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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蜀汉政治的分期
刘备集团自建安十九年（214）攻占益州到炎兴元年（263）蜀汉灭亡，共50年。在这50年中，诸葛亮治国约20年，可以视为蜀汉政治的前期，也是其最辉煌的时期；接着蒋琬、费祎执政约20年，他们并无变革，保持了蜀汉政治前期主要优点，但也留有隐患，这一时期可视为蜀汉政治的中期；蜀汉政权的最后10年，陈祗、黄皓乱政，位高权重如大将军姜维也岌岌可危，朝政混乱，迅速灭亡。这三个时期中尤其是蜀汉的前期和后期之间，政治状况有着明显的差异。将其分别进行研究，有助于把握不同时期政治状况。
蜀汉前期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后虽然并未立即建立封建王朝，但政权实际是存在的，同时也马上着手对这一地区进行治理。从占领益州时起，至蜀汉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去世，共约20年。建兴元年（223）以前，诸葛亮虽说是刘备的助手，但由于刘备经常征战在外，因而在治国方面诸葛亮仍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受托孤遗命辅佐后主，“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在治国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吏治良好，既有效控制了益州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也得到其支持。
蜀汉中期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234～254），他们治国“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①]继续保持了社会的安定，注意维护与益州士族的关系。可以说，这一时期蜀汉政治状况与前期大致相同；但是，费祎对奸佞陈秖的提拔和纵容，为日后陈秖、黄皓的弄权乱政，留下了祸根。这是蜀汉的中期。
蜀汉后期自244年年初费祎遇刺身亡后，蜀汉政治发生了很大改变。陈祗把持朝政，宦官黄皓与之“互相表里”，操弄权柄，位高权重如大将军姜维竟至不敢回朝议事，惟拥军在外以自重；政治的昏暗也引起社会的动荡，益州士族由于自己应有利益得不到封建王朝的保护，对蜀汉政权的存亡也漠不关心。于是263年魏军攻入益州，蜀汉迅速灭亡。这10年，可视为蜀汉的后期。

二、蜀汉政治的基本状况
1、“威之以法”和“以德治国”
蜀汉前期，诸葛亮的治国方略取得了很大成功。概括地说，诸葛亮的治蜀，一方面严格执法以建立和恢复封建秩序，成功地安定了社会；同时又注意以德治国，从而培养社会的正气。诸葛亮治国刑礼并重，既主张“威之以法”，用法治手段去拨乱趋治；也注重“治世以大德”，用教化去改变社会风尚。
诸葛亮制定法令，科教严明，以法治迅速确立了蜀汉政权的权威，恢复了社会的安定，达到了“强不侵弱”；他赏功罚罪，执法公平，维护了吏治的勤政清廉。他以法治国，“威之以法”，是针对当时益州法纪废弛、秩序混乱而采取的拨乱趋治的有力手段。
刘备、诸葛亮入蜀前，刘焉、刘璋父子俩先后统治益州20多年。由于未能严肃执法，因而这20多年里益州“威刑不肃”，法纪废弛，乃至“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益州豪强的为所欲为，必然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②]因而诸葛亮入蜀后，清明政治、严肃法纪、整顿吏治，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诸葛亮坚决以法治蜀。他执法尚严，“刑法竣急”，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势力目无法纪的嚣张气焰。诸葛亮以法治蜀在刘备集团中也存有争议，例如法正就认为应当缓和外来与益州地主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劝诸葛亮也“缓刑弛禁”，诸葛亮因而作《答法正书》，坚决申明他不照搬成法的态度，坚持审时度势、以法治蜀。
以法治国，首先应当制定和申明法律科条的内容，从而使官吏军民有法可依。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他亲自参与制订了蜀汉的封建法典“蜀科”，在蜀国颁布施行。此外，诸葛亮为了整顿吏治，“训励臣子”，还不厌其烦而叮咛周至，“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③]详细地申明官民必须遵循的法纪禁令：哪些是必须做到的，要“务”些什幺；哪些是应当警戒自己谨慎从事的：要“戒”些什幺；那些是坚决不许做的，应该“恐”、“惧”些什幺。如此清楚而详尽地解释科律和禁令，并反复重申和宣传，自然有利于使人遵从法纪，减少和避免违法犯禁之事。在制订和逐渐完善法令科条的过程中,诸葛亮既充分重视，也亲自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不少心血。诸葛亮死后数十年，西晋政权曾下令让史学家陈寿整理诸葛亮的著作，编辑为《诸葛氏集》，共24卷，104112字。这部文集在隋朝时就已散佚，内容已无从详知，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载有《诸葛氏集》的目录，其中关涉到以法治国、以法治军内容的卷轶，在该文集的24卷中占了9卷。包括：第七、八卷《综核（上、下）》；第十八、十九卷《法检（上、下）》；第二十、二十一卷《科令(上、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卷《军令（上、中、下）》等。诸葛亮驳斥了那些不顾时势而要求“缓刑弛禁”的谬论，制订和不断完善法纪科条，为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法治国，诸葛亮尤其注重执法公平，赏罚必信，无论谁都一视同仁，触犯了刑律都要交执法部门惩处。诸葛亮曾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重轻。”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又重申：“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首先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街亭（在今甘肃庄浪县东南）兵败，诸葛亮认为自己作为主帅，应当承担用人不当和“不能训章明法”的责任，便上表坚决请求把自己的官职贬降了三等。同时，他又依法斩了招致兵败的先锋马谡，提升了有功的将领王平。
诸葛亮坚决依法惩处违法犯禁者，同时又能谅解真心认罪服罪、改过自新者，因而被公正的法纪惩罚的人，也绝不怨恨诸葛亮。马谡被处死时自知咎由自取；廖立和李严也是蜀汉官员中因罪责而被流放的。廖立的流放之地汶山郡，是羌、氐等各族聚居的地区，边远荒凉。廖立到汶山后耕种度日，心中暗自希望他改过自新后，诸葛亮会重新起用他。诸葛亮逝世后，廖立捶胸痛哭，认为自己再也不可能被起用。李严亦如此。他被流放后其子李丰并未被诛连，仍担任官职。诸葛亮还在《与李丰教》中说：
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护，勤追前阙。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④]
明确表示，若李严改过自新，一定会重新起用他。李严也深知诸葛亮的确能谅解服罪者，于是盼望自己洗心革面后会有出路。当他得知诸葛亮的死讯，认为无人再能谅解并起用自己，于是满怀愧对诸葛亮的羞愤之情，发病而死。
诸葛亮执法严明而公平，被依法处罚的既有诸葛亮本人，也有与他同受托孤遗命的权臣；既有蜀中士人，也有多年追随刘备的旧部；既有皇亲国威，还有与诸葛亮私交很深者。总之，无错不纠，无恶不惩。
厉行法治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首先是要依法惩治目无法纪的益州豪强，彻底改变刘焉、刘璋统治益州时，这些人“专权自恣”、为所欲为的混乱局面，恢复封建秩序。诸葛亮治国，“强不侵弱”，豪强仗势欺凌百姓的事基本绝迹，更无豪强敢于藐视法纪，目无君长，胆敢与蜀汉政权对抗。诸葛亮成功地实现了上述治国目标，史书上却并无他大量杀人的记载。显然这并非仅仅靠惩处和杀戮，而靠的是律令科条明了，依法治国的态度坚决，法纪真正产生了威慑作用，豪强们不敢以身试法。诸葛亮以法震慑了益州豪强，但打击面被有效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而益州士人大多数都真心支持和拥护蜀汉政权。
诸葛亮厉行法治的另一目标，是要以法治督促宫吏们勤政廉政，并坚决惩治玩忽职守及为私枉法者，从而保持政治的清明和吏治的清廉。诸葛亮治国“吏不容奸”，大多数官吏忠勤职守，少数失职犯罪者均无好下场。这在我们前面讲到的事例中，比比皆是。由于执法公平，并且能给有错有罪者自新的机会，因而被处死者心无怨恨，被贬官流放者，也总希望真心改过后能重新被诸葛亮起用。诸葛亮的执法在这方面，也仍是严而不酷的。
