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司马光属于奸臣，当时王安石主张变法，司马光百般阻拦，有人说王安石的变法加快了北宋的亡国，而当时宋朝那样的情况，财政，不变法一样得亡国，而且王安石的变法最起码让国库充实起来了，变法打的是谁，打的是地主阶级，士大夫阶级，当然王安石的变法不成功，跟本人用人不当，跟皇帝没有坚定是有关系的，总之变法是好的，只不过下面实施的人出了问题，至于司马光，我认为太自私，变法触犯了他的利益，所以百般阻挠，所以我认为司马光是个奸臣

晚年司马光，小人一个。

王安石的聚敛之治，极大地增加了民众的经济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且使北宋的财政问题进一步恶化，新法的唯一受利者就是籍此巧立名目搜刮民财的官吏。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理论有了重大改变，急风暴雨式地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工作。随着阶级斗争学说退出历史评价的主导价值体系，上安石变法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新动甸，即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争不再是阶级路线之争，而是政策性的分歧。 ”熙宁新法的两派对立，实际主要是因观念的差异造成的，并由此形成了改革派新党’和传统派‘旧党’“。 ”温公、荆公治国的方法都_张变，实际上都是变法派，只是变法的主张、方针、政策不同，因而出现两种政治集团；荆公、温公变法思想的理论根据都来源于孔孟；在变法目的上，温公提出的‘富国安民’与荆公提出的‘富国强兵’在实质上没有区别；致使二公由挚友变成政故，在于两公的理财主张同，温公的理财方式在于节流，主开源；荆公的埋财方针在于源，不主节流。“工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始终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变法中最受关注的问题。虽然在三四十年代已有多种意见，但是一般多把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阶级利益的冲突和缺乏广泛的阶级基础。五六十年代则从阶级斗争的免度把土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变法派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是大地主集团反动势力的强大 ”这样一个缺乏坚实社会基础的从匕而下的改革，其力量是微弱的，像经不住狂风暴雨的摧折的温室中的花草一样，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在反动的嚣张的大地主集团的冲击下，便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变法失败，无疑是历史上一个进步力量的失败。“进人80年代以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受到冷遇，不仅有专文对”人民群众是王安石变法成败的决定因素“、”保守派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决定因素“两个”史学界流行的看法“提出商榷，而且讨论变法失败的原因大都转向从变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蜕变以及王安石的个人品质去寻找。

南宋以后从总体说，王安石变法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清人张彦士说”安石秉政，后人论者纷纷，王敬所谓所更之法利害相半，攻之者众，故无成也。章汝明剌刺千言，曲为回护；陈九川谓安石洞见幽远，图患未形，虽圣人不易也。人各有口，果熟为折衷舆？“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这几项新法之所以得到较多的肯定，是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多被后世陆续延行分不开。王夫之说”熙丰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皆未久而渐罢。哲、徽之季，奸臣进绍述之说，亦弗能强天下以必行；至于后世，人知其为虐，无复有言之者矣！其元佑废之不能废，迄至于今，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者，经义也，保甲也；有名异而实同者，免役也，保马也。