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新作《一个忠诚的男人》相较下则更为抽离。如果说,该片在加瑞尔以往的基础上试图加入一些类型化的尝试,如喜剧、悬疑的要素,这样断言未免有些莽撞:悬疑的事件与诙谐的桥段也并不一定构成类型化的功能,也有可能仅是与之相仿的“陈述”;而若我们更加徇其根本地来思考,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这片谋杀的疑云,在这样一个道德主义者的影片中,无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道德问题——不再是爱情中微妙的忠诚与良心,而演化成为“是否杀人?”这样一个更加严重而冰冷的问题;但更加有趣的是,在这个巨大的问题面前,总是试图理解人物如何思考的道德主义反而一反常态、置之不理,影片从没有触及此事具体面貌,而是处理得捕风捉影,尽力地远离人物,大问题的悬搁反倒使人物穿上了一层神秘而危险的外壳。无独有偶,作品中引人发笑的段落也变得更多,我们或许确实能将之称为某种喜剧的类型要素,因为在许多“笑点”中,我们感到摄影机故意引我们发笑,不再是像《两个朋友》中,观众由于对人物产生会心的理解而感到莫名的诙谐,而是走向了一种喜剧电影中更普遍的结构:通过远离人物而使观众成为“旁观者”,从而引发某种嘲笑。可以察觉,摄影机的姿态不再是投入的了,而是带上了一丝疏离与批判的色彩。我们不可能再在其中看到亚伯伪善但又如此真诚的恸哭——人物幡然醒悟,而后紧接着的只有沉默不语所引起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