由上可知，所谓诸葛亮治蜀时“刻薄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情况并不存在。与之相反，蜀汉的官员和百姓对诸葛亮治蜀推崇备至，在其去世后也追思不已。蜀郡人张裔在诸葛亮伐魏时担任留府长史，负责留守成都的丞相府公务，他曾经试图总结当时蜀汉官民上下一心“佥忘其身”，即忘我地为国事卖力工作的缘由，认为这就是因诸葛亮执法公平，严而不酷，又能“恩威并举”。他说：
（诸葛）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也。
诸葛亮死后，“黎庶追思”，常常谈论和追念诸葛亮，在街巷中祭祀他；人们缅怀诸葛亮，以故蜀汉朝廷每有佳政，人们也总是归功于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蜀亡后已几十年，原蜀汉境内黎民赞扬和称道诸葛亮治蜀，仍然随处都能听到。
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科教严明，社会安定。社会的安定为整治社会风气，为蜀汉社会最终达到“风化肃然”良好局面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政治清明，风化肃然。他以礼治国，即通过兴教办学、繁荣学术文化等等措施，努力形成人人鼓励自己上进的良好风尚；通过尊崇德行，倡导节俭，“兴五教” ，“丰九德”，[⑤]宣扬传播教化，移风易俗，最终使蜀汉社会风气根本好转，“风化肃然”。这是他兼用刑礼治国的成就。
为使社会风气根本好转，诸葛亮注意以自己的美德为榜样，注意用统治集团的重德崇德去影响社会风尚。“表正则影直，范端则器良。”执政者和统治集团的道德和善行，是能够凭借其政治权威产生一定社会效果的，有着上行和下行的社会影响，有着教化之功。反之，“今有严禁于下，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

鞠躬尽瘁德范遐迩诸葛亮素以德高着称，当时人赞为“德范遐迩”。他志存高远，鞠躬尽瘁，毕生以“兴复汉室”，统一天下为己任，从27岁登上政治舞台到54岁病逝，始终坚定不移，恪守自己的政治理想。败军之际，他促成孙刘联盟，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曹操，奠定三分天下的基础；受遗托孤，他又竭忠尽诚，一心一意使蜀汉振兴。他 “权倾一国”却无觊觎之心，“专权而不失礼”，后主不觉得他是威胁，群臣不认为他僭越。他谦以纳言，诚以待人。诸葛亮自称为“东方下士”，认为自己“任重才轻，故多阙漏”。他鼓励下属直谏，广泛采纳下属的建议和意见，“集思广益”。他待人真诚，把许多僚属当作知心朋友看待，既为他们身处凶境而“食不甘味”，也严厉的批评他们的处事不公。对下属的直言敢谏，虽“不能悉钠”，却友情如初，“始终好合”。
严于律己俭以养德诸葛亮治国功高，却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街亭之役战败，诸葛亮认为自己是主帅，须负失职之责，便自己上疏坚决请求贬官降级。当别人提出诸葛亮劳苦功高，应该给予封建时代对臣下的最高赏赐，受九锡而进爵称王，诸葛亮坚辞不允，反倒自责未能完成统一大业，“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诸葛亮又终身自奉节俭，除官俸外绝不再为自己谋私利，家中“蓄财无余”。临死前，诸葛亮敢于向后主上报自己的私产，“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作为摄一国之政的丞相，这点财产很微薄。但诸葛亮认为留给后代这些财产已经足够了，“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他还甘愿接受朝廷对自己的家产进行检查，“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才，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他在遗嘱中还吩咐要薄葬，“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诫子诫甥宁静致远诸葛亮对后代也严格要求，告诫子甥修身养德。诸葛亮早年无子，曾将兄长诸葛瑾的第二个儿子诸葛乔，过继为子。蜀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准备出师伐魏时，将领们的儿子都被派到深山峡谷中运输军粮，诸葛亮对诸葛乔也一视同仁，派他去参加艰巨辛苦的劳动。诸葛亮死时亲生儿子诸葛瞻仅8岁，但诸葛亮已经对他高标准严要求了。诸葛亮撰有《诫子书》、《又诫子书》、《诫外甥书》等。这些文章既是他自己学习和为人处世经验的总结，也对子甥辈提出了修身立志的要求，对他们治学成材谆谆教诲，以国家的栋梁之才的标准从严要求。他告诫后代：学习必须潜心专一，不学习就无法增加自己的才干，没有志向就不可能学有成就；放纵、轻浮就不可能振奋精神、精益求精，偏激、浮躁旧难以陶冶性情。他教诲后代，要用简朴去培养高尚的品德；弃绝私情杂欲，方能建立远大的志向。《诫子书》等文章中的名句，千百年来广为传诵，至今被人们奉为座右铭。
诸葛亮不仅自己德行高尚，还注意处处尊德崇德，以此影响社会风尚。董和品德高尚纯正，时人赞其有如羊羔皮毛，纯洁无暇。董和协助诸葛亮处理机要公务，能直谏，乃至往返十次向诸葛亮坦诚地报告自己的看法。诸葛亮非常尊敬他，在他死后还一再在公文中反复追思，显示对德行的推崇，号召官员们学习董和忠勤国事的美德。费袆年轻时就德行卓著。诸葛亮南征后回成都，文武百官都到成都郊外迎接，诸葛亮偏偏让年轻而官职低微的费祎同乘一车进城,，以显示对其德行的尊敬。董厥于诸葛亮在世时仅任丞相府之小吏，而品行高雅，诸葛亮推重他的德才，赞为“良士”。部属姚伷以大公无私的品德，广荐文武人才，诸葛亮赞其为博雅君子，并期望官员们效法姚伷。杨颙、赖厷也是诸葛亮属下的小吏，忠心为国。杨颙死后，诸葛亮曾“垂泣三日”，对赖厷的“早夭”，诸葛亮也痛惜万分，感慨这是朝中的一大损失。
诸葛亮还“敷陈德教”，努力使崇德尚行成为社会风尚。史书记载他曾“兴五教以训俗，丰九德以济民”。[⑥]“五教”是封建社会中家人之间的道德行为准则，包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秩序的稳定必须以家庭的普遍安定为基础。提倡讲道德，首先也该从家人之间做起。诸葛亮之前的古代圣贤们也早就提出，有德之人总是先在妻子儿女面前做出榜样，再以德对待兄弟，然后把德行推行到整个家族乃至社会。“九德”，是指人的九种品德，包括“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等，也就是忠实、诚恳、恭敬、端肃、刚毅、温和柔顺、谦虚平和、坚定不移、言行一致，以及顺应时势，等等。总之，推行五教是要以教化移风易俗，提倡九种品德也是鼓励人人上进。
为使崇德尚行在统治集团中成为风气，对社会起表率作用，诸葛亮选官任人时，非常注重选任德才兼备者。因而我们在《三国志·蜀书》中，可以看到蜀汉官员中很多人既才干卓著，又德行优异。蒋琬、费祎、董允，是诸葛亮选拔为继执朝政和匡扶后主的重臣。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称赞他们品德诚实，思想志向忠诚而纯洁，是坚贞优良能够以死显示节操的忠臣。蒋琬治国以安定百姓为本，器量很大，对诋毁过自己的犯罪者也能公平地执法，不带自己的偏见，因而威信很高。费祎年轻时曾出使东吴，孙权也很赏识他的才干和德行，称赞费祎是“天下淑德”，认为他今后一定成为辅佐蜀国的重臣。蒋琬、费祎在诸葛亮死后先后秉持朝政，他们的才干虽远不及诸葛亮，却能完全遵循诸葛亮的治国成规，达到边境无事，国家和百姓和睦安定。董允一直担任皇宫中的职务，他秉心公正，尽心匡正和补救后主的过失，注意预防和制止奸邪。蜀郡太守杨洪不仅才干突出，尤以德行着称，“忠清款亮，忧公如家，事继母至孝”，处理政务公正无私。马忠初为郡吏，以贤能受到刘备的称赞。诸葛亮格外器重这位德才兼备的后生，不断委任他各种军政职务，使马忠逐渐锻炼成长为蜀汉的重要官员。掌军中郎将董和为人刚正不阿，德操清高。刘巴任尚书执掌机要，品德纯洁而高尚。卫尉陈震为吴蜀联盟立有大功，品行纯洁忠诚。中领军向宠通晓军事，和善而公正。镇北大将军王平治军严整，勇敢而忠诚。车骑将军吴壹性格坚强，品格高尚。王谋任九卿之一的少府，容貌风度出众而品格高尚，后人赞其“（益）州里无继”。鸿胪何宗亦为九卿，明智而真诚。姚伷、董厥、杨颙、赖厷，也都是闻名蜀汉的德才兼备的官员。统治集团中的很多官吏都讲究德行，对世风趋向良好自然有所助益。
节俭是一种美德。诸葛亮极力倡导节俭，改变了蜀中的奢侈之风。汉末时，“蜀土富贵，时俗奢侈”，穿衣服要讲究华丽，吃东西要追求精美，遇到结婚或办丧事更是大操大办，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针对这种不良风俗，诸葛亮大力倡导节俭，他首先躬行节俭，从而影响社会，改变奢侈陋习。我们可以看看蜀汉的重要官员们的有关情况。董和曾任益州部（治在云南晋宁）太守，那里号称“金银宝货之地”，东汉后期以来历任益州郡太守者，“皆富及十世”，大发其财。董和还“内干机衡”，,在朝中参与机要政务的处理，权力很大。但董和却能始终清廉节俭，他“躬率以俭，恶衣蔬食”，为官20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吕乂先后任广汉（治在四川广汉）、蜀郡太守和尚书令，“历职内外，治身俭约”。大将军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蔬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常人”。大将军姜维“宅舍敝薄，资财无余”，“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车骑将军邓芝为官20余年，“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诸葛亮和蜀汉重要官员这样做，当然对改变奢侈陋习起到积极作用。“我有俭心焉，则士民不敢放其奢”。史书记载，当时社会风气也开始崇尚节俭，对“不持节俭”之人，“时人少贵之者”。
