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从某些方面来看这句话的确很有道理，但是不要忘了，历史这个小姑娘虽然可以任人打扮，但你无论怎样打扮她都是个小姑娘，就算你给她女扮男装了，那也是个假小子，明白了这个道理再看历史的时候就不会轻易被误导了。
　　如何判断《竹书纪年》里面与《史记》等书相冲突的内容的真假呢？在没有挖到足够的史料作为证据以前直接从内容上推理是很难下结论的，所以，我们得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哪个角度呢？魏国，这本书出自魏国，魏国的出现三家分晋的结果，三家分晋又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分水冷，意义深远。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描述了三家分晋：“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在三家分晋以前，慑于*河蟹*的名声太坏、后果严重，实力再强的卿相都不敢篡夺诸侯之位，春秋五霸都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干私活的，明面上绝对不敢乱来，现在周天子却把韩、魏、赵三家封为诸候，此举纯属是在鼓励*河蟹*，之后天下就彻底乱套了。
　　魏斯被封为魏文侯以后魏氏家族的胃口更大了，魏斯的孙子魏罃又搞了个“ 五国相王”，与韩、赵、燕、中山等国家相互称王，本来周室是希望用封侯的方式拉拢一下魏氏家族的，结果适得其反，人家彻底反了。但是，魏氏家族的所作所为毕竟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在那个年代，一个政权如果没有合法性很容易被人找个理由灭掉的，魏氏家族应该如何为自己找到合法性呢？从当时诸子百家的学说里是找不到的，周朝立国以来的政治传统也不支持，怎么办呢？《竹书纪年》一书出现了。这本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按这本书的说法，上古就没有禅让，只有血腥的政变，既然如此，三家分晋就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了，魏罃自立为王也就完全正确了，魏氏家族身上的道德包袱就可以卸下来了。魏氏家族搞出这本书来本来是大逆不道的，却没被诸侯讨伐，原因何在呢？当时各家诸侯都象魏氏一样有争夺天下的野心，既然魏氏愿意出头为大家造舆论洗白，各家诸侯当然是乐见其成的。
　　灭智氏起于魏氏，三家分晋起于魏氏，五国相王同样起于魏氏，足见魏氏家族虽然出身比其他称王的诸侯低，只是卿相，却是非常积极上进的*河蟹*派。有人愿意在前面开路，各家诸侯也就高高兴兴得跟在後面了，*河蟹*的舆论支持就是《竹书纪年》。《韩非子·说疑》中有一句话，“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是韩王的儿子，韩国也是灭智伯、分晋和五国相王三大事件的参与者，韩非子能说这些事做得不对吗？跟《竹书纪年》的口径一致才符合韩非子的身份。

　　第二，这本书的结构跟《史记》不一样，是编年体，《史记》是记传体，编书的人用心良苦。这两种文体有什么区别呢？记传体每篇记录一个人的平生，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一目了然，编年体按年份分隔内容，看一个人物就象看草原上羊群里的一只羊一样，根本分不清它要去哪里。如果用记传体来写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从少年立志到功成名就人品操守清清楚楚，是非功过明明白白，盖棺定论非常容易，但用编年体就失去了焦点。
　　魏斯父子是*河蟹*的领头羊，如果用记传体写世人一眼能看出他们爷三个是逆首，用编年体就不一样了，当时“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按年份写每年都有一堆诸侯大夫们胡来，魏氏家庭就不显眼了。本来他们家是始作俑者，现在连影子都不好找了。

　　第三，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史官在《竹书纪年》一书中对灭智伯、三国分晋、五国相王这三件最能给魏氏定罪的事情上全都进行了隐形处理，灭智伯的晋阳之战和五国相王事件书里没有记录，三家分晋也只记了一句话，“二十三年，王命晋卿魏氏、赵氏、韩氏为诸侯。”魏氏的*河蟹*行为不见了！
　　现在大家都看明白了吧，魏氏家族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打扮了历史这个小姑娘，为了给自己家族开脱罪名把上古的禅让史都篡改了，小姑娘被他们打扮成了个假小子，可他们依然露了马脚。既然血腥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较量是合理的，一直都存在，你们把灭智氏、分晋和自立为王这三件大事情藏起来干什么？如果革命是合理的，这三件大事可是魏斯爷三个的盖世功勋所在，应该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才对！藏起来不是掩盖领导人大功吗，史官不想混了？史官当然不傻，不写清楚的原因只有一个，魏氏家族做贼心虚，史家替他们打埋伏。
　　史官是一份非常难做的工作，不实事求是不行，实事求是得罪了当权者又容易丢命，比如春秋时期的齐国，太史记录了“崔杼弑其君”一事，崔杼一怒之下就把太史杀了，崔杼又命太史的弟弟改写，结果对方照写不误，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杀了，之后太史的二弟仍然照写，在外地的南史氏听说崔杼连杀两位史官，赶紧往都城赶，准备照写。崔杼一看再杀就彻底犯众怒了，只好罢休。董狐秉笔直书的故事也是大家熟知的，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也忍受了宫刑，多么不容易！

