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戈、战斧再来看看复合范，这个太重要了。中国青铜文明之高，高就高在复合范。最简单的是单范，一面就可以，用来铸钱，制作锛、凿这样的工具。但是复合范至少要用两个范合在一起铸造成一个中间有空心的东西，一般都是倒立浇铸，上面是浇铸口，浇铸成功以后一点点打磨，后来司母戊大方鼎等一切一切辉煌璀璨的东西都是这么做出来的。模范，内模外范，现在这个词在中国最具有中国特色。著名的德国汉学家雷德侯教授有一本书叫《万物》，他给你讲如何从中国人用的这些东西来看中国人的思维定式、思维取向。里面就讲到模范，只要刻好一半或者1/4，整个器物就都能做出来了。复合范与石质单范有很大的不同。石范用于很简单地做个工具之类的器物就可以了。我们的复合范是陶制的，大家知道上古中国人玩泥巴的这一套技艺是炉火纯青的。看山东的陶鬶、陶鬲，乳头状的、地瓜状的足都是用陶模子做成的。在青铜技术引进之前，几千年来人们就玩泥巴，用模子来做陶器，铜水一来往里一浇就可以了。这就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创新。从一开始的泥料制模、翻制器范、焙烧陶范，到组合芯范、浇铸铜液、破范取件、打磨加工，后面有一个庞大的集团组织管理、经营运输、做后勤保障，由此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再看看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制品——嵌绿松石铜牌饰。上面讲过绿松石龙形器背后是有机质托的，已经彻底腐烂了，但这类牌饰背后有铜托。绿松石它是切割打磨好一点点嵌进去的。我们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教授一起做工艺研究，很快会有研究性的图录出版。玉器作坊甚至都用不着建造屋顶，一块空地就可以了，所以玉作坊是很难找的。这种嵌绿松石的圆形“金镶玉”的艺术品究竟是护心镜还是铜镜，都不大清楚，我们只叫它圆形铜器。
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制品总体上看，我们感觉金玉共振是一种隐喻，以前是漫长的玉石时代，到二里头最早利用化学反应来制造出的新的一种物质，制造出礼器、工具和日常用具。青铜突然出来了，这种化学反应的瞬间成型、战争的破坏性和之前的通过物理变化琢磨玉石的缓慢优雅、持续的和平形成鲜明的对比，二里头正好处在这样一个节点。 一个历史大节点是从玉石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变化，如果以前的东西主要涉及“民生”的话，这个时候开始上升到“国计”了。王族的奢侈品作为重要礼器开始出现了，完全被他们把持。那么，王朝扩张的动力究竟是什么？按照著名学者张光直教授的分析，很有可能就是为了用于青铜器生产的铜料、铅料和锡料，对它们的攫取和占有导致了王朝的扩张。二里头文化的范围，往往超出了二里头之前那些只是在小的地理单元比如小流域和小盆地分布的区域性文化。二里岗文化有更大的扩散。最早的路应该是水路，因为水路是最好走的，只要有个竹筏木排，大量的铜锭就可以运过来。我们现在逐渐搞清楚了，一般都是在采掘现场采铜，炼成铜锭，装上去以后运到都城，在都城来铸造青铜礼器。东周时代的金文中有“金道锡行”的记载，已被我们考古发现逐渐证实。
二里头的爵与钺：金玉共振如果做王朝分界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划分，二里头、二里岗谁是夏谁是商，这都是我们圈内争论不休的事。但是冶金史专家都认为从二里头到二里岗，即便分属夏和商，它们在铸造青铜礼器的工艺上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例子是落后者打败了有文化的、文明的族群，但到最后他们在文化上却被战败者同化了。我们都知道周比商要落后得多，它是从西北起来的。甚至二里头和二里岗之间，如果是夏商更替，一旦占领二里头这个地方，那么它马上就会先把能铸造铜器的这一批工匠带走，然后为他所用。二里头和郑州商城的铸铜作坊，可能就有这样的承继关系。二里头一开始青铜爵和鼎都不太大，但后来整个青铜文明加速度地往前走。相应地，这些青铜文化也有大幅度的扩散。先看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它的东边还是岳石文化，迫使它没能进入山东地区。但是到二里岗时期中原文明就进一步向外扩张了。殷墟时期比较复杂，在好多地方向回收缩了，我们叫土著化。土著势力开始增强，虽然殷墟都邑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它所直接控制的地方缩小了，不过青铜礼器铸造技术外流，等于“泄密”了。包括三星堆文化、长江流域和关中地区的文化也可以独立制造青铜礼器了，这一下整个改变了东亚大陆的局势。从二里头时期开始，到商、西周、东周，采矿遗存大量的出现。我们看看江西瑞昌铜岭采矿遗址，它服务于整个王朝的青铜需求。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古代矿产地往往是现代矿的采掘地点。改革开放之后小作坊非常混乱，许多都被破坏了。前面已经讲过，爵和钺是礼容器和礼兵器的代表，到了殷墟时期还有仿二里头的，璧戚，本来是块璧，但是稍微一改刀，弄个刃，就成了璧形戚。戚是钺的一种。爵，现在的门神手里拿的还是爵。爵位、封官加爵等，都是中国人熟悉的东西。爵是比较具有深意的，它持续兴盛了千年以上，甚至成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这说明三千多年前的历史距我们并不遥远。鼎，九鼎、问鼎中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一到了现代人手里都有了自己的建构，像多 宝 格、中 华 九鼎 礼品、网 游等等，很不靠谱。如果有九鼎的话，那也应该是大铜方鼎之类的重器。鼎确实是中国人内心里一种大的关于政治权力的建构。司母戊大方鼎出现之前，有郑州大方鼎，在二里头已经出了小陶方鼎。做陶器时，快轮慢轮，圆形是最符合制陶工艺的，为什么还要专门费力捏成方形的，带四个把手和四个足呢？有理由相信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铜方鼎了，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郑州商城窖藏出土青铜器最后我们把视野放在中国之外。西方学者一开始只知道我们有殷墟，知道二里岗的人就不错了，后来加个二里头。再往前龙山、仰韶这些东西是不是能跟辉煌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相提并论，青铜的发达程度，社会组织的发达程度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自说自话可以，若开国际会议我们就要跟人家有共同的话语系统才行，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酋邦。如果没有一个共同话语系统的话，大家就会各说各的。接下来我们看从龙山到殷墟时代，也即二里头前后一千多年时间里，我们意识到大量的外来因素开始进入中原腹地及其周边。先前讲了东亚大陆的青铜时代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看看这些数据就知道这样一个时空差了。公元前10000年到前6000年，以地中海东岸为中心，现在的土耳其一直到伊拉克这一带有比较丰盛的冶铜遗存。然后往欧洲传播，而后大举地移向东亚，到了东亚就已经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了。比如二里头的铜牌饰是中国最早的金镶玉的饰品，最初都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向外散播的，三星堆也有，但是最近学者认为新疆有可能是最早的，从新疆到了西北和西南地区，二里头是接收端，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我们的思维必须复杂化，不能说出了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就是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做的。二里头出的中国最早的战斧，一看就是北方草原风格的，它是怎么来的？不清楚。尤其是倒勾式的铜矛，在河南淅川下王岗出的，还有陕西的、安阳的，全是西北的，没有东南的。大家看看它的源头是哪儿？在中亚地区已经非常发达了，时间偏早，它传到甘青地区，然后向二里头传播，有这样一种可能的传播路线。

