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8年梁启超著《王荆公》一书，将王安石评为“三代以下，第一完人”，至史学界普遍接受“王安石是‘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说法，王安石成为历史正面人物、“名垂青史”的时间，不过短短百年。
在更长的历史时间段里，他是与秦桧并列的“小人”。
800年的“古今第一小人”
虽然在历史研究领域，历史事实比历史评价更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把“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当做一件历史事实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
从1127年南宋建立迄今的891年里，有约800年，王安石一直是和秦桧并列的反面教材。
当我们更进一步梳理800多年来关于王安石的负面言论时，还会发现，对王安石的批评主要是两类：
一类是以朱元璋，张居正为代表的官方说辞。
主要观点是王安石教坏了皇帝，不遵守“祖宗之法”。比如，朱元璋骂王安石是“小人竞进”，张居正在给万历皇帝编纂的历史教科书里说王安石变法是“扰害百姓，民不聊生”。
另一类则是宋元明清历代的士大夫们的个人意见。
他们对王安石的批评，比之明太祖、清高宗要深刻得多。他们不否认王安石在道德上的操守和文学上的才华，但同时认为，王安石越是在道德上有操守，在文学上有才华，越是给宋朝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比如，南宋学者罗大经直接将王安石和秦桧并列：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说浸渍士大夫之肺肠不可得而洗涤；渡江以后，秦桧之说沦浃土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针砭。”
朱熹则认为，王安石“惑乱神祖之聪明而变移其心术，使不能遂其大有为之志，而反为一世祸败之原”，把神宗皇帝的心术给引导坏了，让一代本可“大有为”的君主，变成了“祸败”国家的罪人。朱熹尤其反对用“初心”这种东西来为王安石辩护：
“正如医者治病其心岂不欲活人却将砒霜与人吃，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求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岂可谓非其罪？”
相比罗大经和朱熹，南宋浙东学派代表人物陈亮，对王安石的批评则尤为沉痛。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里，陈亮如此说道：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事矣；西北两边，至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征北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
显而易见，对于王安石破坏北宋前半期限制君权扩张的潜规则、通过变法把君主集权推向顶峰的做法，陈亮是十分反感的。
另一位中国思想史重要人物，南宋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尽管被当今很多学者认为是“客观公正赞赏王安石第一人”，但他对王安石的批评，也一点不比陈亮、朱熹少，某些具体问题上，甚至还更激烈。
在《与薛象先书》里，陆九渊称：
“荆公之学，未得其正，而才宏志远，适足以败天下。”
在《象山语录》中，陆九渊又说：
“读介甫书，见其凡事归之法度，此是介甫败坏天下处。尧舜三代虽有法度，亦何尝专恃此。又未知户马、青苗等法果合尧舜三代否？惟韩魏公论青苗法云‘将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当。”
这些评价，相当于既否定了王安石学术成就（所学不正），又否定了王安石的政治能力。
南宋之后，元朝自不必说。元朝编纂的《宋史》，对王安石做了全盘否定：
“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宋史·神宗本纪》）
到了明朝，士大夫对王安石的批评，比南宋时还要激烈。
比如，明人杨慎将王安石评为“古今第一小人”：
“弘治中，余杭有周德恭，评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又说：“一言丧邦，安石之谓也。慎按安石之恶，流祸后世有如此。宋之南迁，安石为罪之魁。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
到了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这些思想家，对王安石的评价，依然极其负面。
比如，顾炎武认为：
“后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心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位而不可反矣。”
王夫之则认为，王安石比蔡京、贾似道这类奸臣的危害更大。理由是蔡京、贾似道这类人“黩货擅权导淫迷乱”，神宗这种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不会喜欢，王安石则不然：
“安石而为小人，何以处夫黩货擅权导淫迷乱之蔡京、贾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乱昏荒之主，而不能乱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驱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祸乃益烈。”
天变不足畏，何事不可为？
为什么800余年来，诸多学者、思想家，均对王安石抱持一种否定、批判的立场？
这与儒学的政治理想有直接关系。
按照秦晖教授的观点，先秦儒学是反大一统、主张小共同体本位的一种思想体系。儒家的小共同体概念，既高于个人，也高于天下，此即“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按照这种观点，为了孝道，可以不去服从国家，我要做孝子，可以不为国家去打仗。“大义灭亲”的宏大叙事，在儒家看来乃是鬼话。儒家就是要“亲亲”高于“尊尊”。后来法家对儒家攻击，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
虽然自汉武帝起，儒家学说即被皇权利用，大玩“儒表法里”，使之称为覆盖在法家帝国身体上的一层装饰性质的轻纱，但先秦儒学中的小共同本位思想，却也并未灭绝。用秦晖教授的话说，直到宋明，理学中的程朱和陆王两大学派，仍希望维持儒家的“天命”解释权，想对皇权尽量做一些制约。尽管这种制约君权的努力绝大多数的时候没有什么用，但这类尝试，使得儒家士大夫对“家天下”本质，能够看得比较透彻。
