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都是枝节末梢，实际上，张、杨之争，主要还是权力之争。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刘鸣九说，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在事件的全部过程中，矛盾不断发展，不断激化，最后到了两者不能并存的阶段，遂演变成东北集团内部的流血事件”。《周恩来选集》第378页附注说：“张学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杀了杨宇霆和常荫槐，这种观点是经得起推敲的。
杨宇霆工于权术，一心培植自己的势力。王永江主政奉天时，任用官吏要经过王的选拔，杨无从插手。但王去职以后，刘尚清、莫德惠继任省长期间，杨宇霆便挟其威势，安插党羽，举凡各县县长、税捐局长、警察局长，有缺即补，随后又进一步向吉林、黑龙江两省发展。但杨并不满足，还处心积虑地打算将他的嫡系日本士官派插进奉军，企图逐渐掌握东北实际军权。但吴俊升、张作相是张作霖“创业”的伙伴，各有门户，无从插手。于是他引用日本士官派的于珍，建立预备军，大量储备日本士官派嫡系军官，并以帅府名义发出命令，凡军官出缺，一律不得自行填补，必须由预备军中调入补充。他认为用这个办法，可将他的士官派陆续插进军队，奉军也自然成为他的势力范围了。但郭松龄看出杨宇霆的用心，密告张学良并极力阻挠。杨宇霆和郭松龄交恶，这也是一个原因。
从史料上看，张、杨二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以争夺韩麟春遗下的“军团长”之位为最。
张作霖的奉军，其精髓和命脉，当属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从1926年到1928年撤回东北，该军团有将近30万正规军队，还管辖着北京周边24个县，察哈尔、绥远两省和河北的滦县、卢龙、延庆等20个县，此外，还掌管京奉、京汉、京绥三条铁路的交通。
三、四军团的军团长是张学良和韩麟春，司令部设在保定。三、四军团名义上是联合军团，实际上是一个军团，韩麟春手下没有一兵一将，完全处于协助的地位。1927年初冬，韩麟春突患半身不遂，在沈阳治疗。
1928年2月初，张学良突召军械处处长周濂、秘书处处长刘鸣九、军法处处长朱光沐、军医处处长李树德、政务处处长刘济新和炮兵司令邹作华等人开会，说有要事商议。张学良说：“芳宸（韩麟春的别号）的病短期难望痊愈，大元帅府要派人接替，大家想想谁来合适？”在座的人听了，不明所以，面面相觑，一来感到突然，事先并未听说要更换韩军团长；再则，主帅更替，怎么可能谋之于部属？
刘鸣九回忆，他首先打破僵局，说：“韩军团长这个职务是否有更换的必要？”但张学良别有深意地说：“这是大元帅府的意思”。韩麟春是东北军名将，原来也是杨宇霆引荐的，但却与张学良相处融洽，从1922年开始，即与张学良共事。所以，刘鸣九又说：“韩军团长是东北的名将，同军团长共事甚久，为了顾念前劳，他这个军团长的缺当予以保留。”朱光沐等人也纷纷发言，主张不必更换。
张学良摇了摇头，刘鸣九又说：“这样如果不行，我看还有一个办法。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实质是一个军团，韩军团长本身没有一兵一将，他在军团完全处于协助地位，现在他既因病不能任职，可以报请大元帅裁去一个军团番号，待他病愈，再请恢复。”
张学良说：“军团番号不能轻易裁撤。韩军团长的职务势在必换，这是大元帅府的意思。”张学良一直强调是“大元帅府”的意思，众人猜出此事可能与杨宇霆有关。但在座的人都是张学良的亲信，当然不愿意从军团外部派一个与杨宇霆有关系的人进来，就有人提议从军团的高级将领中选拔，认为高维岳比较合适，高是第九军军长，又兼任张作相军团的副军团长和察哈尔都统，另外，高还是张作霖任27师师长时的部下，资历也够，完全可以提升。
直到这时，张学良才揭开谜底。他说：“大元帅府对此事酝酿已久，并且提出过更替的人。第一次提出的是鲍贵卿，后又提出于国翰，这都成为过去。现在凌阁想要来。”接着，张学良发了一句牢骚，“凌阁的地位很高，可是从来没有带过兵，现在想要抓抓军权。”
杨宇霆是张作霖的总参议，如果说张作霖是东北的“土皇帝”，那么杨宇霆就是东北的“土宰相”。从张学良的谈话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出他对杨宇霆的强烈反感，这并不奇怪，杨宇霆手握“政权”，现在又想插手“军权”，揽权若此，是何居心？
在座诸人自然反对杨宇霆来当军团长，纷纷表示：“杨督办是老将的总参议，又要当军团长，他怎样来处理两边的事务？他来当军团长实在不合适。”这时，张学良索性把话挑明了：“你们讲老将离不开他，他也不应当来，可是他却想要来！你们要知道，我和老将是父子关系，同时又是长官部属关系，我不能事事都直接找老将，有些事必须履行公事手续，按公事手续办，就越不过凌阁这一关。例如我们请领军械弹药等事，如果他和我们为难，我们自己就不好解决。因为这种关系，他既然要来，我就请他来。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抓军队，看看我的部下到底能不能让他抓去！”
不久，杨宇霆果然就任四军团军团长，算是圆了自己的夙愿。期间，还发生过杨宇霆收买张学良的部将的闹剧。据刘鸣九回忆，当奉军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