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

文/ 李治安

2003年，史乐民（PauLJakovSmith）、万志英（RichardyonGlahn）等美国学者提出，在唐宋变革和晚明、清繁盛之间存在所谓“宋元明过渡”，但其编著的论文集内又含有以江南为中心连续探讨中唐至明清社会演进等不同看法。近年，笔者也曾撰写文章，论述了类似问题。萧启庆教授、王瑞来教授也发表讨论近古南、北发展歧异及统合变迁的文章。
“宋元明过渡”说究竟能否成立？南、北地域发展差异与宋元明历史进程之间究竟存在何种联系？唐宋变革和晚明、清繁盛之间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又如何？这些问题相当复杂，恐非一己一文所能论说明白。笔者重点聚焦于南、北地域差别及社会关系的变异，再做如下尝试性探研。

一、元朝的北制本位与北制因素的诸表现
继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后，蒙古铁骑南下，建立了统一南北的元王朝。在元世祖采用汉法的同时，也构建起蒙、汉二元复合体制。这也是君临南、北不同质文明的适应性产物。因军事征服时间先后，反映地域差异的北制及南制（或因素），还相对呈现为前、后两种形态。元朝建立之际的北制及南制，应分别指蒙古草原旧制（包括契丹、女真旧俗遗留）和原金朝统治区的中原汉法。两者在忽必烈即位后的十余年间已大抵完成整合融汇，共同构成了元朝的基本制度。
平定南宋统一全国以后，则呈现新的北制与南制（或因素）的并存。此时的北制，即为承袭蒙古草原制度、金朝后期汉法制度以及若干契丹、女真旧俗遗留的混合体；南制指反映江南社会经济状况的原南宋体制。本文所讨论的北制及南制，主要是指平定南宋统一全国的后一种形态。

根据萧启庆教授的研究，元统一以前的南宋与金朝、南宋与蒙元对峙的150年间，南方与北方的地域差异突出，“经济、人口的逆退及南北不平衡的扩大都是金、元统治的后果。在社会方面，金、元统治不仅造成中古、近世质素并陈的现象，也扩大了南、北区域社会的差异”。吸收萧教授等前贤的研究成果，笔者进而认为，元统一后南方与北方的地域差异依然存在，甚至在国家制度或体制层面亦呈现南、北制因素并存博弈的状况。

姑且不论蒙古草原旧俗被大量保留并在较多领域居核心主导，即使统一南北以后，承袭金朝后期汉法制度与蒙古草原制度混合体的第二种“北制”，更是始终充当元帝国广袤国土的制度本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长期发挥着支配作用。除政治方面的贵族会议、军官世袭、滥行赏赐、民族等级、行省等“北制”形态外，相对于江南南制因素的北制，在社会经济关系等领域又有如下较突出表现：

（一）职业户计制与全民服役
经历唐宋变革，秦汉确立的编户齐民秩序出现松动，宋代以主户、客户附籍，租佃关系亦纳入国家户籍。官府税收和差役，只征及主户，劳役则大大减少。元代职业户计制率先实行于北方。从蒙古早期单一游牧民到诸色户计，似带有社会分工的进步趋向，但又大量蕴含游牧贵族主从奴役惯例；诸色户计大多来自被征服百姓的强制编组供役，不可避免地夹带着草原游牧民至上和其他职业户仆从的色彩，其征服奴役属性显而易见。民户、军户、站户、灶户、匠户以及打捕鹰房、也里可温（景教徒）、和尚（僧人）、先生（道士）、答失蛮（穆斯林）、儒户、医户等等，都必须按照户计名色为官府或贵族提供劳役。

