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述评玛丽萨·卡尔的学术专著《莎士比亚的威尔士亲王们：英格兰身份与威尔士关系》。尽管在卡尔之前已有多个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早期现代英格兰作家如何在政治、文化与宗教力量的推动下将英格兰的历史与古布立吞人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以建构大不列颠王国历史，卡尔的创新与贡献则在于，通过解读早期现代英格兰戏剧作品中的相关情节，研究都铎王朝与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威尔士亲王这一称号的王朝政治意义，并指出该王朝政治意义的发展变化过程。
关键词 莎士比亚 威尔士性 威尔士亲王 英格兰身份

1919年，威尔士人弗雷德雷克·詹姆斯·哈里斯出版了一本名为《莎士比亚与威尔士人》的研究专著，探讨莎士比亚可能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威尔士文化的影响，以及莎剧中威尔士人物的形象如何反映了这些可能的影响。他认为，莎士比亚可能熟悉威尔士人的一些特点，因此能在剧作中塑造令人信服的威尔士人物；此外，“似乎可令人信服地证明，他的血管中流淌着威尔士血液，他还可能从威尔士祖母口中获得了关于威尔士传统与民间传说的最初知识，我们希望能够表明，这对他的戏剧与抒情天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①]。自1990年代起，英语文学研究者们开始从去英格兰中心主义视角重新解读16至18世纪英语文学作品，重点关注非英格兰作家的英语文学作品[②]，菲利普·施韦泽于2004年出版的研究成果则主要体现了将早期现代大不列颠岛各民族间——特别是英格兰与威尔士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问题化这个倾向。通过研究早期现代英语文学及政治作品，施韦泽认为，该时期英格兰人为自己建构的不列颠性源于威尔士人的文学与文化传统[③]。施韦泽的研究表明，哈里斯在其研究中所涉及的莎士比亚对待威尔士的态度，也是关注以莎士比亚剧作为代表的早期现代英语文学作品中威尔士题材的当代研究者们积极探讨的对象[④]。本文因篇幅所限，在此仅讨论玛丽萨·卡尔所著《莎士比亚的威尔士亲王们：英格兰身份与威尔士关系》[⑤]。

历史上，威尔士从未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其境内曾一直同时并存着包括最古老且生命力最顽强的格温内思王国（Gwynedd）在内的多个王朝政权[⑥]。这种分裂状态不但使得外族入侵更为容易，更削弱了威尔士民族抵抗外敌的能力。对于生活在1063年至1283年之间的中世纪威尔士人而言，“威尔士国君”（Prince of Wales）[⑦]是威尔士境内大大小小王国统治者与王朝继承人持有或争夺的称号。诺曼征服（1066）之后，英格兰国王对威尔士的权力渗透与操纵加剧了威尔士政治地理版图的演变，激化了威尔士国君之间的权力争夺，使他们心怀成为整个威尔士统治者的野心，哪怕这样的野心是以臣服英格兰国王为代价。[⑧]在征服者威廉的默许与鼓励下，诺曼贵族向西进入威尔士，成功占领了部分与英格兰接壤的威尔士地区，有些贵族甚至深入到了威尔士的西部与北部海岸。威尔士人并非没有积极抵抗这些侵入行动，也逼迫入侵威尔士西部与北部的诺曼贵族退出威尔士，但由于威尔士本土各贵族/王朝统治家族之间的争斗削弱了他们的整体抵抗力，且威廉二世及亨利一世这两位英格兰君主也直接参与到对威尔士的入侵中，入侵威尔士的诺曼贵族及他们的后代非但没有被完全驱逐出威尔士，反而在威尔士与英格兰之间的边境区修建城堡并顺利居住下来，成为享有高度自治权的边境区领主（marcher lords），以英格兰君主臣民身份管理着不受英格兰法律管辖的边境区（march）。这样的结果便是，在亨利一世统治前期，处于威尔士各统治家族统治下的北部“纯威尔士”（PuraWallia）与主要集中于威尔士东南部与南部的“威尔士边境区”（MarchiaWallie）之间形成了一道分界线，虽然这条分界线因威尔士人与边境区领主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而不断被重新界定（see History: 101-107）。

