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在二十年前这座小县城唯一的一条主干道上，路两旁是稀稀拉拉的几座楼房，正午的太阳很大，路上人很少，灰白色的水泥路热的发烫，我的胶皮凉鞋快变成橡皮泥了，我的整个脑袋被晒得通红，豆大的汗珠子挂在脸上。我嘴里喘着粗气，脚下迈着步子，走向城北的法院。
每次走在这里，我都会像第一次来到县城那样，为路两旁开店铺的商户感到深深的忧虑，“他们不种地，日子可怎么过呀？！”，后来我发现所有家里开店铺的同学，中午都买的起冰镇饮料喝。从学校到法院大概三公里，我要在下午上课前赶回学校。
当走的我十七岁的肺开始发闷的时候，就到了法院门口，法院的大理石柱很是气派，即使放到二十年后，也不输县里后来的那些高楼大厦。门口有一个门卫室，一位戴眼镜的老大爷在看报纸，我探头进去说：“我要起诉。”老大爷放下手里的报纸，看了看我——一个穿着蓝白校服的高中生，胸前别着“松江一中”的校徽，满头大汗，脑袋像熟食店里的猪头一样红——老头皱了一下眉毛脸上露出了笑容。
“来，进来吧”，他向我招招手，把我请进了门卫室。
“喝吧”老头把布满茶渍的罐头瓶子里倒满了水，我双手捧着，一饮而尽。
“坐吧，说说你要告谁呀！？”
“我们班主任，蓝正军。”
“他怎么了？”
“他打我，打我嘴巴子，还踢我”，我愤愤说。
“他为什么打你？”
老头一下把我问住了，我也搞不懂蓝正军为什么打我了，可能是被打懵了，但他打我好像也不需要理由。他在今天第一课上打了我，第四节还是他的课，他看到我说:“脸上还红呢？是我手上的红粉笔灰吧！”二十年后我懂得他是看到我肿胀发红的脸，在为他自己开脱。但当时我却怒不可遏，打我也就算了，现在还当众再次羞辱我，我要出这口恶气。我想过砸他家玻璃，给他自行车放气，下晚自习找人套麻袋削他。后来一想这些都不是正道，对，我要告他，走法律程序。下课就直奔县法院而来。
“打人就是不对，就是违法”我为自己争辩到。
老头儿笑笑没说话，又给我加了点水。
这时候一个穿制服，法官一样儿的人走了过去，被老头叫住了“兰法官，这孩子要告状，你给接待一下？”老头儿询问着说。
兰法官是个大胖子，肚子圆圆的，那袋特别大，个头儿不高，整体上像一个葫芦精。
兰法官看来了我一下，向办公楼的方向挥动了一下手里的公文包说“走吧，跟我上楼吧”。
到了楼上，我手里的水杯换成了搪瓷茶杯。他问了我经过，然后劝我放弃，跟我说了一堆道理，开导我。和一个葫芦说话，我无法集中注意力，看他的葫芦嘴一张一合很是有意思。
“哎哎，你这孩子听明白没有，怎么还溜号了。”他敲了几下桌子。
“立案吧”我缓过神来，笑着说到。
“和着我刚才的话都白说了”葫芦有点不高兴。
“哎呀！你姓兰，你和蓝正军有亲戚吧！”我忽然想到这点，大叫一声说到。
“呵呵，你这小子，心眼到不少。”兰法官笑着说。“在这坐一会儿”说着他就出去了。
我自己在那间屋子里待了好久，这是一间大办公室，有六七张刷暗红色油漆的办公桌，靠墙的书架里整齐的摆放着一个个“卷宗”，我想这“卷宗”的后面都有一个受害者和加害人，还可能是一个死了的人和一个将要死了的人，想到这里我感到不寒而栗，后背发凉。摸了摸自己发热的脸，估计不等到开庭，这脸就消肿了。
兰法官回来了，还带来一个人——蓝正军。完了，我的心一下就凉了，脑袋嗡的一下，心想：“他们真是亲戚”，可是他俩长得一点也不像呀，蓝正军身高一米八，身体健硕的很，寸头剃的根根直立，像洋钉子，浓眉大眼，眉毛黑的像洒在考卷上的黑墨水。你再看那葫芦，完全两个基因嘛！