为了宣扬教化，诸葛亮大量启用儒士兴教办学。这些儒士中，既有德学兼优者，也有纯以学问见长的士人。《三国志》载：“建兴二年（224），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杜）微为主簿。”所谓“妙简旧德”，即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儒学节操之士”，故《华阳国志》又称秦宓等三人是“（益）州之俊彦”。另外，赖恭、王谋、何宗、黄柱等德学兼优之士，也被诸葛亮重用，分别担任要职。诸葛亮选用这些人，是要他们“以德辅时”，利用他们的德学兼优和威望，带动社会树立崇德重学的好风气，“宣班大化”，宣扬和传播教化。诸葛亮也格外尊重这些德高望重的儒士。如，诸葛亮为东吴的使节张温举行送别宴会，“众人皆集而（秦）宓未往”，诸葛亮多次派人去催他请他，非得秦宓到了后才开宴，令张温惊讶万分。杜微辞职，诸葛亮派人去把他抬来。杜微耳聋，诸葛亮又当着众人恭敬地用文字与之交谈，表达自己对德行的崇敬和仰慕。同时，诸葛亮还启用了一大批儒士，如周群、杜琼、许慈、孟光、来敏、尹默、李撰、谯周等等。这些儒士“虽不以德业为称，信皆一时之学士”。诸葛亮启用他们兴教办学，繁荣蜀汉社会的学术文化。积极兴教办学有益于社会形成好学求知的良好风气，也培育出大量的人才。蜀汉学者们在古史和古文献等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史学成就突出。启用学问渊博之士，尊崇德学兼优之人，自然有益于蜀汉社会中形成崇德重学的好风气。德学兼优与学问渊博之士也受到执政者和世人的普遍尊重。

三、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
士族势力从汉代开始发展壮大，两晋南北朝鼎盛并走向消亡，是活跃在这段时期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封建王朝需得到他们的支持以巩固统治，士族也借以得到发展；士族势力的扩张、膨胀又不时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对封建统治造成威胁。故封建朝廷对士族势力的肆意扩张又严加抑制和打击。因而，如何恰当处理与士族的关系，是汉魏南北朝时期每个封建政权都面临的课题。
蜀汉政权亦如此。汉末益州士族拥有相当的势力，刘焉、刘璋统治期间对其时宽时严，终至失控，以致“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刘备入蜀至蜀亡，益州士族也时有武装反抗。法正曾提醒刘备要注意“客主之宜”，反映出刘备集团等外来势力与益州士族间也存在利益冲突。能否正确处理与益州士族的关系，关系到刘备集团在益州能否站稳脚跟，对蜀汉政治乃至政权的存亡，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
1．汉末益州士族的基本状况
东汉末年益州士族势力扩张很快，这从当时蜀汉政权控制的编户人口数字可略见一斑。史籍中记载了刘备称帝和蜀汉灭亡时的两个数字：“刘备章武元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⑩]蜀汉灭亡时“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11]这反映出蜀汉所控制的人口数量一直保持在90多万，与汉代统计的益州人口相去甚远。据《汉书》、《后汉书》记载：西汉时益州境内户数为978，723户、口数为4，608，654人；东汉时户数增至1，525，257户，而口数为7，242，028人。蜀汉时期仅有两汉时的五到八分之一，何以使然呢？
应当指出，战争未导致这一时期益州人口的锐减。汉末三国时期黄河流域的人口也曾大量减少，诗称“生民百遗一”，但那是因董卓入京引发的绵延于黄河流域广大地区长达十多年的剧烈战祸酿成，而益州却并无这种规模大、时间长、危害甚巨的战争。自汉末到刘备入蜀，益州的战乱见于史载者仅有四次：
1、中平五年（188）马相、赵祗等领导的益州黄巾起义，战争波及广汉、蜀、犍为三郡，时间约为一个月。起义军最多时号称“万数”，但“（益）州从事贾龙领家兵数百人在犍为东界，摄敛吏民，得千余人，攻相等，数日破走”。[12]双方兵力约千余人对万人，时间也很短。2、初平二年（191），“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焉御之。东州人多为致力，遂克岐、龙。”[13]战事波及面不广，规模小，时间也很短。3、建安五年（200），因避乱入蜀的东州人“侵暴旧民”，益州帐下司马赵韪“阴结州中大姓”，“起兵数万，将以攻璋，璋逆击之。明年，韪破败。”这次战事双方兵员均为数万，时间近一年，破坏较前两次为大。4、刘备与刘璋的益州争夺战。此役自建安十七年至十九年（212～214），长达两年多，其中雒城争夺战双方的兵员均为数万，时间长达一年多，战祸波及除南中外的益州其他各郡，是这四次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
但是，这些战争并未对益州造成重创，即便是在长达两三年的二刘益州争夺战后，214年时蜀中依然“殷盛丰乐”。[14]
同时，汉末曾有大量人口向益州迁徙。董卓入京、中原战乱四起之时，人们纷纷南下避难，益州是其避难地之一。司隶、冯翊、扶风三辅“数万家”避乱入蜀，号称“东州士”，汉末蜀中名士如法正、董和、邓芝、孟达均为避乱入蜀者。说明这一时期益州社会比较安定，战祸影响不大。董和曾在刘璋手下任蜀郡成都等县县令，其时“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刘璋任益州牧始自兴平元年（194）始，《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县令刘宠惩治“郫民杨伯侯奢侈，大起冢营”之事，即在刘璋统治益州时。益州社会较中原安定，经济状况良好，也是汉末智士的共识。诸葛亮认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庞统也向刘备纵论益州情况：“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15]
因而，刘备入蜀之初的九十万人口和蜀汉灭亡时的九十四万人口，仅仅只是当时政府控制的编户数，即真正向政府交税纳赋的人口，益州的实际人口则远不止此数。《三国志·吕乂传》载，诸葛亮死后吕乂曾任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按两汉人口统计的有关情况看，蜀郡的人口占益州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假如益州的总人口确实只有九十万左右，蜀郡一郡的人口顶多就二十来万，果真如此，断难出现上万人口隐匿不报，并且自己向zhèng fǔ申报户口的情况。其实《吕乂传》的记载正告诉我们，当时益州大姓士族隐匿了大量的人口，作为自己的“荫户”。
由上可见，汉末三国时期益州士族有相当强大的势力。
2、刘焉、刘璋与益州士族
在刘备集团之前统治益州的，是刘焉、刘璋父子。由于刘焉、刘璋父子对益州士族“宽严皆误”，到刘璋统治后期，益州局面基本失控。
益州士族中的一部分人对刘焉曾是坚决支持的。刘焉被任命为益州刺史后，曾经面临难以莅任的尴尬局面，“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荆州东界。”[16]其实，刘焉无法进入益州的真实原因是当时益州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而益州士族中的代表人物贾龙等人利用自己家族的力量镇压了起义，恢复了社会的安定，迎接刘焉莅任。《三国志·刘焉传》载：“是时益州逆贼马相、赵祗等于绵竹县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数千人，先杀绵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万余人，便前破雒县，攻益州杀俭，又到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相自称天子，众以万数。州从事贾龙领家兵数百人在犍为东界，摄敛吏民，得千余人，攻相等，数日破走，州界清静。龙乃选吏卒迎焉。”但刘焉进入益州后却“阴图异计”。《三国志·刘焉传》载，刘焉向灵帝建议“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而自己求任交阯牧，这时董扶告诉刘焉：“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焉于是要求担任益州牧。到益州后，刘焉采取了一系列试图达到割据称雄的做法，一方面利用张鲁在汉中的五斗米道势力，断绝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从而形成割据的雏形；另一方面，刘焉严厉打压益州士族，企图用刑罚确立自己的威权，“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对刘焉枉杀无辜有更清楚的记载：“焉既到州，移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小惠。时南阳、三辅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刘焉欲建立独立王国，对曾经支持他进入益州的土著士族恩将仇报，采取了重用外来士族——“东州士”、严厉打压益州士族势力的做法。
