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戴氏取宋”及学术界的看法】
“戴氏取宋”，又称“司城子罕取宋”，是战国时期宋国公室政权被宋戴公的后代戴氏夺取的重大政权更替事件。由于史料的缺乏，传世文献中对这一事件并没有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那样详细记载。对此的记述主要来自于《韩非子》中的《二柄》、《说疑》等篇[1]和《吕氏春秋》、《说苑》等书的零散记述，包括：
　　《韩非子．爱臣第四》：“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类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从此术也。”（第31页）
　　《韩非子．二柄第七》：“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百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第54页）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与，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诛罚，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宋君曰：‘诺。’于是出威令，诛大臣，君曰：‘问子罕也。’于是大臣畏之，细民归之。处期年，子罕杀宋君而夺政。故子罕为出彘以夺其君国。” （第475页）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诛罚杀戮者，民之所恶也，臣访当之。’于是戮细民而诛大臣，君曰：‘与子罕议之。’居期年，民知杀生之命制于子罕也，故一国归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夺其政，法不能禁也。” （第477页）
　　《韩非子．说疑第四十四》：“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 （第600页）
　　《韩非子．说疑第四十四》：“又曰：‘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 （第605页）
　　《韩非子．忠孝第五十一》：“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第698页）
　　《韩非子．人主第五十二》：“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简公失其爪牙于田常，而不蚤夺之，故身死国亡。”（第706页）
　　《吕氏春秋．壅塞》：关于齐灭宋之战，“狂而以行赏罚，此戴氏之所以绝也”。[2]
　　《史记．李斯列传》引李斯上二世书：“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3]
　　《淮南子．道应训》：“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4]《韩诗外传》卷七、《说苑．君道》同。
在这些文献中，《韩非子》对司城子罕取宋过程的描述最为丰富，其目的在于以此为例来论述其加强君权，君王通过法、术、势来对臣下进行控制的观点——“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5]。对于司城子罕取宋发生的具体时间以及被劫的宋君是谁，韩非子并没有具体指出。《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漏载了戴氏取宋的事件，“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司马贞《索隐》在“子剔成立”后引王劭按：“《纪年》云宋剔成肝废其君辟而自立也。”[6]。大多数学者便将《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战国中期约西元前355年前后废宋桓侯而自立、最后完成了戴氏取宋的宋剔成君视为《韩非子》中所提到的司城子罕，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最为普遍。如清人苏时学说，“或曰：戴氏之篡宋固然矣，然则其篡宋当以何时欤？按《纪年》云：‘宋易城肝废其君璧而自立。’璧者宋桓侯，而易城肝殆即司城子罕欤？”[7]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亦认为，“剔成肝即司城子罕，‘肝’、‘罕’音同通用，‘司’和‘剔’是一声之转，‘城’和‘成’也声同通假”[8]，此说遂成定论。
但是，如果直接把废宋桓侯而自立、完成戴氏取宋的宋剔成君视为《韩非子》中的司城子罕的话，戴氏取宋就会成为一个权臣直接篡位的突发事件。相比较而言，三家分晋从西元前453年（晋出公二十二年）三家灭智伯到西元前403年（晋烈公十三年）三晋列为诸侯历时半个世纪，而田氏代齐从西元前481年（齐简公四年）田恒杀齐简公专齐国之政到西元前386年(齐康公十九年)田齐列为诸侯，更是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在先秦的历史条件下，权臣在夺取政权之后直接篡位而不先立傀儡对朝政进行控制是不可想像的。即使在后世，王莽在篡汉前先立了汉平帝、孺子婴，曹魏在辅佐汉献帝24年后才篡汉，司马师在废曹芳后立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在弑君后先立魏元帝曹奂而没有直接篡位，皆是如此。所以在更早的战国时期，司城子罕不太可能在“杀宋君而夺政”、夺取宋国政权后立即篡位，完成戴氏取宋。
由于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前期史料的匮乏，司马迁在《宋微子世家》中对战国早期宋国世繫、积年的记载也有重大错误，史学界对于戴氏取宋一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直到清华简《繫年》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

【二、清华简《繫年》中战国初年宋国历史的记载与戴氏取宋】