“颜元则更进一步说：王安石”所行法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戌、置弓箭手于两河，皆属良法，后多踵行。“◎蒋丄铨在《读宋人论新法札子》诗中也说后来十九遵遗法，功罪如何请思量。”周良霄对此引论说“王安石新法，凡是为后世所沿行的，它便是适应中国后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4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辽期封建社会的发展，为地主阶级统治制度所必需的。它是政治制度必须适应并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基础这一基本规律的必然，同时又鬼前此有关制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市此再看元明清人的评价，就难理解社会气候对他们评议的潸在影响。
　　明于慎行说：”募役之法，即今之均徭，保甲之法，即今之坊保，保马之法即今之种马，均税之法，即今之税粮，行之数百年未见其弊。而以经义论策代词赋之法乃选士之良规，永为后法，则其所行岂尽非哉。“魏显国说：”矧引如保甲、保马至今行之无弊，青苗、助役晚近亦时仿焉，论者谓其烦琐，以为奉行非人，则可。概以为弊政，毋乃过矣王琼充分肯定熙河之役“宋偏安不振，境土内蹙所以屡困于夷狄而竟至灭亡，如洮泯河不守，则陇右不可保，而关中不得安矣。王安石主议，命王韶破两羌以安陇右，所以诘戎兵强，宋室将为复仇之举，而史臣乃以安石为开边牛事，是何偏私之甚邪/'

蔡：翔说自南宋以来，”荆公受谤七片有余年“，但其中间也有为其表瀑辩诬的，给了，王安石个人品质以高度评价。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冇陈汝锜、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他们称赞王安石”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其心洁白之操，寒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忐也。不祈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那么，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背景因衮是什么呢？下面有三点值得思考：
　　其一，贺麟先牛说一个哲学家，亦必有其政治主张，有其所拥护的政治家。如孔子之等周公、老庄之尊黄帝、墨子之尊大禹在宋儒朱陆两派中，显然程朱比较拥护马光，而象山则拥护温公的政敌王安石。象山是哲学家中笫-个替王安石说公道话的人。
　　王安石的新法被司马光推翻，他的政治现想，迄未得真正实现。而陆象山的心学被程朱派压倒直至明之王阳明始发扬光大。而政治家中也只有张居正才比较服膺陆上之学总之，讲陆上之学的人多比较尊崇王安石、张居正式的大气魄的政治家。“同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以得自孟子、扬雄为最多，而1陆工的思想最为接近。“，笔者以为贺麟先生的分析符合实际。吴澄有”宗陆背朱“倾向，虞集是吴澄的学生。李绂（穆堂）好辩朱陆异同，是清初朱陆异同论的主要代表，钱穆先生说”穆堂集辩荆公诸端，皆有关政治心术，此于辩朱、陆是非亦有系。盖朱了于荆公，始终议论不一，或不免以爱憎徇俗见。“蔡上翔《二11荆公年谱考略》二十五卷是晚淸以前为王安石辩诬的集大成之代表作，钱穆先生又说：”今《考略》于《穆堂集》辩及荆公诸篇，均加钞录，则元凤（蔡上翔字）此书受影响于穆堂者当甚大矣杨希闵《上文公年谱考略节要》四卷，推论二卷是续蔡上翔之作，将其辩诬推向一个新阶段。
　　其二，陆九渊、吴澄、虞集、章衮、陈汝锜、李绂、蔡翔、杨希闵均是江西临川人，他们对王安石的褒扬，是中国古代尊秉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南宋以降，：。安石不论受到何种的非议或诬谤，而在他的江西老家，人们还是以出了像他这样一位“乡贤”而感到自豪。他们不仅延绵不断地为他供祀香火，而且勇敢地站出来，为历史不公的评价鸣不平，为他所受的历史冤屈辩诬正名。可以说，在近代严复、梁启超为王安石翻案之前，为他喊冤叫屈的大都来自他的家乡其三，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真变法，足他们与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颜元是清初的反理学斗士/’明张肫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叶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颜元一反理学、考据之学及词章之学空虚的特点，力侣”实学“、”致用“，将学以致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宗旨。