肆意打压益州士族和试图割据，必然会引起土著士族的反抗。益州士族与刘焉迅速交恶，而首先起兵反抗的正是当初积极接应刘焉入川的益州士族首领任岐、贾龙等人。《三国志·刘焉传》载：“汉献帝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焉御之。东州人多为致力，遂克岐、龙。”征战中贾龙甚至打算依赖董卓的势力对抗刘焉：“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犍为太守任岐自称将军，与从事陈超举兵击焉，焉击破之。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岐、龙等皆蜀郡人。”[17]
刘焉虽利用“东州士”的力量平定了任岐、贾龙的动乱，但他再也不可能得到益州士族的普遍支持和拥护。刘焉病卒后，其子刘璋继承刘焉。刘璋统治益州长达20年，他接过其父刘焉在益州的割据势力，也吞下了其父与益州士族交恶所遗留的恶果。刘璋在益州的统治以“宽”著称。一方面，他纵容外来士族集团势力在益州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另一方面，他难以控制益州士族无限膨胀的野心，乃至于当初拥立他的益州大姓也进行武装暴乱。
当时益州的外来士族势力主要是东州士。“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18]拥立刘璋的益州士族代表赵韪、庞羲，虽为刘璋的亲信，但在人心动荡之时野心也膨胀起来。“庞羲与璋有旧，又免璋诸子于难，故璋厚德羲，以羲为巴西太守，遂专权势。”[19]被刘璋任命率军在益州东面屯驻防备刘表的主将赵韪，也有了背叛刘璋之意。“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20]赵韪起兵能得到迅速、广泛的响应，可知刘璋之不得人心。刘璋一度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竟至于退入成都闭门防御。这场动乱甚至惊动了朝廷，“汉朝闻益州乱，遣五官中郎将牛亶为益州刺史。征璋为卿，不至。”[21]由于益州士族势力的扩张必然会对外来的士族势力东州士造成不利，故东州士全力帮助刘璋平定了这场动乱。
从此刘璋对益州士族势力的扩张更加不理不问，听之任之，还频频赐以爵禄，试图用恩宠笼络益州士族。一度造成“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的局面。史籍中也记载有益州豪强为非作歹的事实，《华阳国志·蜀志》：刘宠任成都令时，“成都县……大姓恣纵，诸赵倚公，故多犯法。”据考，刘宠任成都令大约在汉末刘璋时，[22]这段话描述的就是当时的混乱情况。“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于是人心思变，“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其统治摇摇欲坠。远在千里之外的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中谋臣，就纷纷图谋利用益州士族与刘璋政权的离心离德，夺取益州。

4、诸葛亮对益州士族利益的维护
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的关系的另一要点，是必须注意维护益州士族的正当利益，惟其如此，才有可能争取到益州士族的支持。入蜀之初，刘备集团中的一些人曾经忽视这个问题，“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这种损害土著士族的做法遭到赵云等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26]诸葛亮也很重视维护益州士族的正当利益。在《答法正书》中，诸葛亮就明确提出要对其“恩荣并济”，“赏”与“罚”并用。蜀汉政权之人从籍贯来分，主要有荆州士人、东州士和益州士人。史载诸葛亮治国大量任用益州士人，取人“不限其方”，选官任人时不囿于资历、地域等。这既是治国之需，更有协调外来势力（刘备集团、东州士）与益州地主集团利益关系之用意。从史籍中可知，益州士人任地方官郡守以上、益州牧的主要僚属，至朝中卿士等重要职务的共四十多人。在诸葛亮任用的益州士人中，一部分是学者，如秦宓、杜微、五梁等“妙简旧德”，以及以“儒行见称”的尹默、谯周等人，诸葛亮任用其以施教化；同时，诸葛亮也任用张裔、杨洪、何祗、马忠、王平、张嶷等军政干才，广军国之用。举凡人才，尽量网罗，故《华阳国志》谓“刘主割据，资我英俊”，“西土咸服诸葛亮之能拔揽秀异也。”
诸葛亮对秦宓、杜微的任用，是其注意尊重益州士族领袖人物，维护益州士族正当利益的典型事例。《华阳国志》称秦宓、杜微、五梁等人为“（益）州之俊彦”，是益州士族普遍尊重的头面人物。秦宓，广汉郡绵竹人，其家族是当地“首族”。[27]秦宓“少有才学”，刘焉、刘璋时他都坚决不与合作。“州郡辟命，辄称疾不往。”刘备入蜀后，秦宓先后出任了益州从事祭酒、别驾、左中郎将、长水校尉等职，刘备征吴时，秦宓以天时不利为由劝谏，还曾“坐下狱幽闭”，但秦宓却仍忠于蜀汉政权。这应当是诸葛亮对他以及益州前辈士人的格外尊重使然。史载诸葛亮曾谦诚地向秦宓打听任安等益州前辈学者之“所长”，显示出自己的尊重和仰慕。他对秦宓也是真心尊重，蜀汉建兴二年（224），诸葛亮为吴国使臣张温饯行，“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非要秦宓驾到才开宴，连吴使张温也很惊讶，连忙打听秦宓是何重要人物。诸葛亮对德高望重的杜微也非常尊重。杜微是梓潼郡涪县人，也是当地著名的大姓。《华阳国志·汉中志》“梓潼郡·涪县”：“大姓杨、杜、李，人士多见《耆旧传》。”杜微被蜀汉任命为主薄后“固辞”不干，诸葛亮派人用辇把他抬来，亲自与他面谈；杜微耳聋，当群僚之面，诸葛亮又恭敬地把话写下来让杜微看，盛赞其德行。杜微仍坚决“自乞老病求归”，诸葛亮又遵从其志。诸葛亮如此礼贤，使后辈的益州士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很感动，称“其敬微如此”。诸葛亮这样作，就是要利用秦宓、杜微的“威望”，争取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支持。
蜀汉政权任用的益州士人，其中大量是不同郡县中各大姓家族的代表人物。如蜀汉官吏中，蜀郡士人有大鸿胪何宗，双柏长何双，广汉、犍为太守何祗，辅汉将军张裔，太常杜琼，侍中常竺，安南将军张表，永昌太守王伉。其中张裔、杜琼、张表、王伉等为成都人，张、杜正是成都之大姓；[28]何宗、何双、何祗，蜀郡郫县人，亦为当地大姓。[29]常竺为江原人，江原“东方常氏为大姓”。[30]巴郡（包括巴郡、巴西郡、巴东郡）士人，有江阳太守程畿、程祁、征士周舒、儒林校尉周群、博士周巨、车骑将军黄权、尚书郎黄崇、镇南大将军马忠、镇北大将军王平、左将军勾扶、荡寇将军张嶷、尚书仆射姚妯、别驾从事马勋、尚书马齐、越西太守龚禄、镇军将军龚皦、征士谯峅、散骑常侍谯周等等。其中，巴西阆中人有程畿、程祁、周舒、周群、周巨、黄权、黄崇、马忠、姚妯、马勋、马齐等，阆中县“大姓有三狐、五马、蒲、赵、任、黄、严也。”[31] 巴西郡有西充国县人谯周，南充国县人张嶷等。按《华阳国志》修撰时西充国已并入南充国县，故谯周被归入南充国县，当地“大姓侯、谯氏。”[32]广汉郡人士有大司农秦宓、别驾从事李朝、丞相西曹椽李邵、益州郡太守王士、别驾从事王甫、太常谭承、江阳太守彭羕等等，均为当地大姓；[33]犍为郡有：蜀郡太守杨洪、谏议大夫费诗、车骑将军张翼、五官中郎将五梁、射声校尉杨戏（或作杨羲），等等。杨洪、杨戏、五梁、张翼、费诗等是犍为武阳人。《华阳国志·蜀志》“犍为郡·武阳县”：“特多大姓，有七杨、五李，诸姓十二也。”张翼家族更是历代显赫，“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广陵太守纲，皆有名迹”。梓潼郡士人有：谏议大夫杜微、李仁、太子仆李撰、太子家令尹默、丞相参军文恭、大将军司马李福，等等。其中，杜微、李仁、李撰、尹默、李福等是梓潼郡涪县人，而杨、杜、李氏为当地大姓。[34]
由上可知，蜀汉政权政权大量任命了各个地方大姓的代表人物。对这些人的任用，一方面为益州士人提供仕途，维护了益州士族利益；另一方面，作为各大姓家族的代表，这些人仕于蜀汉政权，在施政治国、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发展经济、军事征讨、与南中各族和睦相处等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和作用。
也有人认为诸葛亮选官任人时排斥益州士人，他们说，在掌握中枢决策机构和方面军事大权的人选上，刘备、诸葛亮全部使用荆州士人和东州士两大集团中人，并认为这种蜀汉政权的基本组织路线是贯穿蜀汉始终的。这种看法与史实不符。蜀汉政权的中枢主要由中原士族、荆襄士族掌握，但益州士人也有不少执掌军政大权、参与中枢决策的。
先看看益州士人担负方面军事大权的情况。刘璋旧部中有军事才干者有吴壹、黄权、李恢、李严等人，其中黄权、李恢为益州籍士人，刘备、诸葛亮迅速提拔并重用了他们。黄权归降刘备时仅为一个县级官员——广汉长，其后屡经提拔，221年伐吴时已升任镇北将军，“督江北军”，握有指挥长江北岸全部蜀军作战的大权。李恢初任督邮，221年时已被提升为主管南中四郡军政的庲降都督，“使持节”，直至231年去世。南中是多民族地区，东汉后期以来一直处于动乱之中；南中又是地狭人少的蜀汉非常宝贵的一块疆土，主管南中军政的庲降都督自然是方面大员，“常用重人”。[35]蜀汉时担任庲降都督的主要为益州籍士人，李恢之后有犍为张翼、巴西马忠、犍为张表等人。此外，王平、张翼等人也曾担任要职。王平任镇北大将军，“统汉中”，全面负责蜀汉北疆的对魏防务。张翼历任征西大将军、镇南大将军、左车骑将军等职，是蜀汉后期仅次于姜维的大将。
