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世界边缘之边缘”的西藏西部，也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在西藏历史进程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每一年夏天，在西喜马拉雅冰雪刚开始消融的季节，沿着盘亘在喜马拉雅山腰的羊肠小道，成千上万的旅行者背着沉重的行囊，徒步穿越一系列山口。这是当代世界最受仰慕的探险旅行。

这些旅行者会偶遇驱赶着羊群和牦牛的喜马拉雅牧民，正去往更高处的牧场。他们将在高山阳坡搭起黑牦牛帐篷，独自停留几个月，等到深秋时节，再返回位于河谷深处的村庄。
接下来，一年中最为触动人心的生活开始了，村庄中的精壮男人，准备好牲口和货物，留下老人和妻儿，自西藏，或者自尼泊尔、印度出发，穿越层层叠叠的山口，走向并不遥远的城镇和边境线，换回一家老小紧缺的粮食、盐巴，顺带捎回遥远世界里生产的现代化的日用品，比如塑料玩具，或者一双耐克牌球鞋。

噶尔县泽本遗址的石构遗迹。摄影 吕红亮

外部世界的熙熙攘攘的旅行者和高原上世世代代生活的居民，都没有留意到自己脚下一些形状特殊的石头，山边台地上残存的石墙，村寨里老阿妈手里纺线的纺锤，垭口矗立的巨型石头，崖壁上犹如蜂巢的洞穴，石崖上刻画图案，他们更不知道草场边上的石堆下有什么。
他们关注景观和人情、牲口和天气，经书和寺庙，但并不热心追问这片土地的无文字的过往。犹如火星一样的荒凉地表，比植被还稀疏的高原人类，使人们很容易理所当然地相信，西藏西部的本土历史相当晚，不过是随着释迦牟尼和赞普的烛光渐次普照。即便是名噪20世纪的几位伟大探险家、藏学家，如瑞典的斯文·赫定(Seven Hedin)、意大利的杜齐(G.Tucci)、苏联的罗列赫(G.N.Roerich)、德国的弗兰克（A.H.Francke），在西藏西部辗转多年，也都没能搜寻到特别有价值的线索，所以杜齐不无失望地说：“西藏考古学仍然是被忽略的一个领域” 。

在汉藏早期史书有限记载中，西藏西部这一片荒芜之地常被冠以“象雄”与“羊同”之名。
敦煌古藏文文书记载，象雄是青藏高原的十二邦国之一，曾遣使至唐。公元644年，象雄为吐蕃所灭，作为一个小邦的“象雄”并入吐蕃版图，成为中亚强国吐蕃王国的西陲。吐蕃王通过广阔的象雄旧地，北上葱岭入西域而进取中亚，南下喜马拉雅而进入南亚，构成吐蕃称雄欧亚的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环节。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分崩离析，王室后裔**衮退居阿里，其三子分封为“阿里三围”之王。这三围分别为以原拉达克的首府列城为中心的玛域，以今普兰、穆斯塘为中心的芒域、以阿里札布让为中心的古格一带，囊括了西喜马拉雅的大部分地域。在苦心经营下，旧时象雄遂成为西藏佛教复兴圣地。托林寺、古格、皮央东嘎、聂拉康等近年来诸多考古发现一再表明，西藏西部后弘期佛教艺术与克什米尔、吉尔吉特、穆斯塘等地存在密切的风格交融。崖壁上的洞窟、山顶的寺院中精美的曼陀罗和优雅的青铜佛像，都说明恶劣的环境对于国家的形成、艺术的交流都并非牢不可破的障碍。处于“世界边缘之边缘”的西藏西部，也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在西藏历史进程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这种历史地位的形成，并非可由吐蕃王国的扩张这一单一背景可以涵盖，而是具有深远的史前背景。
古如甲木寺出土的彩色图案织物。供图 李初初

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初上高原的人们在体会了缺氧、寒冷、资源缺乏后，都不仅要问，人类何时开始拓殖这一片广袤的高原？
在许多学者看来，更新世的喜马拉雅气候寒冷，甚至有大冰盖，对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人类来说，简直不可逾越，一万年前的青藏高原绝无人居住，直到全新世以后才有外来移民进入。四川大学的考古学家李永宪、霍巍等则以一项考古发现改变了这种主流认识。

1990年，霍巍、李永宪在位于日土县城以西约50公里处的夏达错东北岸湖滨采发现了近百件石器。让两位考古学家为之振奋的是，这批石器中居然有典型的“手斧”和“薄刃斧”。这两类器物，普遍见于旧大陆西侧的欧亚大陆西部和南亚次大陆，在整个东亚地区都属稀见之物，年代基本都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之前。
他们由此相信，自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已经拓殖西喜马拉雅山地。这一看法并非“破天荒”。在夏达错东北岸向西南的克什米尔、拉达克以及更遥远的尼泊尔，考古学家已经确认了一些具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旧石器。目前看来，至少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西喜马拉雅南北坡的石器工业已有着技术的交会，跨西喜马拉雅文化联系已经有迹可循。

随着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结束，以农业、陶器、定居和磨制石器出现为表征，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目前整个西藏高原已经确认有西藏东部的卡若文化、西藏中部的曲贡文化。但遗憾的是，对于西藏西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我们尚知不多。但若结合印度西北部的考古发现，这并非没有可能。
在毗邻西藏西部的南亚西北部地区，考古学家已经揭示一种分布广泛且内涵大致相近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多位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传统似乎和西藏的东部的卡若文化存在确凿的联系，如斯瓦特河谷史前墓葬中曾发现东亚地区的玉珠、克什米尔河谷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篮纹陶器、穿孔石刀、半地穴房屋、石斧等，都是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常见之物。甚至在克什米尔新石器墓葬中发现了一具蒙古人种的遗骸，这都表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中国西藏地区的接触是不容否认的，两个地区之间不一定存在人口迁移，但可能存在文化特征的渗透。

西藏西南部的一些适宜农业种植的甘干热河谷地带，可能处于跨西喜马拉雅新石器文化接触的链条上。由狮泉河南下可以到达克什米尔，自古以来就是一条沟通南亚次大陆西部与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
在高原面上，进入了象泉河谷及其支流下切形成的沟谷地带。人们常常惊讶于山前台地上长出来的村庄，四周长满青稞，遗址所在地如今还是阿里高原上的主要定居点。如皮央东嘎三处墓地就处在现札达县东嘎乡东嘎、皮央两村附近，现有居民26户，人口120人左右，生产经济状况为半农半牧，两村现有农田150余亩，分布于谷底浅坡上，现生农作物主要为大麦、青稞、乔麦、豌豆等单季作物，格布赛路遗址附近如今虽已无人居住，却是东嘎乡的夏季牧场。

在皮央·东嘎以及格布赛路，考古调查研究已经表明，墓地往往与早期居址隔沟相望，这表明当时墓葬的选址主要依附于定居地点。皮央·东嘎的遗址发现的三处墓地更构成了一较大的墓葬区域，每一墓地的规模都很大，单个墓地的数量都在百座以上，石丘封土的“可见性”保证了墓葬排列的有序。上述几处墓地无疑属于“出于一种永久性的要素”的“固定墓区”。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1～13世纪，皮央·东嘎成为了后弘期的佛教中心之一，墓地与居址所处的台地后的岩壁上是如蜂巢一般密集的佛教石窟。可见，这些墓葬地点显然选择了西藏西部地区不可多得的适宜生产的地域，而这一套有关地域空间的观念，延续恒久。类似的墓地与居址择址模式也反映在尼泊尔北部的穆斯塘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