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就听说，金庸先生的神智，有时已经不很清楚了。这样绝顶聪明人，竟部分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深深感到“造化弄人”的荒谬与残忍。
曾经暗暗想过：以这样的状态离开，在先生自己，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若今日离世的，是神智始终清明的先生，我心当有更多不舍。
在网上，听人读《诗经》，正读到有关祭祀的几个篇章，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很突兀，竟不觉如何的心痛。
半小时后，才觉一颗心慢慢抽紧，而终于泪目。
恍然想起维吉尼亚·伍尔夫，写在日记中的几句话：
在海报上读到“名小说家去世”……这个下午多么阴沉。……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当像斯·本这样一个作家去世时，一个人的反应是往里收缩。“此地”与“此刻”，再也无法被她照亮。是生命本身在收缩。
说得真是好，於我心有戚戚焉。
初读金庸小说，坚决不相信是出于今人手笔。金庸小说与我以前读过的古典小说，血脉相连，风格酷肖。再则，当时不知如何，有“最美好的文艺创造都在古时候”的意识（这也不算全错），就觉得金庸小说应该是古人写的，必须是古人写的。确认了作者与我生在同一时代，真觉荣幸。那一刻，天地都比之前，光明得更多。
金庸小说十五部，十五束强弱不等的光，照亮这个世界，照亮了两个世纪。
知道金庸活在当代，转而对古时候的人，多了几分同情：他们竟无机缘，得睹金庸小说。
如今，棺已盖，而论未定。
先生的作品，远未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
人们往往只因它们是“通俗”的“武侠小说”，低估其价值。其实，先生的海宁乡贤王国维先生，早已揭出：“雅俗古今之分,不过时代之差,其间固无界限也。”
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不少伟大作家，乃至最伟大的作家，如曹雪芹，如莎士比亚（比起这两位大匠，金庸确实差距很大），都出身“通俗”，都“通俗”了太久。
可惜，千百年来，多少次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这“雅俗”之见，在今日人们的头脑中，仍有着极大的势力。人们往往不加思索，信之不疑。
金克木、程千帆、饶宗颐、柳存仁、余英时、许倬云、夏济安、陈世骧、李劼、章培恒、刘再复、胡文辉、张文江、冯其庸、严家炎……这些大学问家，对金庸小说皆有很高的评价，钱锺书先生，也对赵一凡说过：“武侠（小说）必须看的。”钱先生晚年的忘年交陆灏，也早说过，钱先生爱好金庸小说。反而是易中天、吴思、袁良骏、鄢烈山、何满子，这样的半吊子文人，把金庸小说，贬得一钱不值。
人们对金庸为人处事的非议，也往往过甚其辞，求全责备地太过份。
很感谢傅国涌先生搜集那么多关于金庸的资料，利于我理解金庸其人其书。但是，也不得不说，他的《金庸传》，问题很大。我不敢确定傅先生对传主是否有那么一点“恶意”，但他选择性地处理原始资料的手段，总是很不地道，也不公道的。
《金庸传》写“《明报》的第三位股东”，很明显取材于张圭阳先生《金庸与<明报>》一书。这位股东，1959年入股，两年后迫于压力（来自他所服务的《大公报》），要求退股。关于此事，傅国涌先生告诉读者说，金庸把钱还了。但在《金庸与<明报>》上面，写得更清楚：入股时是一千五百港币，两年后，金庸退给这位朋友两万。
我们从《金庸传》读到的，几乎都是金庸吝啬的一面。
《金庸传》强调金庸给《明报》员工的薪酬低。实则，在自由社会，觉得薪酬低，谁都可以辞职不干。没几个辞职的，说明薪酬即使不高，至少可以接受，干他人何事？企业家是办实业，不是做慈善事业的。
金庸先生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确实有些吝啬，但这从来不是先生的全部。
金庸累计捐款，据我所知，早已超过五千万。以他的身家而论——毕竟他不是比尔盖茨、李嘉诚、马云那样千亿级别的巨富，真是不少，有些太多了，但先生是传统中国人的作风，为善不欲人知，绝少对外宣扬。
既吝啬，也慷慨；既宽和，也执拗；既出世，也入世；既悲观，也乐观；既世故，也童真；金庸先生，是“一捆矛盾”。
既温情，也冷漠。