蜀汉政权执掌重要的权力部门和参与中枢决策的官员，以中原、荆襄士人为多，但也有益州士人。史载自蒋琬始，执政大臣虽率军屯驻在外，亦对朝中大事“遥先谘断”，这从侧面证明诸葛亮主政时期并非如此。而诸葛亮北伐时留府长史为蜀郡张裔，负责代理留守成都的丞相府公务，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诸葛亮在世时另有李福担任尚书仆射，即中枢机构尚书台的副长官。蒋琬、费祎执政时马忠等曾直接参与中枢决策，如延熙六年与蒋琬、费祎共同决定对姜维任凉州刺史的任命。这是马忠参与中枢决策、决定高级将领任命的事例。而延熙七年（244）曹爽率军攻汉中时，蒋琬在前线，费祎率军自成都驰援，“命镇南将军马忠平尚书事”，主持朝廷机要事务。蒋琬执政时，巴西姚妯也曾任尚书仆射。可见自刘、葛、蒋、费执政的四十年间（214～253），并未全用荆州士人和东州士掌握蜀汉中枢决策机构和方面军事大权，并未排斥益州士人。
上面的论述中，已经涉及到蒋琬、费祎执政时期与益州士族关系的部分情况，这里再作一些补充。史载蒋琬、费祎“咸承诸葛之成规”，他们也继承了诸葛亮尊重益州士族的头面人物、注意维护土著士族利益的作法。曾任少府的汉嘉人王谋“有容止操行”，在益州士族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大将军蒋琬执政后，曾问汉嘉人张休曰：“汉嘉前辈有王元泰（王谋字元泰），今谁继者？”休对曰：“至于元泰，州里无继，况鄙郡乎。”[36]蒋琬的部下东曹掾杨戏性格独特，“简惰省略，未尝以甘言加人，过情接物。书符指事，希有盈纸。”蒋琬与杨戏谈话，杨戏也经常沉默不语，显得爱理不理的。有人想利用这进行挑拨，说：“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蒋琬却很宽宏大量地原谅了杨戏。杨氏是犍为武阳的大姓，杨戏是其代表人物，蒋琬对他的宽容，当是从处好与益州士族关系的目标出发。
综上可见，刘备、诸葛亮、蒋琬、费祎执政的四十年里，蜀汉政权“威之以法”、严而不酷，有效地控制了益州士族的肆意扩张；同时，又“恩荣并济”，取得了大多数土著士族的支持，社会稳定，蜀汉政权也从益州士族中获得了大量军政人才。

5、蜀汉后期与益州士族
蜀汉后期政治混乱，陈祗、黄皓把持朝政；姜维率蜀汉军队的主力连年发动对魏的征战，十年九役，穷兵黩武。这些作法影响到益州士族的利益，加之主政者缺乏对他们的尊重，故本期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从支持关心这个政权到逐渐对它失去信心，甚至开始反感。到蜀汉灭亡时，益州士族对其覆亡已漠不关心。
前文曾谈到蒋琬原谅杨戏的孤傲，而在姜维麾下，杨戏却被惩处。延熙二十年（257年）杨戏随大将军姜维出征，“戏素心不服维，酒后言笑，每有傲弄之辞。”这其实是杨戏恃才傲上的老毛病。“维外宽内忌，意不能堪，军还，有司承旨奏戏，免为庶人”。杨戏在不同时期所受到的不同待遇，说明蜀汉主政者对益州士族态度的变化。他们对益州士人再也没有了那份宽容，引起益州士人的反感，当然难以取得益州士族从前那种支持了。
6、个例剖析
这里对益州士人个人及其家族在刘焉、刘璋和蜀汉时期前后不同境遇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继续讨论益州士族与当地政权之间关系的转化。
李福及其家族在刘焉、刘备统治时期的不同境遇，是外来士族势力与益州士族关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李福事迹见《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下》载：“（李）孙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后，为书佐、西充国长、成都令。建兴元年，徙巴西太守，为江州督、扬威将军，入为尚书仆射，封平阳亭侯。延熙初，大将军蒋琬出征汉中，福以前监军领司马，卒。”李福在蜀汉时一直被任用，并逐步升迁，直至担任江州都督、尚书仆射等要职。诸葛亮在武功五丈原病重时，李福是后主刘禅派往前线探视，并向诸葛亮征求继任军国大事之人选的重臣。“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福省侍，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语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福还，奉使称旨。” [37]
李福奉命向诸葛亮“咨以国家大计”，居然忘记征询诸葛亮对继任军国大事的人选的意见，以致去而复来，其办事能力似非特强。李福被蜀汉朝廷重用，实因李氏家族是涪县为首的大姓，故李福被视为益州士族的代表人物而受重用。由于同样的原因，李福的后代也受到蜀汉政权的优待，官至太守。《三国志·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载：“（李福）子骧，字叔龙，亦有名，官至尚书郎、广汉太守。”
但李氏在刘焉时代却是另一番境遇。李福之父李权在刘焉时即被冤杀。《三国志·刘焉传》载：“故焉……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显然，李权并无过错，他是刘焉进入益州后企图以淫威建立割据势力时借以祭刀的冤鬼。刘焉企图割据益州，一方面纵容东州士加速扩展势力，另一方面又竭力打击和镇压益州的豪族势力，欲使益州土著势力无条件地臣服于自己，从而确立自己的权威。这当然是益州士族无法接受的，必然会引起益州士族的对立、仇视和反抗。
谯周是另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谯周在蜀汉政权不同时期中有迥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态度的变化。
谯周祖籍西充国县，谯氏为当地大姓，而谯周则是谯氏的代表人物。刘备入蜀后，谯周即任劝学从事等职，建安二十五年（220）群臣劝刘备称帝，劝进表中就有劝学从事谯周。他“耽古笃学”，醉心于读书和做学问，以至于“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举止怪异，常人难以理解，因而常被人嘲笑。“周初见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请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38]但诸葛亮毕竟忍住不笑，表现出他对谯周的尊重。谯周对诸葛亮的尊重和任用是非常感激的，这不仅表现在他忠于职守，培养出一大批对蜀汉政权有用的人才，同时还表现在他对丞相诸葛亮格外尊重的态度。诸葛亮病死在前线，从成都前往奔丧的极少数官员中就有谯周，并且只有他到达了诸葛亮治丧处。《三国志·谯周传》载：“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谯周预料到朝廷会严禁官员奔丧，却用最快的速度抵达目的地，行动非常坚决，这是谯周为实现自己愿望的精心谋划。它反映了谯周对诸葛亮真心的尊重。
历代对谯周的劝降均大加指责，本文也无意为其辩护，但要指出：
1、谯周的劝降之举，是因蜀汉政权已经无法控制局面，故益州士族放弃了对其的拥护、支持。《三国志·谯周传》记载成都遭魏军围攻时，“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蜀汉上下已乱成一团。谯周的劝降辞说：“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言外之意十分明显，即益州士族再也不愿拥护不能保护自己利益的政权。
2、谯周一向信奉谶纬之学。他曾向杜琼打听蜀中前辈学者周群“当涂高者魏也”一句谶语的含义。杜琼告诉谯周：“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39]可见，天子将姓曹，天下将统一于魏，是早就在益州搞谶纬的士人中流行的关于未来发展趋势的结论。谯周也信奉这种说法，景耀五年（262年）蜀汉皇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自己也有类似的谶语，认为天下将统一于魏。[40]应当说，景耀六年（263年）的劝降之举也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结果。
综上所述，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矛盾。具体的说，蜀汉政权需要当地士族的支持，以维护和加强其统治；但对士族势力坐大、威胁蜀汉政权统治的后果，也决不能坐视不管。此外，刘备从起事到建立政权，转战大半个中国，历时数十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稳固的利益集团，政权建立后当然会倚重这一集团，同时也格外注意维护其利益。这就注定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拥护和支持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而孙吴建国历史中，征战基本就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吴越士族在其间卓有大功，且孙吴政权也非常倚重吴越士族，使之成为孙吴政权统治的中坚。因而东吴士族对孙吴政权的支持和拥护显然超过益州士族之于蜀汉政权。西晋灭吴时，吴越士族为保卫孙吴政权而奋力抵抗，远比益州士族面对蜀汉政权覆亡时坚决得多。