二里头文化铜牌饰殷墟带四条墓道的大墓、大规模杀殉的习俗，从来不见于温文尔雅的中原土著居民。我们把商王朝引为我们的祖先，但是那时极其野蛮的，他们把羌人抓过来和牛羊一样圈养，就是为了杀殉。权杖彻底被礼乐文化圈挡住了，没有进入中原腹地，到了西安一带就被挡住了，但是它进入了中国西北。从中亚地区到中国西部，一点点这么进来。用骨头占卜的习俗和卜骨基本上也被认为应该是从西北过来的。卜骨出现在山西、陕西，我们逐渐把传播线路划了出来。这是海贝，大家传统认为应该是东南的东西，但是在整个长江流域没有发现一枚，最早是在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发现的，距今5000多年。它只产于台湾以南的南海和印度洋一带，很可能这类东西是从印度洋沿岸高加索翻山越岭的从中国的新疆、甘肃这么过来，向中原输入，到了东周地区成了货币。二里头之前文字就出现了，但这些文字都是断片的，好多已经失传了。比如说丁公陶文很有可能是东夷族已经失传的文字，在二里头有没有发现文字？我们认为没有发现，有些人认为已经发现了。这些单个符号有的像建筑，有的像麦穗，还有一二三这类数字，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含义，单个的符号是不能确认为文字的。所以甲骨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中原找到它本土出现的基础，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前二里头时代的文字发现此外，小麦最初在东亚大陆是没有的，从龙山时期开始一点点往东传。驯养的家马最早发现在殷墟时期，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整个东亚大陆都没有家马。绵羊、黄牛都是以前没有的，龙山时期一点点向中原进发，到最后成了中国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东西。甚至像二里头这样大范围管控人群的高度复杂的政治化实体究竟是“无中生有”，还是受到了外边已经比它发达的政体的影响和刺激，然后导致这种政体出来的，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秦始皇兵马俑。大家知道中国古人解剖学知识低下，人像塑造非常糟糕，抽象的东西如兽面纹还可以。兵马俑这种基于高度解剖学的东西出现了，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本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明的吗？有学者早就指出波斯帝国早于它二三百年就已经很发达了。有学者对整个欧亚大陆青铜文明的态势做了梳理。东亚大陆的马家窑文化出土有青铜刀，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公元前1500）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问题了。从青铜时代开始，一直到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之前，西北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就属于“一带一路”。在丝绸之路之前，还有一条青铜之路。回过头看东亚，加拿大著名教授崔格尔在《理解早期文明》中多有论述。从他书中给出年代看，二里头还可以往后挤压，最早还是两河、埃及、印度，然后是中国北部地区，然后是玛雅，比我们更晚的文明潮的末端。昨天有朋友问那边的一些文化因素，我们是不是受到他们一定的影响，可以说，青铜催生中国，作为外来因素的青铜冶铸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考古人正在做着不懈的努力。
通读全球文明史，尤其是欧亚大陆偏西的部分，学术界已经敢于比较明确地画线条了，但是东亚这一大片绝对不是空白，有待于中国学者在这片热土上通过自己的努力，给他们提供新的材料，我们也相信中国考古学提供的这些素材应该能够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的建构，贡献于人类文明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谢谢大家！

