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对佛教到底是起到什么作用。最明显的作用就是中国佛教史如果要推到最晚起点，这个临界点就是刘英。因为他是第一正史明载的佛教徒，因为他不仅建了佛寺，养了僧人在家众，还进行了部分佛教规仪。但他绝不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徒，因为他的佛教知识也是要别人传授给他的嘛。而传给他的那个人并不是传说中的刘庄或他的使臣。传说中的明帝夜梦金人在永平七年或八年，而传说中的汉臣驼经归汉的时间在永平在十三年或十八年，而这时候刘英早挂了。不管永平求法这事是不是真实存在，在永平八年的时候，明帝对佛教是有所了解的，而且了解似乎还不算浅，这点从他给刘英的诏书可窥见一二。汤用彤先生依据刘英少附太子这点推测可能在建武朝刘英和刘庄就已经接触过佛教了。这点虽无史料可证，但理论上似乎不会太错。
关于佛教的传入，过去一直认为是永平求法，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这是中国皇帝第一次以官方的身份迎接佛教入华。对佛教徒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极好的贴金机会，从此盖上了皇章，通行无阻。以至于后来的某教依样画葫芦附会个隋文求某教的传说。但事实是早在永平前佛教就已传入了中国。现在学界比较普遍认同的就是元寿元年的绶存传经，大月使臣把《浮屠经》传给了博士景卢。由此可见，佛教一经传入便是进入统治贵族阶层，而且是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

在这里我不禁要浮想联翩了，元寿元年是公元前2年，光武帝刘秀在公元前5年出生，十几二十年后他也到长安太学求学。那个时候的太学，应该还有当年接触过这本佛经或了解过这件事的人吧？不得而知。不过，即使两者没有关系，佛教一经传入就进入了当时的文化中心，肯定最先也是在这群太学博士学子们流传。那么很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佛教为了能在中国站稳，必须依据自身的教义调适使其能与中国传统的黄老，儒学，方术等相通共存。这点即使是后代的鸠摩罗什等佛经翻译家在翻译佛经时也大量使用道家名词和概念。所以佛教最初应该也是杂糅在黄老方术与当时最为盛行的谶纬中。受刘秀本人的影响，刘秀的儿子孙子们都很崇尚当时的今文经学和谶纬。这点刘庄非常明显，他都建明堂亲自讲经了，估计对当时可能流行于学子间的佛教也有所接触。刘英也是一样，作为光武最透明板的儿子，为了争得存在感，估计也没少啃儒经和图谶，结交名流。所以，这两个皇子，可能还有更多，早在建武朝就已经接触过了佛教。否则在后来明帝的诏书中不会这么家常便饭的聊聊佛事。

仅从刘英看，佛教当时已经明显进入贵族阶层，而且因为诸侯王的强推和皇帝的加勉，使得这一团体发展势头强猛。但是楚王谋反案一发，刘英本人自杀，他的宾客也杀的杀散的散，这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佛教徒。这些佛教徒经此一役，也就纷纷从上层散入民间。而佛教在贵族层尤其在皇族群的重现，是直到八十年后的桓帝时。但在民间，在楚王英曾经的封地，后来也曾发现过许昌寺。许昌正是楚王的舅家。