金庸也曾冷漠冷酷过（谁没有过？），有意无意间也曾伤害过他人（谁又从来没有？），总体上看，他仍是一个厚道人，对人怀有极大的温情与善意。金庸先生在他的小说中，和小说外，都算得一个人道主义者。
白岩松说金庸耳根子软，遇到有人要求题字，有求必应。先生不是耳软，是心软。他不想让任何人难堪，让人没面子，不开心。——除非是在，有人设局，要他跳，要他必须做某事的时候，这时候的查先生，就像“我不愿做的事谁也无法勉强”令狐冲了。
保罗·约翰逊写《知识分子》，把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卡尔·马克斯、罗素、萨特等十余人的私生活，翻了个底朝天。但保罗·约翰逊并不因之滋生在某些人身上极为显著的，那种“道德优越感”，只淡淡地说：“我们任何人的生活，几乎都经不起切近的考察。”
金庸的私德，可是比《知识分子》一书写到的这十几人，好太多了。
我看金庸其人：小德有出有入，大节无亏无愧；大醇小疵。
有人要我谈谈金庸先生的缺点。这问题，太难了。主要不是考虑“逝者为大”，要“为尊者讳”，只是，越来越觉得自己一身毛病，怎么好意思随意指摘别人？停顿很久，才答出一个缺点：金庸看某些“政治人物”，多数时候（他倒不是一直如此），仍是一种仰望的态度，不该这样的。
仍是王国维先生的话：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
金庸比一切政客，都更伟大，更接近永恒。
我心目中，先生一直都是“当代伟人”，且是唯二的“当代伟人”，真正的“大人先生”。
“立德、立言、立功”，古称“三不朽”。先生自少年时代，即以“从政”为职志，要做范蠡、张良，“帝王师”那样的人物。“立功”，而“不朽”。后因政局丕变，改而从文，终以“立言”的实绩，优入“不朽”之域。
老先生本来就是“天上有份”的人物。此刻，此夜，先生重回天界，化为星辰。
留下我们，读先生的书，也读先生读过的书，因阅读而心生欢喜。
十多年前，我曾谈过：后五百岁，亦必有人乐读金庸，且其狂喜如我！
千秋万载，四海列国，先生永在。
2018、10、30初稿
此文写成后，才看到石扉客兄的文字：
从陶杰和何PIN何先生的嘴里，大家才知道，老先生生前助人甚多，却从来缄口不言，颇有胡适之先生之风。这一点，此前读陈一ZI回忆录时亦可见踪影。诚如陶先生所言，老先生还没说出来的故事太多太多，说不出来的凄酸更多。
印证了拙文所言：“先生是传统中国人的作风，为善不欲人知，绝少对外宣扬。”
我不意外。
2018、11、2
曾经暗暗想过：以这样的状态离开，在先生自己，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若今日离世的，是神智始终清明的先生，我心当有更多不舍。
在网上，听人读《诗经》，正读到有关祭祀的几个篇章，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很突兀，竟不觉如何的心痛。
半小时后，才觉一颗心慢慢抽紧，而终于泪目。
恍然想起维吉尼亚·伍尔夫，写在日记中的几句话：
在海报上读到“名小说家去世”……这个下午多么阴沉。……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当像斯·本这样一个作家去世时，一个人的反应是往里收缩。“此地”与“此刻”，再也无法被她照亮。是生命本身在收缩。
说得真是好，於我心有戚戚焉。
初读金庸小说，坚决不相信是出于今人手笔。金庸小说与我以前读过的古典小说，血脉相连，风格酷肖。再则，当时不知如何，有“最美好的文艺创造都在古时候”的意识（这也不算全错），就觉得金庸小说应该是古人写的，必须是古人写的。确认了作者与我生在同一时代，真觉荣幸。那一刻，天地都比之前，光明得更多。
金庸小说十五部，十五束强弱不等的光，照亮这个世界，照亮了两个世纪。
知道金庸活在当代，转而对古时候的人，多了几分同情：他们竟无机缘，得睹金庸小说。
如今，棺已盖，而论未定。
先生的作品，远未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
人们往往只因它们是“通俗”的“武侠小说”，低估其价值。其实，先生的海宁乡贤王国维先生，早已揭出：“雅俗古今之分,不过时代之差,其间固无界限也。”
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不少伟大作家，乃至最伟大的作家，如曹雪芹，如莎士比亚（比起这两位大匠，金庸确实差距很大），都出身“通俗”，都“通俗”了太久。
可惜，千百年来，多少次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这“雅俗”之见，在今日人们的头脑中，仍有着极大的势力。人们往往不加思索，信之不疑。