四、政治制度与人才选任
1、“蜀科”、督军从事及其他典章制度
刘备自视为继两汉之统，立国称汉，其政治制度应基本同于汉代。蜀汉政权新建，“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有关典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由熟悉汉代旧典的宿儒如孟光、来敏、许慈和胡潜等人负责。
《三国志·许慈传》：
许慈……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时又有魏郡胡潜，字公兴，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潜虽学不沾洽，然卓荦强识，祖宗制度之仪，丧纪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讟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攇。
《三国志·孟光传》载：
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先主定益州，拜为议郎，与许慈等并掌制度。后主践阼，为符节令、屯骑校尉、长乐少府，迁大司农。延熙九年秋，大赦，光于众中责大将军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有何旦夕之危，倒悬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又鹰隼始击，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时，下违人理。老夫耄朽，不达治体，窃谓斯法难以经久，岂具瞻之高美，所望于明德哉。”祎但顾谢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痒，多如是类，故执政重臣，心不能悦，爵位不登。
孟光不仅在刘备入蜀之初“与许慈等并掌制度”，后来已不担任这类职务仍以之为己任，因有指责费祎大赦之举，且“指摘痛痒，多如是类”。
当然，蜀汉的政治制度虽基本同于汉代，但有的内容也必将随时世而变，出现一些新的制度和措施。然其“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41]今天我们已难以窥其全貌，只能对史籍中有记载的内容进行一些探讨。，
刘备集团夺得益州之后，很快便制定并颁布了《蜀科》，以之作为执法和治国的依据。《三国志·伊籍传》载：（伊籍）后迁昭文将军，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参与制定《蜀科》的五人中，诸葛亮与法正是刘备最主要的谋臣，由于当时刘备经常征战在外，于是这两人便一主外、一主内，《三国志·蜀书》称“于是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
蜀汉还在州、郡等行政机构中设立了“督军从事”一职，专司执法，此职仅见于汉末三国时期。如《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典略》载：（韩）遂字文约，始与同郡边章俱著名西州。章为督军从事。遂奉计诣京师，何进宿闻其名，特与相见，遂说进使诛诸阉人，进不从，乃求归。又《三国志·牵招传》：冀州牧袁绍辟为督军从事，兼领乌丸突骑。绍舍人犯令，招先斩乃白，绍奇其意而不见罪也。绍卒，又事绍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围邺。
此外，《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记载，马超早年也曾担任司隶校尉麾下的督军从事，事在建安初年征讨郭援之前。上述三例中，督军从事的职司并不甚明了。边章、马超担任督军从事，所司不明，而牵招为袁绍麾下的督军从事，则在军中执法。大致看来，这种临时设置的官职，主要是在军中执法。
蜀汉时期，督军从事则成为州、郡中专司执法的行政官员。王离“为督军从事，推法平当，稍迁，代祗为犍为太守”；杨戏“年二十余，从州书佐为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号为平当，府辟为属主簿”。何祗任郡中的督军从事，“游戏放纵，不勤所职”，在得知诸葛亮将要来检察时，何祗赶紧“夜张灯火见囚，读诸解状”，其职司显然也是司法。以上事例是在郡一级。益州也设立督军从事之职，如费诗在蜀汉就曾担任督军从事，本传载其“刘璋时为绵竹令，先主攻绵竹时，诗先举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领益州牧，以诗为督军从事，出为牂牁太守，还为州前部司马。”文中叙述费诗先在州中任职，继而出任太守，后又回到州中。费诗所任督军从事自然为益州的官员。
州郡各级行政机构中有专司执法的官员，在蜀汉之前尚未见。这样做，显然有利于保障依律执法。
2、处理机要事务的“参署”
“参署”应始于214年时。刘备于214年夺得益州，自领益州牧，任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当时刘备集团对益州的治理，采取了设立左将军府“开府治事”的作法，即以刘备所担任的左将军的名义开设衙门处理益州的各种事务。由于其后刘备经常率兵在外，即以军师将军诸葛亮“署左将军府事”，也就是说诸葛亮用左将军的名义治事。从有关情况来看，当时在左将军府中曾采用一种“参署”的办法，即处理公事时，是以诸葛亮等一批官员集体商量决定。据《三国志·董和传》记载：
先主定蜀，征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可替否，共为欢交。
同传又载后来诸葛亮任丞相，其时虽董和已死，诸葛亮发布了教令，用董和忠勤国事的事迹教育部下：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以上两段话使我们对“参署”中处理政务的类型和程序有大致的了解。“参署”也就是“并署”，或者说是联合处理。首先看看“参署”的机能。《三国志·董和传》记载董和“参署”时期的活动，称其“内干机衡”，也就是说，他参与处理的是机要事务。因而，“参署”主要就是集中若干官员处理机要事务的做法。其次，“参署”的官员之间，处理问题时“献可替否”，“违覆而得中”，以至于“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也就是采用集体讨论的方式。当然也应指出，虽然董和转中叙述其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但共同“参署”的官员中，实际有一人牵头或主持，由其对有争议的政务负责决断，具体讲是由诸葛亮负责的。前引资料中叙述董和有不同看法时，是向负责此项工作的诸葛亮报告，“来相启告”，这既是董和认真负责态度的反映，也充分说明诸葛亮在其中的领导、主持作用。下面资料中也可明显看出这一点：
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42]
文中的语气，可以明显看出诸葛亮与董和之间在处理政务时的主从地位。
还需要考察的是“参署”这一种施政措施的结束时间。我们知道，“参署”开始于214年，而董和曾“参署七年”，可知“参署”曾经较长时间实行而非临时的权宜之策。“参署” 开始于刘备设立左将军府、“开府治事”之时，也可以说，有左将军府也才有“参署”，“参署”与左将军府完成历史使命完全一致。219年秋刘备称汉中王后，应已无左将军府，因此大致也应无“参署”之制。即便考虑到当时蜀汉政权的机构尚未健全，有的可能继续沿用，但无论如何221年春刘备称帝后，任诸葛亮为丞相，“参署”之制决不可能再存在。
作为一种施政措施，“参署”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优点诚如诸葛亮所总结的那样，“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集思广益应是设置“参署”的初衷之一。此外，考虑到刘备集团刚刚夺得益州，对有关情况的熟悉很有限，因此吸纳一部分能忠于刘备集团的原刘璋政权的官员“参署”，其政策措施更能符合益州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确实地解决益州存在的问题，真正使益州社会迅速地得以安定。不过“参署”者多，有时难免意见分歧也大，众说纷纭，集体决定反倒久议难决，处理政务难以及时，以致造成延误。

3、蜀汉的征辟
蜀汉的人才选拔任用主要沿用了东汉以来选举人才的制度，仍行察举征辟制。
辟任制，是指中央和地方的官府以各级长官的名义辟任属吏。例如，中央公府的察举。刘备集团攻占益州至蜀汉王朝建立之前，其在益州的统治，虽设有益州牧，实际却是以刘备的左将军职衔名义，开设左将军府作为其最高权力机构，总管军政。这样做，便于刘备集团进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在益州之外地区的发号施令。左将军府的实际作用，应相当于中央的公府。
《三国志·刘巴传》：刘巴……而诸葛孔明数称荐之，先主辟为左将军西曹掾。
《三国志·杨仪传》：杨仪……先主与语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因辟为左将军兵曹掾。
