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与实，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名为概念，实为事实。庄子曰：“名也实之宾也。”战国时期的名家强调“控名以责实”。他们都认为，实是主体，名是实的反映。成语中有“名符其实”、“名不副实”的说法，就是对名实关系的不同描述。尽管各派学者对名实关系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在名实应当相符这一点上，达成了普遍的共识。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按照循名责实的治学思路，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到底有没有一条所谓的“王明路线”，“王明路线”这个名称又是怎么来的？

　　一、“王明路线”命名的历史过程
在党的历史上，一般把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路线错误，称为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就是对这一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这个《决议》使用了“陈绍禹（即王明――引者注）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即博古――引者注）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两种提法。在此之前，关于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提法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2、在政治主张上，博古与王明没有重大区别。
　　王明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在1931年底写出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再版时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之中。根据周恩来1943年9月写出的《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的分析，王明在小册子中表现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在国际形势上，王明是急于证明中国能首先胜利；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王明是急于要实行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时局估计与任务上，王明是强调高潮，急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党的任务上，王明是急于实行进攻路线；对占领长沙的估计上，王明认为是一省数省能首先胜利的证明，怪李立三没有采取正确而有力的措施，所以不能坚持。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此处采用了“新立三路线”的提法，指出王明“左”的主张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立三路线的继承和发挥。周恩来认为，王明对李立三的批评有三种情况：第一，李立三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而王明站在“左”倾观点来反对。第二，李立三的观点是“左”的、错误的，王明在小册子中把这些观点保留了下来。第三，李立三的观点确实错了，而王明的观点也错了，他同李立三只有程度之差。由此看来，王明的许多观点来源于李立三，说王明的小册子“实际上是统治中共4年之久的、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总纲领”（《王明传》），是难以成立的。同时，王明写作小册子时仅仅是中央宣传部的一般工作人员，只是个人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也没有就小册子作出相应的决议，因而不可能成为“总纲领”。
　　关于博古的“左”，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张闻天。他在1943年12月16日写的《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的整风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他（指博古――引者注）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我总感觉到，他在无论什么问题上总要比我‘左’些。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个别问题上也反对过‘左’，……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一次见过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上的‘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李德与中国革命》）由此可见，博古的“左”，不仅表现在反“围剿”斗争的军事方面，也表现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同时，博古的“左”倾政治主张，并非来自王明，而是来自他本人的政治判断和政治立场。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省巢湖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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