金克木、程千帆、饶宗颐、柳存仁、余英时、许倬云、夏济安、陈世骧、李劼、章培恒、刘再复、胡文辉、张文江、冯其庸、严家炎……这些大学问家，对金庸小说皆有很高的评价，钱锺书先生，也对赵一凡说过：“武侠（小说）必须看的。”钱先生晚年的忘年交陆灏，也早说过，钱先生爱好金庸小说。反而是易中天、吴思、袁良骏、鄢烈山、何满子，这样的半吊子文人，把金庸小说，贬得一钱不值。
人们对金庸为人处事的非议，也往往过甚其辞，求全责备地太过份。
很感谢傅国涌先生搜集那么多关于金庸的资料，利于我理解金庸其人其书。但是，也不得不说，他的《金庸传》，问题很大。我不敢确定傅先生对传主是否有那么一点“恶意”，但他选择性地处理原始资料的手段，总是很不地道，也不公道的。
《金庸传》写“《明报》的第三位股东”，很明显取材于张圭阳先生《金庸与<明报>》一书。这位股东，1959年入股，两年后迫于压力（来自他所服务的《大公报》），要求退股。关于此事，傅国涌先生告诉读者说，金庸把钱还了。但在《金庸与<明报>》上面，写得更清楚：入股时是一千五百港币，两年后，金庸退给这位朋友两万。
我们从《金庸传》读到的，几乎都是金庸吝啬的一面。
《金庸传》强调金庸给《明报》员工的薪酬低。实则，在自由社会，觉得薪酬低，谁都可以辞职不干。没几个辞职的，说明薪酬即使不高，至少可以接受，干他人何事？企业家是办实业，不是做慈善事业的。
金庸先生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确实有些吝啬，但这从来不是先生的全部。
金庸累计捐款，据我所知，早已超过五千万。以他的身家而论——毕竟他不是比尔盖茨、李嘉诚、马云那样千亿级别的巨富，真是不少，有些太多了，但先生是传统中国人的作风，为善不欲人知，绝少对外宣扬。
既吝啬，也慷慨；既宽和，也执拗；既出世，也入世；既悲观，也乐观；既世故，也童真；金庸先生，是“一捆矛盾”。
既温情，也冷漠。
金庸也曾冷漠冷酷过（谁没有过？），有意无意间也曾伤害过他人（谁又从来没有？），总体上看，他仍是一个厚道人，对人怀有极大的温情与善意。金庸先生在他的小说中，和小说外，都算得一个人道主义者。
白岩松说金庸耳根子软，遇到有人要求题字，有求必应。先生不是耳软，是心软。他不想让任何人难堪，让人没面子，不开心。——除非是在，有人设局，要他跳，要他必须做某事的时候，这时候的查先生，就像“我不愿做的事谁也无法勉强”令狐冲了。
保罗·约翰逊写《知识分子》，把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卡尔·马克斯、罗素、萨特等十余人的私生活，翻了个底朝天。但保罗·约翰逊并不因之滋生在某些人身上极为显著的，那种“道德优越感”，只淡淡地说：“我们任何人的生活，几乎都经不起切近的考察。”
金庸的私德，可是比《知识分子》一书写到的这十几人，好太多了。
我看金庸其人：小德有出有入，大节无亏无愧；大醇小疵。
有人要我谈谈金庸先生的缺点。这问题，太难了。主要不是考虑“逝者为大”，要“为尊者讳”，只是，越来越觉得自己一身毛病，怎么好意思随意指摘别人？停顿很久，才答出一个缺点：金庸看某些“政治人物”，多数时候（他倒不是一直如此），仍是一种仰望的态度，不该这样的。
仍是王国维先生的话：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
金庸比一切政客，都更伟大，更接近永恒。
我心目中，先生一直都是“当代伟人”，且是唯二的“当代伟人”，真正的“大人先生”。
“立德、立言、立功”，古称“三不朽”。先生自少年时代，即以“从政”为职志，要做范蠡、张良，“帝王师”那样的人物。“立功”，而“不朽”。后因政局丕变，改而从文，终以“立言”的实绩，优入“不朽”之域。
老先生本来就是“天上有份”的人物。此刻，此夜，先生重回天界，化为星辰。
留下我们，读先生的书，也读先生读过的书，因阅读而心生欢喜。
十多年前，我曾谈过：后五百岁，亦必有人乐读金庸，且其狂喜如我！
千秋万载，四海列国，先生永在。
2018、10、30初稿
此文写成后，才看到石扉客兄的文字：
从陶杰和何PIN何先生的嘴里，大家才知道，老先生生前助人甚多，却从来缄口不言，颇有胡适之先生之风。这一点，此前读陈一ZI回忆录时亦可见踪影。诚如陶先生所言，老先生还没说出来的故事太多太多，说不出来的凄酸更多。
印证了拙文所言：“先生是传统中国人的作风，为善不欲人知，绝少对外宣扬。”
我不意外。
2018、11、2
式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