爱德华一世的征服（1282-1283）进一步改变了威尔士的政治与权力地貌：自此之后至亨利八世的议会于1536年及1543年通过了两部合并法案（acts of union）[⑨]将威尔士彻底并入英格兰期间，整个威尔士可大致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力管辖区域——占威尔士全境面积约三分之二的边境区领主管辖区域（Marcher lordships）、王室土地（royal lands）以及少量处于边境区领主管辖区域缝隙的威尔士人管辖区域（native-ruled enclaves）。征服者爱德华一世对待威尔士各前王朝统治家族的方式与征服者威廉对待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方式基本一致，他彻底消灭了最古老的格温内思王国统治家族，夺取了他们的土地，将其中大部分留作君主自己的领地，同时任命新的边境区领主管理剩余部分；其他被剥夺了土地的前威尔士贵族/王朝家族成员或被直接处决，或被强征入伍，或得以保全性命，沦为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地主，然后这些穷困的小地主又逐渐被新封的边境区领主夺走了土地；仅少数此前一直效忠英格兰君主的威尔士贵族得以保全土地、性命与财产。[⑩]

在爱德华征服之后，威尔士男性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武装征战传统——使该地区成为了英格兰君主军队重要的兵士之源。由于威尔士士兵只愿意成为威尔士将领——且是家世显赫的威尔士将领——的下属，因此，1283年之后，爱德华一世的威尔士政策坚持了中间路线，既不支持英格兰贵族的反威尔士策略，也不盲目青睐任何希望得到英格兰君主重用的威尔士人，而是倾向于以官职奖赏那些能为自己招募到兵士的有影响力的威尔士前贵族及宗族头领，如艾德尼维德·韦恒（EdnyfedFychan，亨利七世的先祖）的后裔。随着这些威尔士前贵族及宗族头领逐步融入英格兰王室在威尔士的权力中心，他们又将自己权力范围内的小官职分派给聚集在他们周围、希冀通过他们得到英格兰君主青睐的威尔士乡绅。最终，大约在公元1300年左右，英格兰君主在威尔士的领地境内形成了威尔士人官吏阶层的雏形。1301年，为了给这个阶层创造一个效忠对象，爱德华一世举行了盛大的授封仪式，将“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这一称号赐封给其王位继承人爱德华王子（Edward of Caernarfon），并将英格兰君主个人在威尔士拥有的所有土地，以威尔士亲王国这一形式，作为封禄赏赐给该王子。此后直到1536年颁布的法案在政治与法律上彻底合并了威尔士与英格兰之前，威尔士亲王国为这部分在当地社会中居领导地位的威尔士人的身份感找到了表现形式，使他们在政治上更倾向于维护英格兰的主导地位。直到1509年（亨利七世的长子兼王位继承人威尔士亲王亚瑟病亡）之前，这个亲王称号并不是一种空洞的荣誉称号，而亲王国也不仅仅是英格兰王位继承人收入来源之处，更是其锻炼国家治理才能的活动场所（see History: 172-175）。

