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在《战国前期各诸侯国的变法改革》一章中，除了吴起、申、商等的改革之外，还将邹忌谏齐王、公仲连与赵烈侯的故事等同样认为是变法改革，这当然也遭到了一些学者从制度史角度的批评，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一段几乎在人生各阶段的历史教科书中都会有个八九不离十的描述，在一般人的视野中，恐怕这就是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战国时代的“变法”了，彷佛这些政治家中最后登场或说是活跃的商鞅所主导的变法便是战国时代最深彻，最先进的变法了，并且秦国最后的一统也像是在与这一说法相印证，这似乎是不需争论的事了
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对此有很深的怀疑，我肯定支持杨宽抓住《史记》收录的一些战国时代的故事来反映当时的改革，尽管我们愿意相信很多故事是实在发生过的，可我们也不能说其中的讨论施行下去会形成一种制度，但是，记录这些故事的文本会在战国-汉代形成，也正说明了这个时代诸侯国“穷则变，变则通”的气质，如果本着这个视角发展下去的话，那么类似的故事与文本所能反映的战国时代的“变革”将是超越国家限制的，且随着战国时代思想世界的发展而发展的，它们几乎覆盖了整个战国时代，我们决不能说战国时代中期、后期诸侯国都一定遵循着它们前期变法所定下的轨道在发展

余英时先生曾敏锐地发现，随着春秋-战国剧烈的社会变迁（甚至可以说是“封建的崩溃”），造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礼失求诸野”等等乱象，让原先掌握知识文化的大贵族，也不得不“礼贤下士”，而其风在战国则愈演愈烈，在《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余先生除了以“魏文侯师子夏”，“鲁缪公师子思”为例外，还特地注意到了战国中期君主礼贤的风气，甚至认为这一风气已经衍生出了“制度化的礼贤”，并且特别指出了齐宣王对稷下之士的重视对齐国的兴衰的影响（详可见《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收入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除了齐国以外，战国中期君主礼贤的风气丝毫不会下于秦孝公对商鞅的“以国听之”，出土的中山王鼎的铭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窥见这一风气：
“天降休命于朕邦,有厥忠臣赒,克顺克俾,亡不率仁,敬顺天德,以左右寡人。使知社稷之任,臣宗之义,夙夜不懈,以诱导寡人。”（《中山王鼎铭文》）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可知，这位中山王是在接受了文中记载的这位贤士出仕的前提下，还将他视为老师一般尊敬，这种“礼贤”即便是经常会执念“师”道与“臣”道的儒士们也是无可指摘的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铭文本身还提到了对燕王哙的抨击，而燕王哙也是一位“礼贤下士”的君主：

“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
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战国策·燕策一》）
要知道，以上两件事都发生在战国中期甚至稍后，无论是中山国这位贤士赒还是燕国的子之，他们所受到的礼遇以及所发挥的功能，恐怕连战国前期的贤臣们都不敢与之相比，而在国君都可以以师弟之谊甚至以国相让的风气之下，我们绝不可说战国中期至战国后期，诸侯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其中巨大的变迁恐怕并非只是对《史记》的粗略阅读就可以观察到的。在这个“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纵横之世”里，往往是“士”的活动决定着一个国家在一时间的战略、政策甚至风气等等，在战国中后期的历史世界中，不同的君主对“士”的态度变迁，往往就隐藏着一些变革的发生，如果我们只是以史籍对制度的记载而去看待这一段历史的话，恐怕很难在这个文本记载比较特殊的时期中得到一个成体系的认识。
当然，以上做的很多叙述都是本着“思想世界”出发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将视野重新带回“历史世界”，回到商鞅变法的背景，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六国即便有着变法，却不似商鞅。增渊龙夫曾指出：
“……像这样直辖地的扩大，同时在对农民直接支配的基础上，增强兵力，于是，国君的权力基础得到扩大和强化，夺取实力派世族的兵权以及他们对其土地和农民的支配权，并将其吸收到统一的国家权力之中，使他们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农民、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官僚，纳入自己的组织之中，可以说这就是春秋末年到战国的发展动向。商鞅的变法，也是顺应着这种国君权力集中的大潮，秦国所采取的权力集中的具体策略，也可以说是无法阻挡这种潮流的应变吧。”（参加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

这个说法相当的精辟，要知道几乎战国早期所有的变革都会指向削弱公族、加强集权、发展耕战这些行为，就《史记》对商鞅第一次、第二次变法的内容记载来看，除了更加具体以外（这也是因为秦国记载得以流传下来的必然结果），我们几乎不能窥见什么比诸侯国先进多少的做法，而真正让汉代认为“可以进取，难与守成”的商、韩之法，该是《商君书》中的理想，可是这理想并非就是从“商鞅本人”处直接传承下来的，毕竟《商君书》的成书还有一些问题，不过这是后话了，我们可以先略微看一看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值不值得被诸侯国学习。
商鞅在推行变法时，大约也是魏国在争夺霸权的时候，彼时魏惠文王让“泗上十二诸侯皆服”，可是，魏国却在两次与齐国的战争中都以大败告终，尤其是马陵之战后，列国都有分一杯羹的举动：
“二十九年五月，齐田肦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或许《纪年》记载的更清晰一些，在田肦战胜于马陵之后，秦、赵都蠢蠢欲动在同年就发动了对魏的战争，最终秦国战胜了魏国，也留下了“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的成果，这固然是商鞅入秦以后发生的变化，可这时的秦国也只是根据山东六国的局势变化而变化而已，而这已经是秦孝公时期最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了，固然成果斐然却也不至于就让六国侧目，这时如果让六国去“学习”秦国的话，似乎说的太早了一点。
秦惠文王早期，也曾被当时可谓霸主的齐国击败，甚至称臣：
“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与秦交和而舍，使者数相往来，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候者言章子以齐兵入秦，威王不应。顷之间，候者复言章子以齐兵降秦，威王不应。而此者三。有司请曰：‘言章子之败者，异人而同辞。王何不发将而击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为击之！’顷间，言齐兵大胜，秦军大败，于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谢于齐。”（《战国策·齐策一》）
在这次较量中，看起来秦国似乎还不足以与真正的霸主较量，所以在秦惠文王前期，虽然屡屡有击破三晋的成绩，却也是连称霸还算不得的，不过，到了秦惠文王末期，秦国渐渐有了霸主之势：
“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丐，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围雍氏，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满助魏攻燕。”（《史记·秦本纪》）
《史记》的记载其实有一些错误，这其中的史事非常复杂，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多去说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秦惠文王晚年的时候，秦国在合纵连横的策略之下，竟然连续击破楚、齐两国，这恐怕才能真正算是引得了天下的侧目，虎狼之国的名号恐怕也是此时建立下的。