是故”习斋评量宋儒，则不从其道德、学术着眼，即从其所经之事功立论、，盖宋儒之所轻，正习斋之所重也。“0对王安石的评价即表现了这种所串。。”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人，闹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搐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岜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龚自珍是19世纪前期开先风的思想家，面对重重社会危机，怀抱匡时济世的愿望，指陈时弊，倡言“更法”，他推崇王安石，“少好读王介甫《宋仁宗良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或问曰：王安石[法],信如人口讥议者耶？答闩：何为其然？安石心三代之心，学三代之学，欲教训天之人材，毕成代之材者也。
　　伹其虑疏，其3疏，故集天下之口。

司马光及其旧党，好像律法搞得更糟？

　一）李焘对熙宁时期王安石及其新法的描述有5个特点：
　　基本史实，多存元佑本《神宗实录》旧文。
　　为达到“厉阶可鉴”的的，对变乱祖宗法度的各项新法之出台始末，变法派的活动，开边战争作了巨细无遗的详尽描述。
　　刻意证明变乱祖宗之法的元凶是王安石，为宋神宗辨？与绍兴本《神宗实录》的“惟姮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宗旨别无二致。
　　王安石所用新进之人，大都是品行端，心术不正，善谄媚，好投机之“小人特别留意网罗新法”害民、扰民“之事实和抨击指责新法的论二）李焘被历代旧史家誉为”史才“、”良史’的确，通览《长编》，其取材之千赡，叙亊之谨严，给人留下至为深刻的印象。但是李焘囿于对王安石及其新法固有的成见，使他在取材、叙事，均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的思想烙印《宋史陆佃传》云，元佑编撰《神宗实录》时，陆佃“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辩，大要多是安石，为之晦隐，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 ' ”那么李焘编撰《长编》无疑是尽用元佑史官之意，从这个角度而官，称其为滂书也并不为过“因而，今天在依据《长编》研究王安石变法时，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三）虽然李焘主观上要掲露和贬斥王安石及其新法，即所谓力辩”邪正心迹“，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仅保留了有利于反变法派的各种资料，而且兼存了大量以供”厉阶可鉴“的变法派活动的历史资料，其中许多散失的资料，因《长编》才得以保存些许片断，如《王安石日录》。就研究王安石变法的资料的丰瞻而，在今传宋人资料中无出其右者。所以抛开李焘个人的政治成见，运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贯新诠释午焘用以证明王安石变法乩祖宗法度罪责的珍贵资料，从而更真切地认识五安石变法的本来间貌，这大抵是李焘所始未料及的，这也正珐客观历史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辩证法附论：《长编》节本与王安石及其变法一、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南宋杨仲良撰，150卷。杨仲良据李焘《长编》分门别类，以北宋九朝，各为事目，取李焘原文，旨尾连贯，依年月顺序，采缀成篇。据考证”仲良之名不见于书中，卷端有宝佑丁已，庐陵欧阳守道序，亦不言着书人姓名，而陈均九朝编年引用书目屮有之，云：《长编纪事木末》杨公仲良，故知此事山仲良手。然其书不见于《宋史艺文志》。而赵希弁、陈振孙、马端临渚家亦皆不着录。近代藏书家惟季振宜、徐乾学两家奋之。徐目云：阙-百一十四卷至一 -十九卷，今此旧钞本亦阙六卷，又阙六、七两卷，而五、八两卷亦非完帙，较乾学藏本盖又多阙佚矣。据守道序，此书宝佑元年刻于庐陵郡斋，贡士徐琥重为校刻，则宝佑五年也。“纪事本末体始创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四库馆臣以为”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枢乃自出新意其特点有二：一是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二是经纬明晰，节目评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通为一贯，前古之所未见也，章学诚也认为纪事本末体“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正是因为纪事本末体有如此特点，它在寓褒贬于叙事，或评价治乱兴亡的历史就较纪传体、编年体、典志体有更多的优越性和更大的直观性，它可以使读者：”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泣也，“通观《长编纪事本末》