清华简是2008年夏从香港文物市场中抢救回来併入藏清华大学的重要战国楚简，其中的《繫年》共分为23章，记载了从西周初年到战国早期的历史，可与传世文献和《竹书纪年》对照阅读，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特别是第20章到23章的战国早期部分，可补传世文献所缺，尤为重要。现引用2011年底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与战国早期宋悼公有关的部分，释文儘量用通行文字写出：
　　第21章：“楚柬（简）大王立七年，宋悼公朝于楚，告以宋司城[立皮]之约（弱）公室。王命莫嚣昜为率师以定公室。城黄池，城瓮（雍）丘。……”
　　第22章：“楚圣（声）桓王即立（位），兀（元）年，晋公止会者（诸）侯于任，宋悼公将会晋公，卒于●。……”[9]
从简文中可知，宋悼公去世于西元前407年（楚声王元年），而根据《史记．宋微子世家》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中司马贞《索隐》在“悼公八年卒”后所引的“按纪年为十八年”，可知宋悼公在位十八年，即位时间为西元前425年（楚简王七年），正好是简文中其出使楚国的那一年，由此可订正《史记》中错误的战国早期的宋国世繫与积年：
　　宋后昭公：西元前469年至西元前425年
　　宋悼公：西元前425年至西元前407年
值得注意的是，宋悼公在楚国“告以宋司城[立皮]之约公室”，[立皮]从立从皮，读音与喜相近，疑为皇喜（详见下文），即《韩非子》中取宋的司城子罕，由此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戴氏取宋开始发生的时间。宋悼公在刚刚即位的情况下，没有在国内认真准备先君丧事，而是立刻亲自出使楚国讨论宋公室被权臣制约的问题，反映了此时宋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严峻。联繫到“司城立皮”与司城子罕官位的相同、读音的相似，我们可以得出：《繫年》中记载的“宋司城[立皮]之约公室”极有可能就是《韩非子》中多次提到的“司城子罕取宋”，司城子罕夺取宋国政权，开始“戴氏取宋”的时间其实是在战国早期的宋后昭公晚年，而非此前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战国中期。结合《竹书纪年》中记载的西元前355年前后宋剔成君“废其君壁而自立”、最终完成了“戴氏取宋”，可以看出戴氏取宋也和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一样，是一个持续了七八十年的历史进程，宋后昭公被劫后的宋悼公、宋休公、宋桓侯三代皆为掌握宋国朝政的戴氏的傀儡。
从一些传世文献的蛛丝马迹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宋国前后有两个昭公，《吕氏春秋．恃君览第八——召类》高诱注中有“春秋子罕杀昭公”[10]，就有可能是将春秋时期被襄公夫人和公子鲍联合杀害的宋前昭公（“昭公出猎，夫人王姬使卫伯攻杀昭公杵臼”，《史记．宋微子世家》）与宋后昭公时期的司城子罕取宋相溷淆。清末孙诒让在《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上》中对此就认为“考宋有两昭公，一在鲁文公时，与墨子相去远甚；一在春秋后鲁悼公时，与墨子时代正相当。子罕所杀宜为后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时’，则误并两昭公为一耳”[11]，明确提出司城子罕取宋发生在战国早期。另外，《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全文引用的邹阳《狱中上樑王书》中提到“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汉书》误作子冉）[12]，提到战国早期的墨子与一位名为“子罕”的宋国大臣是同一时代。由于传世文献中没有提到墨子被囚，对于此句和墨子仕宋的年代许多学者都有疑惑。孙诒让对此则认为，“《宋世家》虽不云昭公被弑，然秦汉古籍所纪匪一，高说不为无征。贾子《新书先醒篇》、《韩诗外传六》，并云昭公出亡而複国。而说苑云子罕逐君专政，或昭公实为子罕所逐而失国，因误传为被杀，李斯、韩婴、淮南王书并云劫君，劫亦即谓逐也，亦未可知”[13]。
从清华简的记载中看，不得不赞歎孙氏的先见之明，只是由于“剔成肝即司城子罕”的主流观点之盛行，孙诒让的看法长期以来并不被学术界所接受，如杨宽《战国史》中就认为“至于孙冶让《墨子间诂》中的《墨子传略》，认为司城子罕所杀的为战国初期的宋昭公，是不可信的”[14]，甚为可惜。
另外，贾谊的《新书．先醒》中记载了“昭公出亡”的故事——
“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呜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数百人，无不曰吾君丽者。吾发政举事，朝臣千人，无不曰吾君圣者。吾外内不闻吾过，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于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疄餕，昼学道而夕讲之，二年美闻于宋，宋人车徒迎而復位，卒为贤君，諡为昭公。”[15]
《韩诗外传》卷六、《新序．杂事》同，极有可能就是司城子罕取宋后“遂却宋君而专其政”的结果。《韩非子．说林下第二十三》中也提到了白圭与一位被称为“宋令尹”的人的对话，“白圭谓宋令尹曰：‘君长自知政，公无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务名，不如令荆贺君之孝也，则君不夺公位，而大敬重公，则公常用宋矣。’”[16]考之春秋以来宋国官制，并无令尹一职，白圭生活于战国早中期的魏文侯至魏惠王年代，此位专宋之政事的“宋令尹”或为戴氏取宋之后的某位司城子罕后代与宋剔成君先祖，在戴氏取宋后为掌握政权而世代担任新设立的令尹一职？亦未可知。当然也有可能是篡宋前的剔成肝。
总之，《清华简．繫年》中对宋悼公在位时间与事蹟的记载，纠正了《史记》的错误，并厘定开始了戴氏取宋的司城子罕生活在战国早期的宋后昭公时期，与战国中期最终完成了戴氏取宋的其后代宋剔成君并不是一个人，戴氏取宋也和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一样，是一个持续了七八十年的漫长的历史进程。