在某种意义上，亨利七世的确帮助促进了统一的威尔士身份的形成，这是因为亨利七世是威尔士人欧文·都铎（OwainapMareduddapTudur[11]，英文拼写为Owen Tudor）与亨利五世遗孀法国公主凯瑟琳的孙子。因其先祖韦恒迎娶了威尔士德赫巴斯王国最后一位统治者的女儿，亨利七世成为了威尔士历史上三个最古老的王朝家族的后代，其家族渊源则被认为可以通过“最后一位不列颠国王”卡德瓦拉德（Cadwaladr, d. 664）的男性后代更直接地回溯至布鲁图，这正是15世纪下半叶大多数威尔士吟唱诗人最终将亨利·都铎视为继承布鲁图血脉的不列颠国王的主要原因。[12]在鼓励与默许威尔士及英格兰臣民将自己视为“预言之子”（y mabdarogan）的同时，亨利七世在其统治初期也充分利用了自己与卡德瓦拉德之间的血脉关系：在博斯沃思战场上，他绿白色的战旗上绣有卡德瓦拉德的红龙；当他与爱德华四世之女伊丽莎白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婚礼时，同样的龙旗伴随着他们，向其英格兰臣民彰显他们的国王与王后共有的威尔士血统；都铎王朝的王室纹章上包括了这条红龙，亨利七世下令铸制的面值1英镑的苏富林金币（sovereign coin）正面也印压有这条红龙。[13]当他的长子于1486年出生时，亨利七世更以传说中的不列颠国王亚瑟之名为其子命名，故1489年亚瑟王子的“威尔士亲王”授封仪式或可被认为象征性地模糊了“威尔士国君”与“威尔士亲王”之间的界限。

卡尔在其研究中指出，在她之前，已有不少评论者从多个角度分析早期现代英格兰人如何在政治、文化与宗教力量的推动下将英格兰历史同古布立吞人历史结合在一起：都铎王朝的君主们急于利用其威尔士血统证明自己作为大不列颠王国统治者的合法性；英格兰新教徒希望将英格兰国教的历史溯源至发端于威尔士的未受后世罗马教廷玷污的古不列颠教会，以此证明自己是真教会的传人；詹姆斯一世继承英格兰王位后，他最为野心勃勃的计划便是将爱尔兰、苏格兰及英格兰联合在一起，组成“大不列颠”王国，因为这位后来者想当然地认为，由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合并看起来很容易，所以在他治下这三个王国实现合并也不会太困难（see Shakespeare’s: 6）。卡尔的研究重点关注的则是，对于都铎王朝与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君主及他们的英格兰臣民而言，威尔士亲王这一称号有何王朝政治意义。她认为，该称号背后的“双重历史——一段由征服和反叛构成的历史与一段由无序混乱和王位平稳传递构成的历史”，使威尔士亲王的授封仪式让在位的君主有机会向公众“宣扬帝国强权与王朝稳定，尤其是在各种时局紧张时刻”（see Shakespeare’s: 10）。

尽管威尔士将亨利七世与古老的威尔士预言及布鲁图联系在了一起，但该君主试图将自己塑造为“一位成功结束了英格兰内战的英格兰君主”（Shakespeare’s: 25; 原文以斜体表示强调）的努力，以及威尔士所代表的战乱与不开化这一大不列颠岛过去无法帮助亨利七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以强有力的英格兰君主形象扮演重要角色这一政治现实，使得威尔士对亨利七世而言“既是一种资产又是一种累赘”（Shakespeare’s: 27）。这也或许能解释为何历史学界对亨利七世是否重视其威尔士背景持有对立的阐释。当亨利七世为三岁的亚瑟王子举行“威尔士亲王”授封仪式时，由于正值英格兰刚与西班牙正式达成联姻协议，为了向莅临仪式的西班牙大使证明作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的亚瑟王子能与凯瑟琳公主般配，在伦敦举行的授封仪式成为了亨利七世展示英格兰实力的机会，所有同威尔士相关的符号，如红龙和亚瑟王，都没有出现在仪式中。这间接表明，“威尔士亲王”并不是一个必须同威尔士及威尔士亲王国完全绑定在一起的称号。