就尧舜“禅让”问题上，清华简和《竹书纪年》严重分歧，现在搞清楚了，三晋诸侯为粉饰其祖辈弑君乱晋恶迹，不惜篡书改史，乃至厚诬上古贤人。据说伊尹篡商一段，也遭殷墟卜辞严重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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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见赵盾，感动得自杀——这情节基本就是主角龙傲天的三流网文。

一般脑子正常的人不会为了吹赵来否定田齐，毕竟齐国围魏救赵，大恩是明摆着的事。大舜也是历朝历代都公认的圣王大贤。这货还拿着赵盾祸乱晋国的那档子破事吹捧赵盾这个咸鸭蛋 ，称赵氏是晋国霸业功臣首屈一指的窃国大豪杰云云，没把晋文公、先轸气活过来。。。
其实董狐直秉笔直书赵盾弑君就是直指赵盾就是晋灵公被刺案的幕后主凶，背后主使者，赵盾的任何诡辩之辞都不成立；这厮还擅杀公子，背信弃义邀击秦军，丝毫没把晋文公的培育之恩放在眼里。他主政的晋国，名声不是一般臭，直接导致了晋国在邲之战中落败。
晋灵公的上台，不是它期盼的，它本来是主张拥立有秦国背景的公子雍的，还擅自派人杀了有另一波大臣支持的公子乐，这都是晋文公的儿子啊！但晋灵公的母亲抱着年幼的晋灵公哭闹之后，赵盾便怂了。它害怕晋灵公的母亲。于是置晋国的利害关系于不顾，出尔反尔攻击护送公子雍归国的秦军，是为令狐之战，至此秦晋关系彻底破裂，为晋国在邲之战的落败埋下伏笔。
赵盾要是不无耻它就不叫赵盾了。晋襄公去世，灵公作为太子本应该继位，可是赵盾借口晋灵公年幼曾打算改立公子雍。有这层龃龉在，就明白晋灵公为何看赵盾不入眼了。赵盾也害怕晋灵公施加报复，且一直对晋国大权存非分之念，因此弑君的动机是存在的，董狐直指赵盾是幕后真凶可谓一针见血。
这货居然也好意思打着大尧的幌子来栽赃田齐。史书记载晋国范氏是大尧的后代，我盛赞田成子收容范氏、中行氏，保留圣王大尧的一滴血脉，这货却指责田陈没有帮赵家除害，是打算祸乱晋国之举，真是丧心病狂，一切以赵盾家的是非为是非。其实对这段历史有了解的人都很清楚，范氏、中行氏是卿族斗争的牺牲品，此事全系赵鞅杀害同族的邯郸午（赵午）所引起。范氏、中行申讨赵鞅骨肉相残，滥杀无辜，连当时的晋国国君最初也站在范、中行一边。由于韩、魏、智三家支持赵鞅，范、中行不支而败逃齐国。
史书记载：“鞅奔晋阳，晋人围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当时赵鞅自残同宗引来晋人围攻，当时的晋国国君都定性为赵鞅叛乱！要不是智氏与其他两家联手伸出援助，赵鞅这厮早就身死族灭了！可是赵鞅的儿子一代丑男赵无恤却忘恩负义地将智氏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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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池之役，吴王夫差战胜晋于黄池，赵孟舔吴，私许吴为霸主，订盟曰：好恶同之。寻而句践破吴，赵孟降于丧食，派人对吴国主子说，对不起吴王您了！越国灭吴，赵孟转而投向越怀抱

当然《左传》说黄池之会，是晋国占了上风。然而基于《左传》一贯占在晋卿视角替赵氏洗白的不靠谱立场，这种说法是很有问题的。其他史书如《国语》、《公羊》、《榖梁》，都认定吴国主盟。战国时期比较活跃的三晋辩士也几乎没人采纳《左氏》的说法拿黄池来吹赵鞅。。另外，黄池之会，晋国方面如果神奇地看出了吴王“有墨”，是因为“国胜”、“太子死”，有衰败的迹象，那还积极地跪舔、巴结吴国干嘛？？“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

赵盾连公子、国君都敢杀，更别说贬斥一个寡妇了。。
当然杀文公子及晋灵公还不能够算最无耻的。最无耻的莫过于赵氏史官编排晋君之死是由于赵氏祖宗厉鬼作祟。
《左传·成公十年》：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
自有生民以来，能黑国君到如此地步者，赵卿可算得上第一人。

晋景公有可能是赵氏势力报复暗害致死，能这样抹黑国君也是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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