　

　不难看出杨仲良深知李焘叙北宋九朝史事的大体和经纶，网罗隐括，一览然，尤其是深能体会李焘对王安石变法”厉阶可鉴“和”惟是直书王安石之罪“的编纂宗旨。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要点：
　　所编神宗一朝史事篇幅最大，该书150卷，其中太祖、太宗各七卷、真宗十四卷、：：宗二十四卷、英宗四卷、神宗三十四卷、哲宗二十六卷、徽宗二十八卷、钦宗六卷。神宗在位不足19年，比太宗、真宗、仁宗、徽宗在位时间短，不是北宋在位寸间最长的皇帝；而今传520卷本《长编》神宗朝缺治平四年四月至熙宁三年三月，卷（209—354卷），而哲宗朝缺元佑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元符三年二月至十二月纪事，共计65卷（355—520卷）。神宗朝亦不是《长编》篇帙最多的，但杨仲良却以34卷的篇幅记述神宗朝的史实，显然是对神宗一朝最为关注，而神宗一朝的大事即在于变法。
　　仅从标题即能看出杨仲良把李焘在编年体着作中不宜直陈的观点，用是非分明的语言表述出来，如卷五十八吕诲弹王安石；卷五十九、卷六十王安石事迹上下；卷/十一吕惠卿奸邪、李定奸恶；卷六十三王安石毁去正臣；卷六十四王安石用小人；卷六十五常秩擢用。对于新法杨仲良专列了卷六4八、六十九青苗法上下，卷七十役法，卷七十一保甲，卷七十二市易务（附免行），这几项新法是熙宁时期反变法派认为最为害民的。
　　卷八十一标题有圣听、政绩两个节目”圣听“一节中主要记述神宗终身不受尊号，关心民众疾苫、蠲免天下欠贷、牛活俭朴、不尚奢华、对两宫恪尽孝道。”政绩“一节则记述神宗增天下选人廪给、诏定职田、设提举太医局救死扶伤、重修都城、从善如流等，只宇不提变法。对于宋神宗来说他的一生荣辱都与支持王安石变法和主持元丰新政紧密相关，神宗一朝政绩莫过于变法的成败与否，但杨仲良却把神宗的”圣听“和”政绩“与变法活动割裂开来，其目的只有一个，即体现绍兴本《神宗实录》、李焘《长编》”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神宗之圣“的撰写原则和方法。
　　如前揭李焘在《长编》注文中引陈璀和林希的观点来表明自己对王安石及新法的褒贬态度，杨仲良在编撰《长编纪事本末》时在保留不多的原注文中，特别保留了元佑本《神宗实录》、绍兴本《神宗实录》及国史、陈璀《四明尊尧集》、《林希野史》对新法的辩证批判文宇，这样做既继承了李焘治史的严谨风格，同时也加强了抨击王安石及新法的力度。
　　二、陈均《九朝编年备要》
　　《九朝编年备要》（乂作《皇朝编年纲目备要》）陈均撰，30卷。
　　陈均，福建莆田人。绍定二年，真德秀为该书作序云莆田陈君均，以其所辑皇朝编年举要弓备要之书合若干卷，踵门而告，曰均之幼也，侍从枏丞相正献公，获观国朝史录诸书及眉山李氏《续通鉴於编》，意酷嗜之，独患篇帙之繁，未易识其本末，则欲删繁撮要为一卜；，以便省阅。时方从事华子仆未之能也，晚滞场屋决意复藏林壑间，又以出人当世名流之门，得尽见先儒所纂次，若司4文止公之《稽古录》、侍吵徐分度之《国纪》，以及《九朝通略》等书，亡虑卜数家，博考而互订之，于是辑成此编，而纲本李氏，而其异同洋略之际，则或参以他书。昔尝读朱文公通鉴纲月，叹其义例之精密，盖所谓纲者，春秋书事之法也，而所谓目者左氏备言之体也。
　　自坷马公目录举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观者亡复遗憾。均窃不自揆辄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书法或寓褒贬于其间，均今所书则惟据事实录而巳，不敢尽同文公之法也。愿一言以述之，何如德秀读其书弥月始尽卷，则喟然曰，美哉书乎，圣祖神孙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业，赫赫乎，铿铿乎，备于此矣。然综其要而求之，则自艺祖以来，凡所以析天水命垂万世无疆之体者，大抵弗越数端。盖其以仁立国而不杂五伯权利之谋；以儒立教而不溷百家杂驳之说；求治宁悠缓而不为一朝迫切之计；用人宁朴纯而取小而轻锐之才。嘉佑、治平以前廊庙之于谟，缙绅之论建，相与葆卫扶椬，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熙宁辅臣出新意改旧法，高谈古始，旁祖管商而国脉病矣，名为尊经，实尚空寂而学术荒矣。