亨利七世灵活利用其家族的威尔士背景的做法为他之后的英格兰君主所效仿，而亨利八世在其统治期间对该称号的使用，及英格兰议会撤销威尔士亲王国与边境区并在威尔士改设郡县的决定，更让该称号成为政治与王位传递的风向标。在与罗马教廷决裂之前，在没有合法男性子嗣的情况下，亨利八世史无前例地于1525年赐封玛丽公主“威尔士公主”（Princess of Wales）这一称号，并将她送至威尔士，入住位于边境区的威尔士亲王官邸拉德洛城堡（Ludlow Castle），似乎暗示她将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对于陪同玛丽公主前往亲王国的一些英格兰贵族官吏而言，他们的任务则是削弱那些显赫的威尔士家族与边境区领主的势力。当议会通过相关法案将威尔士正式并入英格兰后，在法律意义上，威尔士人与英格兰人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都接受英格兰法律的管辖，而任何想要担任任一级别官职的威尔士人则必须放弃自己的母语。这意味着威尔士成为了英格兰君主维护其君权的便利之所，也意味着英格兰王室的未来王位继承人将不再有可供其锻炼国家治理才能的独立亲王国（see Shakespeare’s: 19-34）。当玛丽公主因父母婚姻被宣布无效而失去合法身份且自动失去“威尔士公主”这个称号（1533年）时，该称号并未被赐封给新出生的伊丽莎白公主；而当亨利八世终于在1537年拥有了期盼已久的合法男性继承人爱德华王子后，这位10岁便被加冕为爱德华六世的王子也从未被授予“威尔士亲王”这一称号。

换言之，自亨利八世于1509年继承王位至斯图亚特王朝的亨利王子于1610年被赐封为威尔士亲王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英格兰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威尔士亲王，而英格兰议会撤销亲王国的法案则让该称号仅成为王位继承权的象征。在都铎王朝中后期，尤其是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中后期，当英格兰长期被王位继承问题困扰时，这种王朝政治焦虑促使该称号与其自身所固有的历史戏剧性成为了莎士比亚历史剧与同时期其他文本关注的对象；而在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詹姆斯一世对天主教国家与天主教徒的绥靖政策与其长子亨利王子的新教激进立场则构成了宫廷宗教-政治分歧与派系斗争的焦点，亨利王子这位于1610年被授封为“威尔士亲王”的王位继承人利用各种场合将自己塑造为亚瑟王这个不列颠文化符号的化身。他的病亡（1612）及其弟查理王子（即之后的查理一世）与他的鲜明对比使新教激进主义者备受打击，而在1612年至1642年内战爆发之间的30年中，斯图亚特王朝君主对“威尔士亲王”这一称号象征意义的淡化则使得该称号不再是政治与戏剧舞台的关注焦点。

卡尔的研究涉及了来自历史与文学创作领域的多个文本，通过将这些文本大致按照都铎王朝晚期、詹姆斯一世继承英格兰王位至亨利王子病亡之间、该王子病亡之后至内战爆发之间这一时间分界分别置于它们所生成的政治语境，卡尔认为，早期现代英格兰戏剧舞台中主要赋予了“威尔士亲王”这一称号三种代表性象征用法，即，在王室/王朝合法性层面，该称号作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的标志以及威尔士与英格兰王室/王朝合法性之间的联系的基础；在民族身份建构层面，该称号表明，英格兰经由威尔士继承了古布立吞人的勇武与善战；在帝国想象层面，该称号涉及是否应以和平方式建构统一的不列颠王国这一关键问题。她将威尔士亲王“这个英格兰君主政体内部的权力结构”视为存在于早期现代英格兰“内部的威尔士过去的实际（原文以斜体表示强调）外延”，认为早期现代舞台上这个经常出现且被赋予了活力与特殊内涵的称号，为早期现代英格兰文学文化提供了帮助观众与读者理解威尔士历史与传统并将其纳入一个正在兴起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准确词汇，而该帝国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往往可追溯到同时期的盎格鲁-威尔士语境，或在该语境中有所反映（seeShakespeare’s: 7-8）。