在距今5000年左右，青铜刀出来以后那几百年又什么都没有了，而那时，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已经进入初始期的前段了。到了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初始期后段，比二里头还要早，公元前2千纪初，已经是星火燎原的态势了。二里头开始出来的时候，欧亚草原已经进入了青铜文化发达期的前段。所以整个东亚大陆青铜的动向应该是跟内亚地区密切相关的。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林沄先生有一个比喻，整个欧亚大陆内陆的青铜文化就像一个大漩涡，向外飞洒着飞沫，因此外围一些青铜文化的产生，跟这种向外飞溅的飞沫是有关系的，当然大量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在那个时候塞伊马图尔宾诺现象已经大范围在中亚地区形成了。

但是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的青铜文化，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分布。

四-个-最-早-的进入
-青-铜-时-代，

东亚大陆

俺觉得他的一些话跟我了解到的知识有点对不上，比如：
1
【其中用骨头占卜的习俗和卜骨基本上也被认为应该是从西北过来的。卜骨出现在山西、陕西，我们逐渐把传播线路划了出来。】
——我了解的，目前最早的卜骨遗物，是在内蒙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出土的卜骨，距今约5500年。（原资料出自《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这个地方，靠近东北。
2
【这是海贝，大家传统认为应该是东南的东西，但是在整个长江流域没有发现一枚，最早是在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发现的，距今5000多年。它只产于台湾以南的南海和印度洋一带，很可能这类东西是从印度洋沿岸高加索翻山越岭的从中国的新疆、甘肃这么过来，向中原输入，到了东周地区成了货币。】
------------其它地方是否还有更早的海贝，俺不知道。但是三星堆有海贝，很难相信那不是直接从“南海、印度洋”交易而来，而要绕道高加索再从西北传到中原，最后再来到四川。而且，四川怎么也应该算长江流域吧。
先说这两条。
@昊天上帝你那里有没有资料？

二里头绝对中心论的一个必然趋势就是西来说。
吹“中原中心”的人，刚开始会拿所谓“二里头的王朝气象”来说事儿，良渚、陶寺、石峁、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后，人们认识到，跟这些大遗址一比，原来从文化辐射范围、聚落层级复杂化、墓葬的规格上来看，二里头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很多方面还远远不如，于是“王朝气象”看来是扯不下去了；
既然“中原中心”这样的历史趋势，那么总得有个“革命性”的玩意儿吧。这帮人于是开始扯青铜器。为什么呢？因为二里头有青铜作坊，看上去是中原、乃至传统“中国”范围内最早的青铜工业了。这个了不得啊，从二里头一下子进入青铜时代了，这不是很“革命”吗？为什么二里头在青铜上面能够“革命性地跃进”呢？因为青铜技术是西来的啊！这样的话，马家窑的黄铜、山东龙山文化的红铜都是“一般般”的啦。
可没过几天，又被打脸。石峁发现了青铜器和铸造青铜的石范。这可怎么玩？没关系，我们二里头有合范！这个总算够“革命”了吧！哦，还不够革命？我们二里头还有小麦、车、马、牛、羊、海贝、卜骨！这不都是“西来”的吗？因为西来，所以西北是“改革开放”的中心，中原地接西北，当然是最“革命”的啦。所以中原中心啦。
可是，我特别想问许宏老师一句：二里头不但有铜器，还有原始瓷、丝绸和漆器，为什么不是漆器、丝绸和原始瓷催生了中原王朝？哦！原来原始瓷、丝绸和漆器的起源地太湖流域以南有一个超级庞大的聚落群，光窑址的分布面积就能装下十个二里头遗址。讲这些因素，您的“中原王朝”当然自惭形秽。
我想再问许老师一句：甲骨的玩法，夏家店下层文化比二里头先进，为什么你非得提西北？其实事实很明显，因为夏家店下层也有众多的青铜器，有海贝，有美轮美奂的玉器和彩陶，在大凌河西端还有庞大的聚落群，能够装下六七个二里头。跟夏家店比起来，你“中原中心”要自惭形秽。
还有什么“解剖学低下”，所以兵马俑是外来的。这个推理，真是让人喷饭。解剖学的诞生，要晚至中世纪后期。远古时代写实艺术的发达与否，与解剖学也没有半毛钱关系。不知许老师是否忘了，红山的陶人像和仰韶的人脸造像。难道这也会让您的“中原中心”自惭形秽？

此说有点道理，私有化必然这样。但考虑到交通能力，道路，牲口，车辆，原始时代虽然可能没有政治阻隔，但实际上受限于交通传播也并不快。