　　谓参苓蓍术急于起疾而一切杂进者，皆决肠破胃之药，根本安得而弗伤，谓鼎鼐琮璧不足以适用，〖1错然前陈者，皆奇俭淫靡之具，风俗安得而弗坏，章、吕鼓其波，二蔡炽其炎，更倡递述至于黼贯极矣，此其所以致乱也。凡百有六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叹、可愕者一揽而尽得之，真我宋于万年之龟鉴也……真德秀的这篇序文向读者很好地介绍了《九朝编年备要》，由此可知：一、该书取材主要来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兼取国史、实录等十数种文献；二、编写体例仿照朱熹《通鉴纲目》；、虽然陈均自言不敢尽依朱熹寓褒贬的编写手法，但在按实录所载史实的叙述中，已经充分表现出了他的编写宗旨和的，诚如真德秀”综其要“所概述的，把王安石变法作为致乱祸源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这一点上，他与李焘别无。：：致，且较李焘有过之时无不及。纲目体的编写方式比编年体对新法及￡安石的攻击更直接、更集中。
　　臂如卷十八，己酉熙亇二年春二月，纲：王安石参知政事目：……初，上问孙固曰：安石可相否，间曰：安石文行甚高，侍从献纳其选也，宰相自有度，安石为人少容，恐不可。
　　安石既执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为太平可立致，虽司马光亦以是望之。吕诲任中丞将对，光为学士侍讲，亦将趋资善堂，相遇并行，光密问曰，今日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曰介甫命下之日，众喜得人，奈何论之。诲正色曰：君实亦为此言耶，安石好执偏见，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为从官则可，登政府，则天下必受其弊，语来竟，闾门追班，光退，终思之予得其说，既而缙绅间有传其疏，光往往疑其太过也。
　　初，治平中，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雍曰杜鹃洛阳旧无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
　　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闻社鹃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春秋书六鹚退飞鸲鹆来巢气使之也，至是雍言果验云。
　　以上对王安石初任执政的评议文字，大致始见于《邵氏闻见录》，陈均单选这三条旨在攻壬安石的”遗闻“，其目的一眼便知即为直书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作铺垫。
　　其次，对反变法派的言论记载颇详，如熙宁二年”六月吕诲罢’“八月贬刘琦钱颉范纯仁罢苏辙罢”；熙宁三年“三月孙觉、程颍罢”、“四月吕公着、张戬等罢”、“七月徙欧阳修知蔡州、治秀州狱、贬祖无择”、“出苏轼”、“九月曾公亮罢”、“司马光罢”、“陈升之罢”、“范镇罢”；熙宁四年欧阳修致仕，“富弼坐格青苗徙判汝州”、“杨绘、刘挚罢”。在这些纲下，陈均用较大的篇幅记述了他们反对王安石新法的过程和所上论章，这些论章无不以声讨和指斥新法为宗旨，至于具体内容已在讨论《诸臣奏议》中详述，不复赘与此相对应，在述及变法派时，笔锋一转，把他们都描述成一帮小人，且看在熙宁三年四月以“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罢徙朱敏求等职”纲下云范育前后七奏定不服母丧，且乞罢免台职，其言口‘天下之恶先治其大者，而定背母丧无亲，法所当治，今置不孝之人在天子左右，臣职在纠弹此而不正，焉暇其他。今王安石上诬天心，下塞公议，朝廷虽可惑，李定之心安可欺，亦自御史里行迁崇文院校书又如在熙宁四年四月以常秩为右正言纲下，曰：秩，颍川人，举进士不中，退在陋巷为学自得，尤长于春秋，尝谓孙复所学商君法耳，步过六尺与弃灰于道者，有诛不近人情甚声。皇佑中，欧阳修为州，刘敞、王回与之游，闻秩居里巷有节行，间亦与之燕集，由此知名。嘉佑五年用胡宿荐命为本州教授，英宗召之以疾辞，至是有仕进意，二公与秩谈时政，秩以时政为是，修随折之，安石命本郡以人船送秩赴阙，至京师馆于太学。召对，所以久不起之意，秩对先帝召臣以官，故臣不敢至，陛下不以官召臣，臣所以起，大悦。又问安石、公着优劣及时政是非，秩对靑苗等事皆合古义，安石知经知道，公着不知经不知道，修浮文为长，明口遂除。修自去颍，每为诗思颍，无不及秩，公着荐之尤力，一曰。秩为安所诱，二人大失望遂不复相见。初吕惠卿、章惇辈事修，亦甚谨，及修老失势不复顾，修归颍，又失秩，终自身咎，以为知人之谬。
　　这段记述实则是李焘《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四年四月甲戌条正文后的注文中所引《林希野史》的一段话，李焘尚不作为可信的史料而人正文，陈均却以此来作为注解常秩的主要材料，于此亦可见陈均在抨击王安石集团方面较李焘走得更远、更激烈。