我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他俩在门口的走廊里说话，他们的嘴上下开合，我却听不到声音，他们时而严肃认真，时而有说有笑，有时候还会拍拍对方的肩膀，像两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偶尔还会转头看向屋子里的我，我感觉他们在讨论我，在审判我，在决定我的命运。我不是来这里告状的，我是来接受审判的，我如坐针毡。
他们终于聊完了，蓝正军推门向我喊了一句：“赶紧跟我回学校。”我坐在那里没动。“麻溜的，还等我进去请你呀！？”他补充到。我木讷的起身，走出办公室，在我走过蓝正军身边的时候，他踢了我屁股一脚说“你TMD还挺有能耐，还要告我。”我揉着自己的屁股，想反抗，却没有丝毫力气。葫芦摸摸我的头说到“这小子！”，在葫芦看来踢我屁股和摸头都是关爱。出了办公楼，我挪动脚步走向大门口。
“往哪走，上车。”蓝正军骑来了那辆我曾经计划放气的自行车。示意我做到后座上。
出大门口的时候又遇到了看门老头儿，他拉开门卫室的小窗子对我说:“孩子儿，回去听话，好好读书。”
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蓝正军骑得飞快，他的大身板子就是为了打学生和骑自行车准备的。赶在下午上课前，我们回到了学校，这件事他再也没提，就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其他人谁也不知道。
二十年后的一次酒桌上，我遇到了蓝正军，他的头发不在支棱了，而且夹渣了好多白头发，身体也单薄了许多，他老了。不过酒量出奇的好，我们那天喝了好多的酒，都喝多了。我迷离着眼睛，尽量捋直了舌头问蓝正军：“蓝老师，你当年为什么打我呀！”，蓝正军抬起因为喝醉而低下去的头，眼睛发直的看了我一下说：“你说的是那一次呀！？”，我们对视了一下，然后就是哈哈大笑。
每次走在这里，我都会像第一次来到县城那样，为路两旁开店铺的商户感到深深的忧虑，“他们不种地，日子可怎么过呀？！”，后来我发现所有家里开店铺的同学，中午都买的起冰镇饮料喝。从学校到法院大概三公里，我要在下午上课前赶回学校。
当走的我十七岁的肺开始发闷的时候，就到了法院门口，法院的大理石柱很是气派，即使放到二十年后，也不输县里后来的那些高楼大厦。门口有一个门卫室，一位戴眼镜的老大爷在看报纸，我探头进去说：“我要起诉。”老大爷放下手里的报纸，看了看我——一个穿着蓝白校服的高中生，胸前别着“松江一中”的校徽，满头大汗，脑袋像熟食店里的猪头一样红——老头皱了一下眉毛脸上露出了笑容。
“来，进来吧”，他向我招招手，把我请进了门卫室。
“喝吧”老头把布满茶渍的罐头瓶子里倒满了水，我双手捧着，一饮而尽。
“坐吧，说说你要告谁呀！？”
“我们班主任，蓝正军。”
“他怎么了？”
“他打我，打我嘴巴子，还踢我”，我愤愤说。
“他为什么打你？”
老头一下把我问住了，我也搞不懂蓝正军为什么打我了，可能是被打懵了，但他打我好像也不需要理由。他在今天第一课上打了我，第四节还是他的课，他看到我说:“脸上还红呢？是我手上的红粉笔灰吧！”二十年后我懂得他是看到我肿胀发红的脸，在为他自己开脱。但当时我却怒不可遏，打我也就算了，现在还当众再次羞辱我，我要出这口恶气。我想过砸他家玻璃，给他自行车放气，下晚自习找人套麻袋削他。后来一想这些都不是正道，对，我要告他，走法律程序。下课就直奔县法院而来。
“打人就是不对，就是违法”我为自己争辩到。
老头儿笑笑没说话，又给我加了点水。
