荡山召开的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我介绍了我的民科研究。有趣的是，这次会议有好几位体制外人士参加，为我提供了现实的案例。其中一位温邦彦先生据说是因为提供了赞助，还得到了两次大会发言的资格。在我的归纳中，民科大多没有解决好自己的生存问题，而温先生则拥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企业，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位成功人士。这也是一类民科的代表。会间，我与温先生做了短暂的谈话，我的几个问题都得到了意料之中的回答。当我打算收住话题的时候，随口问道:“您从事这个研究，是不是觉得有特别的乐趣？”出我意料的是，温邦彦先生立刻收敛了笑容，非常严肃地说:“我觉得首先是一种责任!”我想，在那一刻，温邦彦先生的内心深处一定涌起了某种神圣的责任感。这种神圣感，是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特征之一。
我民间，但是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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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的不错，是我心中的民科，但吧里的民科并不是文章里的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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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最科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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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说的可能不是吧里的民科

好啊，还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