以晚清在政治立场上极端保守的刘锡鸿为例。他曾作为郭嵩焘的副手，和郭一起出使英国。与开明的郭嵩焘不同，他一直在公开场合弹劾郭嵩焘“通夷”，并且表现出对英国政体和器物不屑一顾。然而，在私人日记里，却显示他对英国当时的政体非常赞赏，并且认为英国人纳税踊跃是因为英国“无代表不纳税”，他还叹惋，说中国在先秦曾经有过这样的制度，只可惜“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贵官愈多”、“百姓之生路乃尽绝而无可逃矣”。
刘锡鸿的思想与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两面派。连这样一个两面派，私下仍可将英国政体的优点与中国帝制王朝的缺点，看得如此透彻，知道中国的弊病在于“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其他更为真诚的儒家知识分子，自然也就不必说了。
回到两宋，刘锡鸿能看清的问题，朱熹、陆九渊与陈亮这些大儒，自然看得更清。他们之所以痛批王安石，正是因为王的变法，直奔“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而去。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的政治体系中，确实存在过一些制约皇权的因素。此点，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曾有提及。
札子对宋仁宗一朝的政治颇多批评，但同时也承认，宋仁宗朝“非有良将以御之”，但可以做到“寇攘者辄得”——没有良将，但可以消灭寇贼；“非有能吏以钩考”，但可以做到“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没有能吏，但贪污腐败的小人无法在官位上呆得长久。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宋仁宗朝的政治格局，是“立纲纪”与“召和气”，依靠制度的设置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同时精心维护一种和睦融洽的士风和政风，两者互为依托。在这个体制里，皇帝和执政的宰相集团分享最高决策权和行政权，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另一方单独做出决断和推行政策。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会受到监察部门的监督和制衡，监察部门可以提出异议、干涉执行过程。这种架构的形成，杜绝了雄主自任聪明、躬亲万事，及其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颇。
当然，这种制衡本质上是脆弱的，因为它并非建立在牢固的制度之上（当然，是有一些制度建设的）。其一方面依赖皇帝的自觉，如史书所载，宋仁宗本人“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有接受各种权力制衡和监督的自觉；另一方面则依赖“整个知识界的共识”，亦即顾炎武提到的“人心”、“士心”。
王安石和他的变法，改变了这一切。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王安石著名的“三不足”变法口号。所谓天变足畏，即天人感应理论，今人多视为迷信，但在中古时代，实是士大夫们用来合法制约皇权的“杀手锏”。祖宗足法、人言足恤，亦是同样的效用。
王安石的“三不足”口号，从根本上推翻了这种制约机制。试问，如果天变不足畏了，祖宗不足法了，人言也不足恤了，世上还有什么能约束皇帝？故此，曾积极支持过范仲淹变法的三朝宰相富弼，听闻该口号后，十分震惊，曾言道：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中唐以来直到北宋的改革思潮中，长期含有强烈的集权专制倾向。政治上所谓的“立制度”，实际上是希望强化中央权力，强化皇权。文化上所谓的“一道德”，实际上是希望用政治权力笼罩、改造文化思想。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郑重提问“经术，令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并命王安石想办法“令学者定于一”，即是这种集权专制倾向被明确付诸实施之时。
王安石的变法，在政治上的目标是“政令统于一尊”。这就势必破坏已有的权力监督与制衡体系（尽管它是脆弱的），皇帝通过变法加强了个人独断专行，国家开始集中管制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相当于将宋仁宗时代营造出的相对开放与宽松的社会体制，又逆转了回去。
王安石的变法，在经济上的目标是“财富归诸一人”。故而，其变法本质不在“均税”，而在普遍增税。虽然高举着“方田均税”的旗帜，但旗帜归旗帜，付诸实践又是另一码事。“方田均税法”1072年颁布，拖到1074年才开始实施，搞了一个月又以天旱为由停下来；此后干一阵停一阵，到1085年，朝廷干脆取消了“方田均税法”。“方田均税”落实不下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朝廷对“税负公平”这种问题并无兴趣，其兴趣在于通过变法为国库征敛到更多的财富。这也是为什么在“方田均税法”之外，变法的其他内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都被执行得异常坚决。因为后者全都可以增加国库财富。
比如，青苗法，按官方说法，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朝廷贷款“青苗钱”，这个贷款利率比民间的高利贷利率低，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钱，百姓也少受些高利贷的盘剥。看起来似乎是很好的政策，但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抑配”——挨家挨户按资产多少进行摊派，无论缺或不缺粮食，都要向朝廷“借”青苗钱，越有钱的人家，必须“借”得越多。这实际上形同朝廷强行向民众集体放高利贷；民间高利贷利率虽然高，民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借，借贷者终究有限；青苗钱利率虽低，受祸者却是全民。再如市易法，实是汉武帝当年消灭民营商业的“均输法”的翻版。朝廷贱买贵卖，“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最后连水果之类的商品，都被朝廷“市易司”垄断。
王安石的变法，开启了北宋政治动荡的阀门。就内政而言，元祐是一次折腾，绍圣是又一次折腾，崇宁则是一次更大的折腾，朝政混乱一发不可收拾。变法后，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的观念日渐沦丧，人心风气有一个明显转向。从王安石变法到蔡京专权，国家的管理层彻底分裂，正常的政策分歧变成了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安石被知识分子骂了八百年“小人”，并不算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