这时候一个穿制服，法官一样儿的人走了过去，被老头叫住了“兰法官，这孩子要告状，你给接待一下？”老头儿询问着说。
兰法官是个大胖子，肚子圆圆的，那袋特别大，个头儿不高，整体上像一个葫芦精。
兰法官看来了我一下，向办公楼的方向挥动了一下手里的公文包说“走吧，跟我上楼吧”。
到了楼上，我手里的水杯换成了搪瓷茶杯。他问了我经过，然后劝我放弃，跟我说了一堆道理，开导我。和一个葫芦说话，我无法集中注意力，看他的葫芦嘴一张一合很是有意思。
“哎哎，你这孩子听明白没有，怎么还溜号了。”他敲了几下桌子。
“立案吧”我缓过神来，笑着说到。
“和着我刚才的话都白说了”葫芦有点不高兴。
“哎呀！你姓兰，你和蓝正军有亲戚吧！”我忽然想到这点，大叫一声说到。
“呵呵，你这小子，心眼到不少。”兰法官笑着说。“在这坐一会儿”说着他就出去了。
我自己在那间屋子里待了好久，这是一间大办公室，有六七张刷暗红色油漆的办公桌，靠墙的书架里整齐的摆放着一个个“卷宗”，我想这“卷宗”的后面都有一个受害者和加害人，还可能是一个死了的人和一个将要死了的人，想到这里我感到不寒而栗，后背发凉。摸了摸自己发热的脸，估计不等到开庭，这脸就消肿了。
兰法官回来了，还带来一个人——蓝正军。完了，我的心一下就凉了，脑袋嗡的一下，心想：“他们真是亲戚”，可是他俩长得一点也不像呀，蓝正军身高一米八，身体健硕的很，寸头剃的根根直立，像洋钉子，浓眉大眼，眉毛黑的像洒在考卷上的黑墨水。你再看那葫芦，完全两个基因嘛！
我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他俩在门口的走廊里说话，他们的嘴上下开合，我却听不到声音，他们时而严肃认真，时而有说有笑，有时候还会拍拍对方的肩膀，像两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偶尔还会转头看向屋子里的我，我感觉他们在讨论我，在审判我，在决定我的命运。我不是来这里告状的，我是来接受审判的，我如坐针毡。
他们终于聊完了，蓝正军推门向我喊了一句：“赶紧跟我回学校。”我坐在那里没动。“麻溜的，还等我进去请你呀！？”他补充到。我木讷的起身，走出办公室，在我走过蓝正军身边的时候，他踢了我屁股一脚说“你TMD还挺有能耐，还要告我。”我揉着自己的屁股，想反抗，却没有丝毫力气。葫芦摸摸我的头说到“这小子！”，在葫芦看来踢我屁股和摸头都是关爱。出了办公楼，我挪动脚步走向大门口。
“往哪走，上车。”蓝正军骑来了那辆我曾经计划放气的自行车。示意我做到后座上。
出大门口的时候又遇到了看门老头儿，他拉开门卫室的小窗子对我说:“孩子儿，回去听话，好好读书。”
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蓝正军骑得飞快，他的大身板子就是为了打学生和骑自行车准备的。赶在下午上课前，我们回到了学校，这件事他再也没提，就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其他人谁也不知道。
二十年后的一次酒桌上，我遇到了蓝正军，他的头发不在支棱了，而且夹渣了好多白头发，身体也单薄了许多，他老了。不过酒量出奇的好，我们那天喝了好多的酒，都喝多了。我迷离着眼睛，尽量捋直了舌头问蓝正军：“蓝老师，你当年为什么打我呀！”，蓝正军抬起因为喝醉而低下去的头，眼睛发直的看了我一下说：“你说的是那一次呀！？”，我们对视了一下，然后就是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