不是说汉武帝时就有佛教徒活动的记录了？还是我记错了？

关于汉明求法的问题，在晚近学术界中有些争论。有人认为这段故事是出于假托，原因是：(1)各书所记出使人的官职、姓名、人数、年代各各不同；(2)汉明帝求法以后八十年中毫无有关佛教的史实记载，到汉桓帝时才出现了佛教的史实；(3)因梦而求法，迹近于迷信。但是从用官署的名称“寺”作为僧伽蓝的通号来看，肯定这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延聘和招待的原故。这除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外，再没有其他僧侣是受到政府招待的。如若将汉明求法与楚王英奉佛二事联系起来看，便可了解故事的原委。汉明帝夜梦金人，正是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梦。可见当时由于楚王交结豪侠，崇奉佛教，得到群众的拥护，声势浩大，有凌逼帝位之势，引起明帝的深刻忧虑，以致夜梦金人，也就不得不遣使求法，藉此以与楚王争取群众。毕竟这种办法缓不济急。所以在永平十三年(70)便以谋反的罪名贬迁了楚王，结果楚王自杀。同时还兴起大狱，楚王门下宾客和亲戚被杀和判刑的千余人，系狱的有三千余人，楚王门下的桑门、伊蒲塞当也在其中。明帝的政敌既除，求法之举便无必要，因此译出的经典也就缄之兰台石室而不向社会流传，并且有鉴于楚王的利用佛教，因而禁止汉人出家奉佛(《高僧传·佛图澄传》王度奏语)。佛教受此打击，所以此后八十年中寂然无闻。
此段出周叔迦《中国佛教史》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王莽托古改制，不但没有缓和阶级对立，反而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西汉王朝最终为刘秀的东汉王朝所取代。在意识形态上，董仲舒草创的谶纬神学，由于国家实行五经取士，处处需用图谶论证皇权的合理性，以致经学与妖言，儒士与方士搅混不清。王莽改制用图谶，刘秀取国也用图谶，图谶成了两汉的官方神学，既是文人做官的门径，也是巩固政权或夺取政权的舆论工具。史载第一个接受《浮屠经》的是汉哀帝时攻读《五经》的“博士弟子”，同当时的这种风气是相适应的。 《后汉书》关于楚王英奉佛的记载，有助于了解佛教在这 种大背景下的具体情况。 楚王英是汉明帝的异母兄弟，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王，二十八年（52年）就国。《后汉书》本传记：“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讬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明帝将此诏书传示各封国中傅，明显含有表彰和推广的意思。后来刘英广泛交结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遂以“招聚奸猾，造作图书”，企图谋逆罪被废，次年，在丹阳自杀。 结交宾朋（多是方士），造作图谶，起码在光武诸王中是很流行的。像济南王康、阜陵王延、广陵王荆等都是。但他们制造的图谶，已不再作为“儒术”，而是当作黄老的道术；早先侧重附会《五经》，也转向了“祠祭祝诅”。楚王英对“浮屠”的“斋戒祭祀”，是这种活动的重要方面。由此可见，佛教在中国内地是作为谶纬方术的一种发端的。 汉明帝对于楚王英一案的追究很严，株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诸侯王作谶纬方术，直接成了大逆不道的罪状。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记载，显然，也是这次株连的结果。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2．问：佛教最初传入的年代既是传说纷纭，很难考定，为什么一般公认是开始于汉明帝的求法呢？
　　答：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西元64）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西元67年他们同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这个寺据说也是以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根据这个传说来看，佛教的传入中国虽不始于汉明帝，而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年代。西元73年班超使西域，以后三十六国内属，西域道路畅通，当时著名科学家和文学家张衡（78-139）写的《西京赋》就提到‘桑门’（即沙门），可见那时佛教僧徒的存在已开始成为引起文人学士注意的社会现象了。
3．问：佛教入中国的途径除了最初由陆路从西域而到关中之中，有无经由海路到达吴楚的可能？根据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的情况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
　　答：我同意这个看法。据史籍的记载看来，当时楚地佛教的传播比起中原，似乎更盛一些。
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

说个题外话，大家觉得刘秀入太学具体是哪一年？是不是普遍都认为是天凤元年，这一年刘秀20岁，那之前他过新野听说阴丽华时，阴就10岁～。这就是网上都在说他是萝莉控～。那么有没有可能他往返长安几次，就像现在的放假返学途中～。