不过有趣的是，在秦昭王的时代，《商君书》提供的理想可能真的付诸实践了，在五国攻齐以后，踌躇满志的秦昭王展示了对辩士的不屑：
“已报使，因言曰：‘魏有张禄先生，天下辩士也。曰‘秦王之国危於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臣故载来。’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岁馀。当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於秦。秦东破齐。湣王尝称帝，後去之。数困三晋。厌天下辩士，无所信。”（《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这段记载将秦昭王的心理描述的相当清楚，在当时具备着绝对威仪的秦昭王已经不屑于依赖任何辩士的谈说了，从他先后任用魏冉、白起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也可以看出，这时秦昭王心中所想必然会集中于“耕战”，也必然会极端的发展战国早期思想家们对“集权”、“农战”、“去私”的学说，《荀子》中记载了荀子入秦时的观察，正好与之暗和：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荀子·强国》）
《荀子》中的描述与对秦“无儒”的叹息恰好符合了秦昭王时代秦国的环境，而其所描述的这种社会与庙堂也正是《商君书》所描述的理想政治，这绝对不会是巧合，除却历来发现的许多证据以外，《商君书》中许多章节的政治思想也该是秦昭王同时或稍后流行的（关于《商君书》的成书年代的研究，最近尤锐（Yuri Pines）在其Dating a Pre-Imperial Text the Case Study of the Book of Lord Shang（《商君书成书年代研究》）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说），而这种政治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秦始皇，也为后来“帝国时代”的中国建立了极强的政治思想基础，在此便不多说了。值得多说一句的是，在上文《史记》所描述的那种背景里（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於秦。秦东破齐。湣王尝称帝，後去之。数困三晋。），即便是六国想在这时效仿秦昭王，恐怕也是力不从心的，因此，秦昭王晚年的时候，六国君主也基本都承认他的统治威仪。
尤锐曾指出：
“一般来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并没有促成改革，而是经常回应现有的规定并试图使之更具理性;他们对‘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的贡献，并非提供了直接的设计蓝图，而是创造了一个有助于其形成和发展的思想环境。”（参见尤锐《展望永恒帝国》）

我想，尤锐的论说大概可以作为本文的总结，只是，我还需要再稍作补充一些，战国时代的许多政治家也都有思想家的身份，他们或许既著书立说，也游仕列国，有的甚至是一个学派或一种学说的发源，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即便许多诸子著作中保留了大量其名义上作者的思想，或者至少也是其思想的发展了。可毕竟经过了不止一位，也不止一时思想家的整理，尽管是在战国时代，这些文本成书的过程中，就已经是这样了，因之，尤锐所提到的“思想家们”绝不该仅仅被认为是诸子名义上的作者，而是一切可以也可能在战国时代形成的文本中留下遗产的作者们，他们之间有许多并不是直接参与了改革，恐怕对许多政治制度甚至不甚能言说（这也是战国时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共性），可他们却实实在在的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并创造了让更多的人可以去学习、讨论、实践的知识背景，论说到此，我们似乎可以说，秦国在秦昭王时代取得的“成功”甚至秦始皇时代取得的“成就”可以归功于商鞅以及继承、发展其学说的学派所创建的一套思想环境，但我们绝不可以说“变法”与“改革”就一定促成了最终统一的结果，因为我们在看到“变法”与“改革”时，往往不是由一时或者一位思想家所“制造”的，有时候，我们需要将思想世界里形成的种种说法从历史世界中“抽离”出来，做一次这种“哥白尼式回转”来清晰的窥探当时的历史。
最后，根据以上的述说我们可知，在君主礼贤的阶段，列国自然会吸纳、同时贤者也会自然地选择有利于自己学说发展的“思想环境”，因之列国都有其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知识背景，所以即便秦国流行过的政治思想甚至是政治制度在武力征服上取得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大成就，也还是没能消除百余年甚至数百年来形成的“文化冲突”，受限于篇幅，我无力再去本着六国与诸子的视角继续发展下去了，但若使我们以“温情与敬意”看待“吾国传统文化”的话，则会发现，也正是六国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让汉代继秦之后有了“取守异术”的反思，也开启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治道，而无论是哪一种政治思想，都深深地影响了后来2000年之久的“帝国时代的中国”，我们可以说，战国时代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士庶人是不分国别的“展望永恒帝国”，所以才会有“郁郁乎文哉”的思想世界，而这也是即便今天的中国人都常愿意去回顾的“古老智慧”，如果放在当时，单纯的谈“学习”（甚至这种观念用在当时，我更想说是模仿）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人，恐怕现在看来是相当狭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