　　又如在熙宁四年七月王秀为崇政殿说书纲下，曰：“秀，安石子也，为人剽悍，无所顾忌，安厶与弟安国内首穷经，咢从旁剽闻，而卜’笔贯穿，未冠巳着书数十万言，年十二时，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叹此可拊而有也，故安石力主王韶议，雩既登第，安石暴进用，执政多少年，秀尤欲与选，乃与父谋，円执政子虽不可与事，惟经筵可处，安石欲知而自用，乃以秀所作策三篇，及注道德经镂鬻于市，遂传达于上，而邓绾、曾布等又力荐之，遂有是命，人谓安石必辞，乃殊不然，但为秀一状甲堂便自受勅。”此段记载“……力主王韶议”之前文字取《长编》卷二百一。十六，熙宁四年八月己卯条正文，之后文字则取自李焘在汴文中所引《林希野史》政府客篇的记述。陈均将《长编》的正文和注文糅合在一起作为他所依凭的事实根据，显然在选择史料的态度卜够严谨的，同时也反映他有意把变法派人物视作见利忘义、不忠不孝的乌合之众的一种主观动机。
　　要之，朱熹在评价自已编着的《通鉴纲目》时说，“纲举而不烦，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通观陈均的编着可以说也是忠实地贯彻这一宗旨，即王安石乱国，如指诸掌。

二、章衮、陈汝铸对王安石新法得失的评议如果说陆九渊、吴澄、虞集的祠堂记和序文人都着眼于王安石的人品和学说，那么明嘉靖丙午年（546），章衮则主要是从新法的得失的角度为王安石正名。章衮，字汝明，临川人，嘉靖癸未年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着有《章介庵集》11卷。是集《四库全书》未收录，有存目提要一篇、，提要云广序王临川集几万，极论新法之善。谓元佑若能守而不变，孰非继述之善，又论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于先，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于后，遂使国论屡摇，民心再扰云云，毅然翻久定之案，可谓桑梓情深矣。”
　　可见章汝明为重刻《王临川文集》所作的序言，是《宋史》刊刻以后第一篇正面评价王安石新法的翻案文字。该文“几万言”文字较长，大致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王安石新法的得失。首先分析变法前北宋的社会危机形势宋之有天下，燕云尽失，契丹已强于北，元昊继起，兵力又夺于西，不能数战，则其势不得不出于求和，转输金缯，每岁不赀，卑体甘言，惟恐挑祸。“”治平、熙宁之际，别下弊，纲纪法度，根本枝叶，无不受病，臂如中年之人，虽容色言动，无异少时，然纵恣之余，腹心肝鬲之疾，缠绵胶锢，待时而发，此盖断然不容怠忽玩愒之时也广说明王安石变法是当时社会危机的产物，势在必行。
　　其次对青苗、保甲、雇役、市易、保马等新法的原意和大旨评议。关于青苗法。“今考当时常平仓，司马公所谓三代之良法，放青苗之害小，废常平仓之害大者也。然积滞不散，侵移他用，平时既无补于贫民，必待年凶物贲然后出粜，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辈。况谷贵则减价而粜，惟富为能应其粜，谷贱则增价而籴，惟富民为能应其籴，贫民下户，既无可粜，又不能籴，势不免于借贷。苏颖滨（辙）曰：天下之人，无田以为农，无财以为商，禁而勿贷，不免转死于沟壑。使富民为贷，则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脱衣避屋以为质，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其贲贱，时以国服为息。今町使郡县尽贷，而任之以其土着之民”，颖滨此论，则公所行身苗钱之法也。
　　“然则青苗钱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敛补助之政也。”

章汝明以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若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看有四点：1.宋初以来养成因循老成的社会风尚，反对打破常规的革新；2.王安石盖世英才，加以南人骤贵，遭到疏远之臣的嫉恨；3.宋懦好据经泥古，轻实践；4.坏于新旧党争。二、若从荆公自身的蔽误看亦有四点：1.操之过急。
　　”欲速之弊不免矣。“2.谋划不周2 ”以道徇众则事功无必成之望。“不能善待”异议“者，反欲以诛罚胜之。4,始用小人，终为小人所误。⑩章汝明的这篇序文对王安石新法的评断，可谓是条分缕析，颇中要旨，并不失公允。特别是强调新法其重心在于”以救其失“，而批评反对派攻击王安石变法”恶公而半反其法“，都是很有史识的见解。