元诸色户计与秦汉“编户齐民”在全民当差上有所相通，但又有不同。秦汉“编户齐民”多是有民爵的平民，有民爵者即享减免刑罚等权利；元诸色户计没有民爵，甚至没有唐均田民享封的“勋官”，对官府或贵族的从属性较强，当差服役的强制色彩亦较突出。元人郑介夫云：“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大体正确。百姓按诸色户计世袭当差服役，与唐宋时期“农民脱离贵族或国家的束缚”的趋势格格不入，也意味着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再度强化。
（二）贵族分封与驱奴私属制
元代蒙古诸王及功臣分封制度又重新盛行，北方尤为严重。贵族议政、巨额赏赐等也长期遗留。驱奴又较多存在，实为蒙元征服掠奴与金驱口旧制相混合所致。所有被征服者都被泛泛视作黄金家族的奴仆。于是，有关“奴告主”、“籍没”、“藏亡”等北俗又较多渗入元代法律中。私属民专为使长劳役，不受官府控制，在蒙古人及汉人中同样比较普遍。尽管不断吸收汉法，分封制与驱奴私属制得到部分改造或限制，但两者的较多保留，毕竟与唐宋变革中“官私贱民依附关系的蜕变”（前揭张广达文）背道而驰。

（三）官菅手工业重新繁荣与匠户世袭制
肇始于成吉思汗征服的官营手工业局院，规模大，役使工匠多，机构繁杂，效益低下。尤其是使用驱奴和匠户，生产关系陈腐。尽管某些匠户“应役之暇”亦可还家工作，但官府局院强行侵占人力和市场，对民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颇多妨碍牵制，显然是对唐宋时期业已发达的民间手工业的倒退。
（四）自耕农略多的土地占有与税粮计丁及劳役恢复
由于金猛安谋克户南徙和屯田军计口赐田等影响，元代北方耕“百亩之田”的自耕农及中小地主居多。北方民户税粮，也模仿唐租庸调法，计丁征收。杂泛力役还没有唐每丁20天的限制。贵由、忽必烈修筑和林、大都曾役使上千民户。汴梁路总管张庭珍修黄河堤防“大发数县民”，“直役一月，逃罚作倍”。成宗初皇太后修建五台山寺，“工匠夫役，不下数万”。表明北方杂泛力役，前后相承，且与丁税共同构成赋役领域的北制因素。

概言之，元职业户计制、分封、驱奴私属、官手工业及“计丁征派”的赋税劳役等，或部分承袭辽、金，或主要来自蒙古旧俗。其形态各异，但无例外体现百姓对官府或贵族的主从依附。此乃元朝北制因素本位的基本内容。诚如萧启庆教授所云，金元北方汉地的一些制度“近似中古”，尚停留在唐朝旧制形态。有必要补充的是，金元，特别是元朝北方汉地制度，实乃唐旧制与蒙古及契丹、女真旧俗的混合体，大抵退回到北方唐宋变革以前的状况了。

二、元统一后北制向江南的推广与南、北制因素的博弈整合
元朝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分裂，也给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元朝社会经济整体上的发展进步，唐宋变革成果在元明的延伸，都有赖于国家统一条件下南、北制因素的融汇互动、博弈整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元统一后上述博弈整合并非简单的先进带动落后，它呈现为北制向江南的推广、南制因素遗留及部分上升且影响全国等较复杂的互动过程。
（一）北制向江南的推广
首先是行省制与主奴从属俗的移植。平定南宋后，效仿陕西、云南等行省模式，相继设立了四川、江浙、江西、湖广及河南五行省。元行省可直接溯源于金行尚书省和蒙古燕京等三行断事官，行省制在江南的推行及其对最高政区建置的改造，同样凸显其北制属性。还用北方式的宣慰司、路、府、州、县及录事司体制替代南宋路监司和州县。又在江南推行投下食邑及户钞制。达鲁花赤，群官圆署及匠官、站官、打捕鹰房官等诸色户计管辖机构等也推广于江南。

忽必烈等将草原主奴从属俗带人君臣关系及官场秩序。至元十六年（1279）九月，忽必烈诏谕：“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在忽必烈看来，宰相等臣僚，都是奴仆，应该勤于职守，效犬马之劳；否则一概诛杀籍没。仁宗加封答剌罕、御史大夫脱欢散官的圣旨说：“他是老奴婢根脚有，台里在意行来”。按草原习俗，奴仆与近贵又混合难分。主子既可对奴仆随意殴杀，又可给予富贵或重任，一概依主子意志为转移。基于此种惯例，世祖朝王文统、卢世荣、桑哥、郭佑等正副宰相，一度权势颇重，但终难逃被诛厄运。元顺帝又步其后尘，被他杀掉的一品大臣据说有5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