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都把伯夷叔齐归为隐士，并以其宁可饿死而“不食周粟”为“义”。然而细细考究起来，二人既不能算隐士，也不谈不上“义”。
司马迁将伯夷叔齐与许由并提，后人也就总把二人与许由并论，且基本上都是许由第一，伯夷叔齐第二的意思。许由为隐士，则伯夷叔齐自然也该算是隐士。其实太史公虽明确说明许由是隐士，却并没有说伯夷叔齐二人也是隐士，后人这么认为是对《史记》的误解。
伯夷叔齐与许由虽都避让帝位，但许由是隐居山野，而伯夷叔齐却只是亡命。二人起初并没有避居山野成为隐士的意思，而是慕名投奔西伯，不巧的是，等二人至于周，西伯已经死了。正值武王起兵伐纣，二人前去劝阻，指责武王“不仁不孝”，未被接受。由此而“耻做周民”隐居于首阳山，从此不吃周米，双双饿死于首阳山。虽说最终还是隐居了，但意义已经大不相同。
自己国家人民希望二人承帝业而不就，却对他国的行动如此强烈的情绪，不仅言行前后矛盾，跟隐士真意也实在相去甚远。对商纣的暴行无视，却对武王“父死不葬”，“以臣弒君”大加指责，也终究不算做“义”。
叔齐推让帝王之位，也是不孝。由其承袭帝位乃是君父遗命，不尊父命何以为孝？按其二人自己的标准，他们有什么资格去指责武王呢？
二人推让帝位，看似仁义兼有，实在是孝悌不分，阻止武王，看似孝义兼备，实在是轻重不辨。
孔子评价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样的评价显然言过其实了。因武王的“不仁不孝”而宁可饿死不吃周的饭，这是“不念旧恶”吗？所以太史公感叹：“由是观之，怨邪非邪。”言外之意，并不认可夫子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