[1]《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2]关贤柱、廖进碧、钟雪丽注译.《吕氏春秋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第877页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第2559页
[4]刘安.《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
[5]《韩非子•人主》.第705页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632页。按：中华书局作“易城盱”，此从清武英殿本
[7]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页
[8]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版.1998.第174页。周勋初《韩非子校注》[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苗永立《周代宋国史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亦持此说。
[9]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北京：中西书局.2012. 第189、192页
[10]吕不韦.《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孙诒让.《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9至690页
[1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第2473页
[13]孙诒让.《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90页
[14]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版.1998.第174页
[15]贾谊.《新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6]《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第265页
[17]《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宋华亥、向甯、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18]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以上皆见《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19]《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20]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21]《论语•宪问》
[22]《论语•八佾》
[23]《吕氏春秋•诚廉》
[24] 班固.《汉书》[M] 卷六十七《杨胡朱梅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5] 班固.《汉书》[M] 卷十《成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此事始末的详细过程可参见《汉书·杨胡朱梅云传》
[26] 《孟子•滕文公下》
[2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632页
[2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32页
[2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899页
[30]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558页
[3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568页
[32] 钱穆.《先秦诸子繫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3] 班固.《汉书》[M] 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4页
[34]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第43页
[3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730页
[3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52页
▇▇▇▇▇▇▇▇▇▇▇▇
【先秦中国】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漢唐宋明中国】
《晋书．卷十四．志第四．地理上》
幽州。案《禹贡》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凉州。案《禹贡》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为狄............ 汉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后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汉改周之雍州为凉州，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益州。案《禹贡》及舜十二牧俱为梁州之域，周合梁于雍，则又为雍州之地。
《晋书．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
交州。案《禹贡》扬州之域，是为南越之土；广州。案《禹贡》扬州之域，秦末赵他所据之地。

顶

顶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