左将军府中设有东、西曹、兵曹等，其掾属都由辟举而来。蜀汉建国，诸葛亮任丞相，后主刘禅登基后，诸葛亮开设丞相府治事。《三国志·蒋琬传》：
蒋琬……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辟琬为东曹掾。
《三国志·杨戏传》：建兴元年，丞相亮辟（李永南）为西曹掾。
丞相诸葛亮之后，蒋琬、费祎以“大司马”、“大将军”开府，也与丞相府同属于中央公府。《三国志·杨戏传》：
杨戏……刺史蒋琬请为治中从事史。琬以大将军开府，又辟为东曹掾。
“刺史蒋琬请为治中从事史”，是杨戏被辟举为益州刺史的掾属；蒋琬以大将军的名义开府后，杨戏才被辟举为大将军府的东曹掾。
《华阳国志·后贤志》：文立字广休，少治《毛诗》、《三礼》，兼通群书。刺史费祎命为从事，入为尚书郎，复辟祎大将军东曹掾，稍迁尚书。
以上属三公开府治事，置掾属，其辟任掾属之事例。蜀汉时三公之外亦有开府治事者，如职司盐铁专营的司盐校尉，也置掾属。《三国志·王连传》载：
王连字文仪，南阳人也……及成都既平，以连为什邡令，转在广都，所居有绩。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若吕乂、杜祺、刘干等，终皆至大官，自连所拔也。
又，《三国志·吕乂传》：吕乂字季阳，南阳人也……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后校尉王连请乂及南阳杜祺、南乡刘干等并为典曹都尉。
地方州郡长官掾属的辟任也略举数例。
《三国志·杨戏传》：何彦英名宗，蜀郡郫人也……先主定益州，领牧，辟为从事祭酒。
《三国志·秦宓传》：益州辟宓为从事祭酒。
《三国志·董允传》注引《襄阳记》：董恢字休绪，襄阳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费祎使吴……还未满三日，辟为丞相府属，迁巴郡太守。
《三国志·杨戏传》：（程）季然名畿，巴西阆中人也……先主领益州牧，辟为从事祭酒。
《三国志·杨戏传》：（杨）戏年二十余，从州书佐为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号为平当，府辟为属主簿。
以上是蜀汉时期州、府长官辟任属吏之事例。当时，县令（长）也辟任掾属，如张嶷“弱冠为县功曹”，卫继之父曾“为县功曹”,等等。
蜀汉时期对士人的辟任，一般仍沿袭东汉以来的惯例，主要在籍贯地辟任。如张嶷“弱冠为县功曹”；常播“仕县主簿功曹”。以上为县一级。杨洪“先主定蜀，太守李严命为功曹”；马忠“为郡吏，建安末举孝廉，除汉昌长”；龚禄“先主定益州，为郡从事牙门将”。以上为郡一级。张翼“先主定益州，领牧，翼为书佐”；杜琼“先主定益州，领牧，以琼为议曹从事”；谯周“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秦宓、何宗，也曾被益州牧辟为从事祭酒。以上是州一级。张嶷、常播、杨洪、马忠、龚禄、张翼、杜琼、谯周、秦宓、何宗等人，均辟任于籍贯地所在的县、府、州。
汉末大量士人避乱入蜀，刘备集团攻占益州又有大量外籍士人进入，因而也有外籍士人担任吏职，不过多担任公府中的吏职。如，刘巴为零陵烝阳人，辟为左将军西曹掾；马良为襄阳宜城人，辟为左将军掾；襄阳人董恢，辟为丞相府属；襄阳人杨仪，辟为左将军兵曹掾；零陵湘乡人蒋琬，“丞相亮开府，辟琬为东曹掾”；天水冀人姜维，“亮辟维为仓曹掾”，也应是诸葛亮以丞相府名义辟任的。《三国志·邓芝传》载：“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迁广汉太守。”依本传文意，邓芝被任命为“郫邸阁督”当在刘备入蜀之前，且郫邸阁督亦不当为郡县吏职。由此看来，蜀汉在州郡一级的辟任，仍是比较严格地在当地士人中进行的。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蜀汉州一级的掾属有较高的地位。《华阳国志·后贤志》载：
司马胜之，字兴先，广汉绵竹人也……初为郡功曹，甚善纪纲之体。州辟从事，进尚书左选郎，徙秘书郎。时蜀国州书佐望与郡功曹参选，而从事侔台郎……
州书佐为年俸不满百石的小吏，其地位却与年俸百石的郡功曹相当；年俸百石的州从事又可与秩四百石的尚书郎相侔。蜀汉控制的地域实仅一州，益州牧一职基本上是由执政的丞相或大司马、大将军兼任的，故益州牧的掾属所处理的政务往往也就是全国的政务了。所以，益州牧掾属地位很高，应当是从其处理政务的实际权力有关。
蜀汉时丞相府的掾属，地位自然更高。如，姚伷建兴元年时即已任广汉太守，而建兴五年却又被诸葛亮辟为丞相府的掾属。杨颙入蜀后“为巴郡太守，丞相诸葛亮主簿。”其担任丞相的主簿在任巴郡太守一职之后。按，丞相一职东汉称为大司徒，《后汉书·百官志一·司徒条》注引《汉旧仪》：“哀帝元寿二年，以丞相为大司徒。”《后汉书·百官志一·司徒条》：“长史一人，千石。掾属三十一人。”太守已秩二千石，丞相掾属中居首的长史才秩千石。姚伷、杨颙两人都是诸葛亮很器重的官员，后来诸葛亮发布的教令中，对姚伷、杨颙常赞口不绝。姚伷、杨颙被辟任丞相掾属，系委以重任而非确非降级使用。由此可知丞相府掾属有相当高地位。
汉代三公任用掾属称为“征”。蜀汉沿用汉代制度，其征任，见于史籍记载的亦有两例，一为董和，另一例为廖立。《三国志·董和传》：先主定蜀，征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可替否，共为欢交。
《三国志·廖立传》：廖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人……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征立为侍中。
以上两例中的“征”，分别是以左将军大司马府和汉中王的名义进行的。大司马亦为三公之一。

4、蜀汉的察举
蜀汉的察举，名目有“孝廉”、“茂才”（“秀才”）等。据罗新本《蜀汉秀才孝廉察举考略》一文的统计[43]，蜀汉时察举为孝廉者，见于《三国志》记载的有李朝、张翼、马忠、王士、王嗣、常播等6人，见于《华阳国志·后贤志》记载的有司马胜之、常勖、常忌、王化、何包等5人。
一般的说，士人在举“孝廉”之前担任吏者，举“孝廉”之后即出任主官，往往任县令、长或相同级别的低级官员，继而再升迁。如：《三国志·张翼传》：“先主定益州，领牧，翼为书佐。建安末，举孝廉，为江阳长，徙涪陵令……”；《三国志·杨戏传》：“（李）伟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举孝廉，临邛令，入为别驾从事”；《三国志·马忠传》：“马忠……为郡吏，建安末举孝廉，除汉昌长”；《三国志·杨戏传》：“（王）义强名士……从先主入蜀后，举孝廉，为符节长”；《三国志·杨戏传附王嗣传》：“王嗣字承宗，犍为资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显著。举孝廉，稍迁西安围督、汶山太守，加安远将军。”张翼、李朝、马忠、（王）义强名士、王嗣等人在举为孝廉之前，已被郡县辟为属吏。而 “举孝廉”之后，才被任命为县令、长的。
蜀汉时期地方的主官，一般也回避到原籍任职。《三国志·李恢传》记载，建兴七年（229），李恢曾“更领建宁太守。以还居本郡，徙居汉中”，李恢原籍建宁，任命他为建宁太守后，又觉不妥，于是迅速重新改任汉中太守。《三国志·李恢传》中的这一段文字，原标点作：
建兴七年，以交州属吴，解恢刺史。更领建宁太守，以还居本郡。徙居汉中，九年卒。
此处标点有误。按，庲降都督为蜀汉设置的主管南中诸郡军政的官员，大约因系临时设置而官俸未能确定之故，担任庲降都督者一般又有将军、刺史、太守等有实俸的职务，如首任庲降都督的邓方同时又任安远将军。《三国志·杨戏传》：“（邓）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蜀既定，为犍为属国都尉，因易郡名，为朱提太守，选为安远将军、庲降都督，住南昌县。”《三国志·张翼传》：“建兴九年，为庲降都督、绥南中郎将。”所以李恢担任庲降都督也兼领据交州剌史。《三国志·李恢传》载：“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邓方卒……遂以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剌史，住平夷县。”
解除李恢的交州剌史一职，是因为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吴蜀歃盟之故。《三国志·陈震传》：“陈震字孝起，南阳人也。建兴三年，入拜尚书，迁尚书令，奉命使吴。七年，孙权称尊号，以震为卫尉，贺权践阼，……震到武昌，孙权与震升坛歃盟，交分天下……”交州属孙吴实际控制地域，有违吴蜀歃盟精神，遂有“以交州属吴，解恢刺史”之举。而文中“还居本郡”、“徙居汉中”之“居”，均为担任某职之意，现标点作“更领建宁太守，以还居本郡。徙居汉中”，意味是蜀汉朝廷有意让李恢兼领原籍的太守，果如此，何以又在短期内匆匆徙领汉中太守？其实，“以（因）还居本郡”才是李恢改兼汉中太守的原因，避本乡之故也。故标点当作：“……解恢刺史，更领建宁太守。以还居本郡，徙居汉中。九年卒。”
从《三国志·蜀志》所载蜀汉一朝地方官吏任命的情况看，回避到原籍郡县任职，确为通例。
蜀汉时被举荐为“茂才”者，见于《三国志》记载的有彭羕、周群、蒋琬等3人。
《三国志·彭羕传》：羕于狱中与诸葛亮书曰：“……仆于故州不免凡庸，忧于罪罔，得遭风云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显，从布衣之中擢为国士，盗窃茂才。分子之厚，谁复过此……”
彭羕当初被举荐为茂才时刘备、诸葛亮对他显然寄予厚望，其犯罪入狱当然有违此厚望，故称自己“盗窃茂才”。依本传文意，其被处死距刘备入蜀不久，故刘备入蜀之初就应当开始实行举荐“茂才”的活动。
