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叶，可医头痛、失眠、胆结石、倦怠、胃病、食欲不振、健忘症、坏血病、肺炎、腹泻、感冒等，还能增进体力。

没想到茶叶有这么多的神奇功效吧？不过这并非完全是英国人的误解。绿茶在中国历史上就曾被视作一味药材。西周时期，茶叶尚被用作祭品，及至春秋又被用作菜食。不知是否因为偶然发现茶叶的解乏提神功能，后才被人渐用作饮料。

在陈慈玉看来，“饮茶文化是东方精神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西方物质文化的表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喝茶代表“崇尚自然，幽趣的精神内涵”，象征着一种儒雅的生活情趣，所以茶在历史上曾长期与诗歌为伴。

也因此，历史上中国喝茶风俗盛行之地，往往是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知识较为普及的地带。平民百姓并非滴茶不沾，他们也喝茶，不过难得像文人和富人那样优哉游哉，喝茶对他们而言就是解渴解乏。

而在与中国一水之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茶叶则被赋予了茶道这样“审美的宗教”内涵。

相比之下，英国人的喝茶习惯则明显带有西方物质主义的浓郁色彩。17世纪中叶查理二世的皇后凯瑟琳将红茶习惯带入英国后，以宫廷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开始在茶里加入牛奶和糖。

糖在那个年代尚为贵重之物，“依赖进口的砂糖的价格可与银块相匹敌”，这显然符合上层社会“只买贵的”的奢侈消费习惯。直到17世纪末，随着进口量的剧增，糖价才大幅下跌，同时也降低了大众饮茶的经济门槛。

此前，虽然茶叶也常见于伦敦街头的咖啡馆，但远不及走进家庭被女性青睐的普及力度大。女性群体的参与，事实上是为茶叶对“半边天”的一次成功补缺。

从这层意义上讲，茶叶在英国的深耕发展，是英国人对中国茶叶进行中西结合改造的产物。

英国下一轮饮茶风潮的再度掀起则是在18世纪中叶，主因是英国降低了茶税，另一方面工业革命风起云涌，飞速发展的通信和航海技术被纷纷应用于远洋运输，运输成本持续下降。

1776年，亚当·斯密《富国论》的发表，更是为工业革命旺火添薪，围绕茶叶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气息弥漫各个角落。竞争越充分，商品成本和价格自然越低，茶叶的奢侈形象一落千丈，自然为大众化消费开启了方便之门。

正是在竞争的强力驱动下，英国茶商开始不满意东印度公司垄断进口茶叶生意，也不满意单单从广州进口，不满意清廷的种种管制，当利益有了强权露权撑腰，鸦片于是涌入中国，并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面对英国人，清廷并非完全放弃努力，只是他们的努力太过卑微，许多努力在不知不觉中走了样。且不说海关收受贿赂早就成为各路茶商的“硬成本”，英国茶商其实早就通过港脚和买办等，深入到各地产茶一线。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上述无序的深入，才有英国“植物大盗”福钧的乘虚而入。此人不仅盗走了中国茶种和制茶技术，还揭露了中国茶商用普鲁士蓝和石膏套色“保鲜”的内幕。自此，中国茶叶在英国市场上一落千丈，而由英国人盗走并在印度试制成功的茶叶则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