就该称号在王室/王朝合法性层面的象征意义而言，卡尔重点关注了两部早期现代英语历史著作，即大卫·鲍威尔（David Powel, 1549-1598）编撰的《坎布里亚史》（The Historie of Cambria, Now Called Wales, 1584）[14] 与理查德·康纳克（Richard Connak）于1609年应亨利王子要求所撰写的《英格兰威尔士亲王集》（ An Account of the Princes of Wales, 1747首次正式出版）。威尔士人鲍威尔编撰威尔士史的意图是为了挑战与扭转英格兰人所撰写的编年史对威尔士与威尔士人形象的歪曲，因为这些编年史仅仅强调了威尔士与威尔士人的善变、自大、骄傲与狂暴等品质，并没有公正详实地叙述威尔士人公然反抗英格兰统治者的缘由。鲍威尔的威尔士史以卡德拉瓦德这位最后的真正意义上的不列颠国王拉开序幕，余下各章分别以一位威尔士本土国君为叙述中心，英格兰君主与英格兰历史事件仅仅是威尔士各王国内政及历史事件的陪衬，全书的补充部分则用于概述历任的英格兰威尔士亲王。在这个意义上，鲍威尔的威尔士史抹去了“威尔士亲王”这个称号作为英格兰文化实体所应有的价值，通过将其去英格兰化还原“威尔士国君”，突出其作为威尔士民族全部历史的核心以及威尔士与英格兰关系的焦点应该享有的中心地位（seeShakespeare’s: 34-39）。

英格兰人康纳克则持截然不同的立场，其《英格兰威尔士亲王集》将“威尔士亲王”这一称号视为一个纯粹的英格兰政治文化符号，从亨利三世的统治开始叙述，因为正是这位英格兰君主将降服威尔士的重任交给了爱德华王子（即日后的爱德华一世）。该书余下章节则致力于证明该称号早已是英格兰王位继承人的专用称号，并列举了12个理由以说明将其赐封给英格兰王位继承人的益处，其中包括，将该称号赐封给王位继承人是英格兰的古老传统，该称号持有者可以有机会在自己的领地上锻炼国家治理才能，等等。康纳克撰写的这份小册子帮助亨利王子说服了英格兰议会，也帮助詹姆斯一世向其臣民传递了清晰的政治信息，即，斯图亚特王朝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不列颠王朝，因其君主同时是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君主，更因其君主的家族渊源可以回溯至不列颠群岛的各个角落（see Shakespeare’s: 43-45）。最终，在距离1489年亨利七世为亚瑟王子举行隆重的授职仪式121年后，英格兰王室再次于1610年为亨利王子举行了同样隆重的授职仪式，这其中康纳克的小册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文学创作领域，鲍威尔的立场也间接受到了英格兰剧作家的攻击。对于生活在1590年代的英格兰人而言，英格兰王位由谁继承是一个令他们焦虑的问题，他们年迈的君主不仅是女性，没有子嗣，曾一度在普通法与罗马法意义上被认定为私生子，还拒绝指定继承人。他们的焦虑可以大致用这些问题进行概括，即合法性是由什么决定的？是正统血脉，是前一任君主的意愿，还是宗教机构的意愿？如果英格兰王位如耶稣会士罗伯特·帕森斯所建议的那样被出卖给了西班牙人，将会怎样？如果未来的君主来自苏格兰呢？因此，在没有迹象表明威尔士亲王这个称号将被赐封给一位英格兰本土王位继承人的情况下，都铎王朝晚期剧作家从英格兰人撰写的历史著作中寻找素材，通过对历史上的英格兰威尔士亲王与威尔士本土国君进行舞台再现来讨论英格兰王位继承问题，参与帝国想象，进行民族身份构建，强调从威尔士国君到威尔士亲王这一转换过程帮助英格兰人继承古布立吞人的英勇传统。这些剧作主要包括英格兰剧作家乔治·皮尔（George Peele, 1556-1596）所著《爱德华一世》（The Famous Chronicle of KingEdward I, 约创作于1591年, 1593年出版）、莎士比亚的第一四联剧（《亨利六世》与《理查三世》）、第二四联剧（《理查二世》《亨利四世》及《亨利五世》）以及新被认定的莎士比亚剧作《爱德华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