四、东汉重视图谶开启道教的先声
东汉复国的初期，因光武与他的一班文臣武将，大半出身民间，所以一切作风，都崇尚朴实。而其政治方针，依然因循西汉的“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并未大加变动。故东汉以下的风气，虽然不似西汉一般，大闹其道家的神仙方士之事，但其思想范围，仍然不脱西汉儒、道两家的窠臼。由于光武相信图谶，所以影响后来阴阳术数之学与谶纬预言之说大加流行。故东汉以后，学术思想的演变，约由两个不同的方向会归于道教：
(一)由于推崇象数的学者，祖述孔子传易于商瞿的传统，附会五行、八卦，天干、地支等阴阳家学说，而形成为术数的巨流，如焦赣、京房、费长房等人的象数易学，夹辅图谶而普遍流行。再变遂有汉末的卦气、变通、升降、爻辰、纳甲等学互相掺杂。不久，又与佛教传来的印度天象学融会，于天干、地支、二十八宿星象的观念上，又培增神人神兽等名称，而使天人之间，弥漫一片神秘的气氛，成为东汉以后道教学术胎变的依据。
(二)由上古“祝由”巫术、咒语的流行，配合原始象形文字，及会意文字等的“图腾”观念，以与印度婆罗门教、瑜伽教派等流传的咒语、法术共同交流，就变为精炼精神作用，可以影响事物的符篆。以斋醮告天为祈祷天神的仪式；以披发仗剑，画符念咒为神通的妙用，从此深入民间，更由民间反应到上流社会，遂使汉末自桓帝、灵帝以后，朝野上下，笼罩着一片神秘的色彩。因此采纳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幕后人物，如“隐士”与“神仙”之流为中心，加上难以解释之精神作用的符咒，比附于谶纬、“图腾”等学术，即成为汉末、魏、晋以后的道教。
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

我刚刚重看了一遍东汉观记，里面有一段是这样的：十七年废郭后，立贵人为后，皇子阳为太子。然后心里想了一下，如果没有后汉书和后汉纪的记载，仅凭这条，我们可能会认为在17年的时候，刘秀立阴的后也就立阳了。这就是史书记载简略所产生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别的地方别的史书可能也存在。再来看闻后美，心悦之这个问题。这了闻，悦，可能就是一种很普通的心理活动，当时可能还没上升到欲求这个层次，只是一个情感的起点。而娶妻当得阴丽华是情感的一个折点了，从一个起点到一个折点，这是需要一段进程的，而这段进程因为史书的简略被忽视了。所以现在某些人在读这段时会机械的认为闻后美，心悦之，仅仅只是听说长得美就想娶她太奇怪了。所以即使刘秀在阴10岁时就听说她很漂亮很可爱，心里就喜欢这个小姑娘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它和娶妻当得阴丽华并没有必然的连在一起。

佛教的昌盛表明世道的哀败，社会矛盾突出。佛教对社会矛盾没有根本性解决，只是掩盖起来。

佛教虽是社会矛盾激烈的产物，这点无论是指它在原产地印度还是初传的中国皆然。但正如一个孩子离了母胎，他的命运就不完全由父母决定了。原则上它依然是调和社会矛盾的工具，但事实上决定它的包括各种外部条件。社会矛盾是永恒存在的，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当今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矛盾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发展。宗教作为一定时代下社会矛盾的产物，它既能调和社会矛盾也能激化社会矛盾，这就决定于它的发展是否与社会发展同步。因此，并不存在佛教的昌盛就是世道的衰落一说。以历史上佛教最昌盛的时代而言，既有世局乱如麻的东晋南北朝时代，也有号称盛世昌明的唐宋时代。为什么呢？乱世人不如太平犬，乱世中的人为了寻求心灵的慰籍，往往托庇于宗教，更有许多人为了生存生计投身佛门，统治者为了自身统治需要也往往大力发展佛教，所谓南朝三百六十寺，使得佛教的发展远远超过了社会的发展，成了社会发展的阻碍。比如在人口稀少的同时，大量人丁逃入佛门，造成劳动力的严重浪费，大量土地为佛寺占有，生产资源被掠夺。大量的金铜被铸成佛像，造成货币流通的困难等等。当两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灭佛事件，企图将两者拉回同步。比如历史上最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到了社会发展昌明时代，统治者往往需要宗教来教化和奴化百姓，充当社会调和剂的作用。这个时候的佛教就往往在统治者的授意下以文化的高姿态登场，慢慢与儒道合流，表现一股繁荣鼎盛的时代气息。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佛教在东汉初年，在楚王英后沉寂多年的原因。一，因为当时的佛教刚刚传入，还必须依附于其它学术宗派生存，无力承担调和社会矛盾的责任。二，东汉初年，由于社会的相对稳定，社会矛盾冲突未激化，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也缺乏沃土。一直到东汉中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佛教和道教才相应的迅速发展。

佛教是由阿富汗传到新疆再到汉地，所以佛教一进来刘英就组建僧团祀浮屠，一直到汉恒帝时期，佛教与道教争夺位置，于是后汉书记载方士襄楷提出老子化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