　　与章汝明约同时代或稍晚的另一位”邦人“陈汝锜亦从反对派攻击新法的曲直为王安石作辩护。陈汝锜，字伯容，江西高安人。嘉靖中由贡生，官建阳训导。他是《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陈邦瞻的叔父着有《国史总》、《甘露园》长15 6卷，短书11卷，其中”力为王安石辨冤作史谤一十九条“陈汝锜的观点与章汝明相近，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新法本身没有什么错，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用事诸臣，推行大过，浸违初旨者，比比有之，此则介甫所不得不任其咎者“，怛反对派不应因此而迁怒于王安石的新法政策，更不应迁怒于所与之人”岂惟迁怒于其法，且并迁怒于所与之人，而俾之无所容于天地，如李定是巳。定之自秀州人也，举朝喙啮为匿服不孝，而定自辨实不知为仇氏所生，疑不敢服，故以父老侍养解官。本传亦谓定分财赈族，家无余资，得任子以与兄息，死之闩诸子皆布衣，用情厚矣世有厚于宗族与兄之子，而反薄于其母乎？世有能解官侍养父，而不能持所生母服乎？此事理之必不然者。今徒以附合新法之故，横而被之以不孝之名，不以本传求之，一往污蔑，无浣濯之路矣。呜呼！厚士而忍污蔑之甘心焉，又何怪良法而不哓哓争，曰罪之魁而祸之首也。“二是一反南宋初以来把安石作为北宋亡国的元凶的观点，而是把司马光推至北宋亡国之罪的被告席上，他首先批驳了靖康之祸源于新法的论点，因此篇文字系首次阐发这一观点，故引录原义于下：
就是11楼的那个

六）对章惇的评价对熙丰时期的变法派，王夫之一概斥为小人。但对章惇的评价却能一分为二，”章悖之邪，灼然无待辨者。其请经湖北蛮夷，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赏，宜为天下所公非，亦灼然无待辩者。然而澧、沅、辰、靖之间，蛮不内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迄今为文治之邑，与湖、湘诸郡县齿，则其功又岂可没乎？惇之事不终，而麻阳以西，沅、溆以南，苗寇不戢，至今为梗。近蛮之民，躯命妻子、牛马，粟麦莫能自保。则惇之为功为罪，昭然不昧，胡为乐称人之恶，而曾不反思邪？乃若以大义论之，则其为功不仅此而巳也惟然，而取蛮夷之士，分立郡县，其功溥，其德正，其仁大矣。“不难看出对章俘开梅山的历史功绩，王夫之与明朝人杨慎同样采取了不因人废言的客观态度，给以中肯的评价。
　　七）对元佑更化的评价自南宋以降至明朝，元佑诸贤和元佑更化几乎得到十人学者的一致褒扬，而王夫之则独树一帜给以严厉的批评，其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元佑诸臣，特别是同马光不能因势利导，不能把握政治斗争已出现的有利条件和优势地位，”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与天争，而天且去之矣。夫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此之不察，乃曰：’天祚社稷，必无此虑。‘天非不祚宋也，谋国者失之于天，而欲强之于人以居功而树德者为之也王夫之把元佑诸臣一味攻新党喻之为“牛之斗虎，已毙而斗之不已，牛乃力尽而死”，倒有点形似。司马光其所以不能因势利导的原因，主要是温公个人政治素质存在严重缺陷所致，即“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废实，二曰防弊而启愚，三曰术疏而不逮虽以温公经济之实学，上溯威烈，下迄柴氏，井井条条，一若冃击而身与之，然至于此（指佐帝土治国）则有茫然若群川之赴海，徒见其东流，而不知归墟者何天之池矣。则虽欲胪列租税之所登，度支之所余，内府之所藏，州县之所积，计其多寡，而度以应人主有为之需，固有莫扪朕舌而终以吃呐者则学之不适于用，而一听小人之妄为意计也，其能免乎？”因而王夫之讽刺说元佑更化与王安石变法“何异两盲之相触于道，其交谇也必矣，”
　　第二，元佑更化未能集中王安厶变法的要害。王夫之认为宋神宗因不堪辽夏的欺辱欲有所为，王安石乘机“以桑孔之术动人主于所不察” ’然而实际上宋神宗对宋的积弱国情井不知真相，元佑大臣欲更化，就首先应把宋初以来至宋神宗时国家的财政真相告知宋哲宗，“青苗、均输、农田、水利之所获，一部娄之于泰山”，以免哲宗重蹈神宗的旧辙，从而迷途知返。事实上元佑大臣井没有这样做。于是，王夫之慨叹道，“诸君子不能举此以胜安石之党，且舌挢而不能下，徒以气矜，奚益哉。”致使哲宗亲政后在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第三，元佑更化革除熙丰弊政是对的，但更改的方法和途径不对。即举而仰髙太后，以母改子甚为失策。他的理由是，宋神宗在熙宁后期已开始反悔为王安石所误，“新法之弊，神宗之暮年亦自知之矣”。因此元佑大臣应当“述神宗之志，以遗诏行之，蠲青苗之逋欠，弛保马之孳生，缓保甲之练习，以次而待哲宗于识知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