《三国志·周群传》：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与曹公争汉中……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没不还，悉如群言。于是举群茂才。
周群被举为茂才，约在建安二十四年（219）时。而蒋琬举茂才则在建兴元年（223），《三国志·蒋琬传》：“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辟琬为东曹掾。举茂才”。
按汉代的举荐制度，士人的举荐基本由其籍贯所在地的地方官员负责。据本传载，蒋琬为零陵湘乡人，而举荐其为茂才者却是益州牧诸葛亮。这显然是蜀汉时期的一种变通的做法。当时益州境内有大量外来士人，其一大宗为刘焉、刘璋时期避乱入蜀的北方士人，另外即随刘备入蜀的荆州士人。
5、蜀汉对察举的管理
蜀汉对人才荐举和选拔，设有专门部门进行管理。据《三国志·杨戏传》注引《襄阳记》载：杨颙字子昭，杨仪宗人也。入蜀，为巴郡太守，丞相诸葛亮主簿。亮尝自校簿书，颙直入谏曰：……亮谢之。后为东曹属典选举。颙死，亮垂泣三日。
又，《三国志·杨戏传》：（姚）伷字子绪，亦阆中人。先主定益州后，为功曹书佐。建兴元年，为广汉太守。丞相亮北驻汉中，辟为掾。并进文武之士，亮称曰：“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
杨颙、姚伷都是以丞相之掾属而主管选举。他们担任掾属之前，均已担任郡太守一级的官职，杨颙已任巴郡太守，姚伷任广汉太守，这两人都是从郡太守调任丞相掾属的，可知他们担任的这种丞相掾属，从官阶上讲应不低于郡太守。诸葛亮《称姚伷教》谓“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明确希望“诸掾”向姚伷学习，重视人才的选举。既然“诸掾”也都有选举人才之责，看来丞相府的掾属似都有选举之责。
诸葛亮身后，蜀汉已不设丞相，另以大将军或大司马来执掌朝政，蒋琬以大将军开府治事，费祎则是以大司马而开府治事，这时主管选举的机构也就相应地变为大将军或大司马的掾属。如《三国志·董允传附黄皓、陈祗传》载：
祗字奉宗，汝南人，许靖兄之外孙也。少孤，长于靖家。弱冠知名，稍迁至选曹郎，矜厉有威容。多技艺，挟数术，费祎甚异之，故超继允内侍。
当然，蜀汉管理选举的部门并不只是执政者的掾属，蜀汉的尚书中就设有左右选部曹，管理官吏的选举。《三国志·邓芝传》载：
（邓芝）子良，袭爵，景耀中为尚书左选郎，晋朝广汉太守。
又，《三国志·杨戏传》载：（杨）戏年二十余，从州书佐为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号为平当，府辟为属主簿。亮卒，为尚书右选部郎，刺史蒋琬请为治中从事史。琬以大将军开府，又辟为东曹掾，迁南中郎参军，副贰庲降都督，领建宁太守。
由上述两条史料可知，蜀汉的尚书中设有尚书左选郎、尚书右选部郎，其即为尚书中的左右选部曹的属吏。这种左选郎和右选部郎，虽只是尚书中的低级官吏，其管理的却是人才的选举。
用丞相掾属管理选举并不只是蜀汉一国。三国时其他国家也这么做。如曹魏，也是以丞相东曹掾与尚书“并典选举”。《三国志·毛玠传》：“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不过曹魏后来主要用尚书中的有关官员来“典选举”。《三国志·毛玠传》：“魏国初建，为尚书仆射，复典选举。”《三国志·桓阶传》“迁尚书，典选举。”《三国志·卫臻传》：“明帝即位，进封康乡侯，后转为右仆射，典选举”。《三国志·陈群传附子泰传》：“后徵泰为尚书右仆射，典选举，加侍中光禄大夫。”《三国志·卢毓传》：“复为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封高乐亭侯，转为仆射，故典选举，加光禄大夫。”
前引《三国志·杨戏传》文谓“今姚掾并存刚柔，以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可知蜀汉选举文武人才主要由丞相（大将军、大司马）府衙之诸椽进行。在曹魏，文武官员却是分别由不同部门分别选拔的。曹魏是由护军选拔武将人才的。《三国志·夏侯尚传附子玄传》注引《魏略》记载夏侯玄改任“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后：
玄既迁，司马景王代为护军。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与济善，间以问济，济无以解之，因戏曰：“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遂相对欢笑。玄代济，故不能止绝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顿法令，人莫犯者。
从《魏略》所载的情况看，曹魏由护军“主武官选举”是长期的，正因护军“任主武官选举”，可主宰中、低级武官的升迁，此职权力甚大，求升迁者难免会用贿赂等手段以达到目的，所以“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
下面我们考察蜀汉管理人才选拔的有关部门。
东汉的中央和地方两级均设有专职官，掌握铨选事务。《通典·选举》说：
其时选举，于郡国属功曹，于公府属东西曹，于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而尚书令总之。
《通典》这段文字清楚的介绍了东汉对人才选拔的郡国、公府、朝廷等三级管理制。需要说明的是，在公府一级中，其西曹主管府吏的署用，而东曹则主管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选用。
蜀汉朝廷的尚书台也设选曹。杨戏在诸葛亮死后曾任“尚书右选部郎”，后来“琬以大将军开府，又辟为东曹掾”，尚书右选部郎、大将军东曹掾，均属遴选人才的属官。陈祗“稍迁至选曹郎”，“郎”系中央职官而非公府掾属，故选曹即尚书台之选曹。蜀汉尚书选曹又分左、右，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指出：“尚书左选郎：蜀汉尚书郎有吏部、左选、右选、度支诸曹。盖选曹（主官吏选举）又分为二曹，故曰左选、右选。”邓芝“子良，袭爵，景耀中为尚书左选郎”。“国山名甫，广汉郪人也。好人流言议。刘璋时，为州书佐。先主定蜀后，为绵竹令，还为荆州议曹从事。随先主征吴，军败于秭归，遇害。子佑，有父风，官至尚书右选郎。”
由上可知，蜀汉的选官既由尚书台的选曹，也由主持军政的左将军、丞相、大将军、大司马府衙中的东西曹所司。从有关情况看，诸葛亮主政时期丞相府的诸掾似乎都参与了人才的选举。《三国志·杨戏传》载：
（姚）伷字子绪，亦阆中人。先主定益州后，为功曹书佐。建兴元年，为广汉太守。丞相亮北驻汉中，辟为掾。并进文武之士，亮称曰：“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迁为参军。亮卒，稍迁为尚书仆射。
姚伷辟为丞相府掾而“并进文武之士”，可知丞相府掾属也参与选拔“文武之士”。“愿诸掾各希此事”，主管选拔人才的虽为选曹，而“诸掾”均需重视其事，则其他各掾也都须介入此事的，对人才作考察推荐等。
蜀汉的选官制度基本同于东汉，也实行《通典》所述之郡国、公府和“天台”等三级管理。刘备占领益州开设左将军府衙，其左将军府可视同公府，当时即在左将军府中设立诸曹以治事，如有兵曹、东曹、西曹、议曹等曹掾。《三国志·刘巴传》：“而诸葛孔明数称荐之，先主辟为左将军西曹掾。”《三国志·杨仪传》：“先主与语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因辟为左将军兵曹掾。” 《三国志·先主传》：“ 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表于汉帝曰：‘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长史领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文中明载射援为左将军府的僚属。马良也曾任左将军掾，马勋被“辟为左将军属”。惟所属何曹，未见史籍明载。
诸葛亮担任蜀汉丞相后，其丞相府中也设立有东曹、西曹、仓曹等诸曹，如李邵“建兴元年，丞相亮辟为西曹掾”；赖宏曾“为丞相西曹令史”；姜维曾任仓曹掾，《三国志·姜维传》：“亮辟维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时年二十七。蒋琬曾任东曹掾”，等等。蒋琬、费祎执政时代亦如此，如杨戏曾任蒋琬的大将军府中的东曹掾；文立曾任费祎大将军府中的东曹掾。
除左将军府、丞相府外，大司马以及盐府校尉等开府治事的，也设掾属。如《三国志·先主传》载殷纯曾任“大司马属”；《三国志·吕乂传》载王连任盐府校尉“请（吕）乂及南阳杜祺、南乡刘干等并为典曹都尉”，等等。

太强了

作者当中花了大篇幅去分析“益州士族”，这是在网上讨论三国的网民中普遍流行的一个谬误。
最先提出三国“益州士族”是个别学者，因为观点新颖似有道理故在网络广为流传。实际他们就没弄懂啥叫“士族”。
首先我说结论：益州就没有士族。
士族像江东张顾陆这些，曹魏像王陈那些，而益州有吗？ 文章中间一直在说益州士族，然而一个士族例子都没举，翻来覆去都是“失去士族支持”这种只有观点没有任何举例，可以说就是yy。
跟支不支持无关，兵临城下，蜀汉要亡国了，希望渺茫，所以投降。就是这么简单，干嘛还要大篇幅去分析什么支持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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